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一群向往共产主义、“当时感情上是亲苏的”日本年轻人，踊跃到苏联留学。但当他们在苏联亲身经历“苏联”的时候，却让他们产生了极大地疑虑、忧心、失望、愤怒，乃至虽在苏联留学却终究站到了毛泽东思想一边……（本文主要参考选自：1969年12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列宁曾一阵见血地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
在苏联某地一处“修养之家”的旁边，有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道：“‘所有的苏联人都享有休养的权利’——摘自苏联宪法。”但实际上得到的回答却是——“有这样的事情吗？我活到这一把年纪，那种地方可一次也没有去过。能到那种地方的，恐怕是党和政府的大人物吧！”宪法赋予“所有的苏联人”的权利，却只能是特殊人群的“大人物”享受。
一位莫斯科高级政府机构工作的中年妇女，在去捷克斯洛伐克名胜温泉修养圣地度假的时候，曾愤愤地抱怨说：“我不是讲笑话，我对这件事正非常不满意呢。……我的上司个个不是去意大利，就是去法国或者赴西德这些国家去度假，我因为职位级别低，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当她说到“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去”时候，“脸上充满了不服的表情”。她虽然有着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优越待遇，但依然怨气很大的攀比。
一位“真个好像是一头小牛似的健壮”的一家大型企业的工会干部，可以滥用手中的审批权，借口“治疗胃病”到疗养院疗养。谈及此事时，他不无炫耀地说：“我自己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我自己签一个字就一切解决了。”公权私用的坦率表白，真个是有权不使，过期作废。
性道德淫乱，在那个时代的疗休养机构里面是很普遍和时髦的。当有个别人拒绝拉皮条时，会让“有些苏联人感到奇怪”，他们会不解的问：“那么，你跑到这个地方来造做什么？”“你是个废人吗？”这难道是为有身份的人建立的“高档”的性功能检验机构吗？
在疗养院从事清洁的老年女工，工资福利待遇很低，为了弥补生活短缺，她们也赶风跟时，把工作的房间按钟点计时，租给那些幽会男女去风流。“凡是到‘疗养院’的男人莫不带着大量的金钱去”，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苏联已经属于常态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同时也道出了苏联的贫富差距和底层人生活的悲苦。
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女性，在全苏工会中央机构任电话机接线员二十多年来，当谈及疗养时说：“疗养院这个地方，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受工会雇佣的”人员。难道她不属于“所有的苏联人”中的一员？
城市人口争相扩充，尤其是大城市，“特别是莫斯科人口更是急剧上升。” “在这种情形之下，一种类似住房互助会的组织建立起来”，以便组织集合需房人员由个人筹资扩建住房……。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私有化的进程之中……。
“许多苏联人收入很低，却要付出高额的住宅费，莫不感到负担非常沉重。……对一般工人来说，是难以支持的。”这是看到的当时苏联实际情况，“这和日本有什么两样呢？这已经很难叫做社会主义了”。当时苏联号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呢？
对当时的苏联，从“表面上看好像很好，但只要深入期间调查一下，就发现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往往令人感到惊异。”有些事看似不大，但见微知著，这都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信息……。也正是这些“惊异”，使日本在苏联的一些留学生在愤怒中“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毛泽东思想”，“决心要彻底和修正主义作斗争”，“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有了认识”……
针对当时苏联的变质，毛主席曾多次苦口婆心忧心忡忡的告诫、警示我们：“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朱树松·2024年12月30日至202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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