“在拉线上，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工人们仅仅被训练成某道程序的专家，而很少能掌握整个工艺流程。一个人，只要足够细心和遵守纪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机械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却并非不可缺。”
我叫周琴，蔡琴的琴
在乌蒙山下，在珠江源头，有一座三山环抱、四水环绕、五湖相拥的美丽城市，这就是我的家乡——曲靖。
1997年6月份，我在曲靖的会泽县出生了。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我大姐叫周红，二姐叫周燕。说起来，我的名字取的有点随意，我老爸特别喜欢蔡琴，所以在我出生后就索性给我取名周琴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反应出老爸对我的爱和期望，希望我将来像蔡琴一样活的多姿多彩。
我和我二姐长的特别像，读五年级的时候，我二姐是在二楼、我在一楼，经常有同学把我两搞混。不过我比我二姐调皮，每天放学我都不会准时回家，而是四处跑，或去池塘边、或去山上、或去田地间。有一次我在池塘边抓蝌蚪给我老爸看到，他从树上扭下一条树枝就对着我一顿乱抽，他边抽我边哭，就这样被他从池塘抽到家里了。
我们家三姐妹都是只读了初中，大姐读到初二就辍学了，我和二姐都是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了。其实大多数农村的女孩都是初中文化水平，一方面是家里穷，另一方面是我父母觉得读书也没有那么重要。
不光是我父母有这种想法，我们这边很多人都认为读书没什么用。一个最直观的现象是，村里有很多没有上过学的人，靠打工或者做一些小生意，逐渐过上了好日子。每当过完年村里人就会拿读书人和这些没上过学的人做比较。
农村人算的账是，供一个孩子上学，从初高中六年再加大学四年，整整十年时间都要花钱；而年轻人如果从初中退学开始打工赚钱，这十年就能赚很多。一者花钱，一者赚钱，这样一算，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自然就会形成读书无用论的看法。
即使大学毕业后，一开始工资也不会太高，要到三四年后，工资才会慢慢多起来。而且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竞争也比较大，要知道每年有几百万的大学生同时找工作，这导致大学生的工资普遍也不高。这样一来，大家觉得读书更不一定有用了。
初来深圳
15年3月份，刚过完元宵，我跟着二姐来到了深圳。一下火车，我就被深圳的繁华震撼住了。这里高楼林立，纵横交错的交通设施，构成了城市的血脉和骨架，推动着深圳经济的飞速增长。下午我们坐汽车来到宝安西乡，这里已经远离了市中心的繁华，宏伟的高楼大厦已经给林立的厂房所代替。在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小旅馆，我刚到就趴在床上睡下去了，因为我太累了。在十点钟左右，二姐把我叫醒，说带我去逛逛附近的夜市，顺便吃饭。
还没到夜市，就传来了小摊小贩的吆喝声。这里充斥着烟火气、食物的香气和人潮涌动的乐趣。各色各样的小摊、各色各样的话语，嘈杂不绝于耳，却又很动听。
我对于深圳的初次印像还是不错的，但是没过几天，残酷的现实就让我必须直视真正的深圳。
第二天，二姐就带着我找工作，我们找到了一家半成品加工的小厂，总共才三十几号人，这是家黑厂，不满十八岁也可以进入。厂里包住不包吃，一个月放两天，每天十二个小时。
我和我二姐的工作是QC，即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查，和IPQC不一样的是，我们对每个货物都要进行检查，而不是抽检。
在工厂，和多姿多彩的外界完全不同。厂里没有孕妇，没有老人，也没有背包的学生，只有整齐划一的工人。这里所有人都一样，一样的表情、一样的步伐、去一样的地方、做一样的事。
四方楼房，一幢挨着一幢，像层层叠叠的灰色监狱，工人保持着劳作的姿态，紧缚在这个钢与铁的世界里，锁住了青春，也锁住了向往自由的灵魂。
流水线不会停止，只会按照固定速度向前滚动，线上的事项一旦有任何一个出现延迟，都会导致后续事项的积压，打乱整个过程，最后让事项越积越多，让你越忙越乱。
拉线就像一条条鞭子，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它鞭挞着工人们尽可能迅速的干活。干活，干活，这是工人唯一的想法。伴随着机器运转，换来的只是工人们日益疲惫的身躯和空荡荡的头脑。
进入工厂刚一个月，我们就和老板发生了冲突。前面已经说了，我和二姐的工作是QC，是对汽车遥控器外壳的检查，检查上面是否有灰尘。
为了提高效率，我们这条拉负责检查的位置都有一个铁盘，这个铁盘可以放16个遥控器外壳，这样工人就不需要一个个的检查，可以一次性检查16个，大大的节省了时间和成本。但是，铁盘是需要工人托着的，两只手托着一两个小时就会感觉到很累了，何况十二个小时。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遥控器外壳都是喷过漆的，很容易照成反光。我们在检查产品时就会感觉到刺眼，由于一直受到光线的折射，到下班我们基本上都会流眼泪。
我们厂是一家小厂，设备都比较陈旧，所以退货率也比较高。但是老板总是将问题归于我们，一旦退货，就会找到我们发脾气。
我们和老板吵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天，老板又来到车间，要我们对退货的产品进行返工。
老板：“这样的产品怎么能够放下去呢？我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在这里玩的，全部都给我拿回去返工。”
本来就累了一天了，我二姐就回应道：
“你总要给个标准和样板，经理也说这种规格的可以放进去，退货了怎么就怪在我们身上了。”
老板：“客人现在只是退货，如果是要求公司退款，我可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也要扣你们工资。”
我二姐也是个暴脾气，说到：“我也不是和你开玩笑的。”
老板瞪着我二姐，说到：“你走吧，三天后过来拿工资。”
我二姐就拉着我走，老板又说到：“我是让你走，没有让她走。”
“她是我妹妹，我带她进来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带她走。”
“如果我们厂有二十号人是你亲戚，是不是你就可以全部带走，那我还开什么厂啊。”
然后我姐就走了，当天晚上，我就去向工厂辞工了，不过我要干完这个月才可以走。
三天后，我跟着我姐去办公室结工资，但是公司少算了我姐1000多块钱，出门的时候，我姐拉着我说：“走，我们去劳动局告他。”
没过多久，经理就追上了我们，说是少算了工资，将那1000多块钱还给了我二姐。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劳动局，并意识到我们工人只有斗争才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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