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邓小平传》
作者：理查德·伊文思（西方邓小平研究专家、英国前驻华大使，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情缘。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他三度赴华任职，前后在中国生活了8年时间，与邓小平有过数次面对面接触，直接参与了香港问题谈判。）
译者: 田山
出版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3-1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策划、发动的，他对这场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人。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文化大革命”要从1966年进行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它所造成的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并且把它写入了修改后的党的章程里。但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是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不安的十年，它最终以毛泽东最激进的手下“四人帮”被逮捕而结束。
从后面这个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运动，它的特性一直不停地在变化。即使是在1969年之前，它也具备有三重性质。首先，它是一场“超级革命”，企图创造出一种被列宁视为“左倾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列宁把它称之为“左派幼稚病”)。第二，它是一场反革命的运动，目的在于打破及重建1950年代在新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很多制度。第三，它还是一场“为了革命而革命”的运动，这也是毛泽东确认的这场革命所具备的价值。
毛泽东之所以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很明显的目的。首先，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应该完全一样。这也是他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他们就能创造出任何业绩和奇迹。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他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担忧起中国年轻人的道德，因为他们不曾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他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并在制定生产目标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前往农村地区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受过次级培训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脚医生”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服务。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并且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夺回他认为的正在逐渐从他手中失落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感到很生气，因为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把邓小平所主持的书记处，形容成是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明白指出是邓小平本人“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他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身后问题。1963年时，他已经70岁。他同时也对和他同辈的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发现，他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会接替他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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