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粟裕建议的“淮海战役”首案，中原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李达首先作出积极响应。据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忆，得悉粟裕提出“淮海战役”初步设想后，在河南宝丰县大张庄的中原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李达（邓小平在西柏坡参加中央9月会议后正在返程途中）立即就进行了研究——“差不多研究了一整天”[1]，并于次日上午致电军委与华东野战军首长：
军委并粟：
㈠粟敬七时电悉。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如能配合孙良诚各伪部之反正，则收效更大。对控制于鲁西南之四、八两纵以能进出于丰、沛、萧、砀，蹑邱兵团之后为最好，且可于南下时相机夹击援敌于淮北路东地区，同时亦可保持向西的机动，打击陇海线、鲁西南分散之敌。
㈡豫南战局迄本月止，白敌已决调七师、四十八师集结确山，昨日已到一个团，余部在二十六七两日可集结完毕。因济南已不能挽救，黄兵团不北开，必企图以全力六个师（共十二个旅以上）西进，向南阳运补给品，扑向我求战，且有可能于进驻南阳后向北推进，破坏我豫西区之中心腹地。如此着实现，对我秋季群运、屯粮、冬衣诸计划妨害甚大。因连日天雨，敌之西进当在天晴之后。
㈢我们研究上述敌情发生时，认为集中全军，歼敌于南阳附近或攻占南阳的机会已成过去，拟采取分遣歼敌方针。建议以一至两个纵队南下，配合桐柏、江汉部队先破击信阳、汉口段铁路，然后分歼分散于江汉地区之敌（如二十八师、五十二师、二十师），估计可能达成歼敌任务，并于可能时，相机攻占襄阳。刘金轩十二旅择机回陕南，争取歼灭七十九师一部，并打开汉水上游局面。我集中主力三至四个纵队，位于南阳附近，掩护南下部队之开进，并吸敌西进，待敌进至泌阳、唐河间，我主力即紧缩于舞阳、方城地区候敌改变方向回援江汉时来决定行动，或打南阳，或打驻马店，或尾敌南下，均属有利，如敌转向东北，则我亦向东向北机动均可。此一行动计划可争取在江汉歼敌一部，可保持豫西基本区，于东战场亦可配合得宜，望军委指示。
刘陈李
九月二十五日午[2]
该电除对粟裕“淮海战役”设想表示赞同外，还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建议：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的两个纵队进出于徐州以西及西北之“丰、沛、萧、砀”，以“蹑邱兵团之后”——一徐东阻击，徐西牵制，以保证华东野战军主力“夺取两淮”及打援行动的顺利进行。
对于中原野战军对华东野战军徐东作战的配合，刘陈李也有设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一部（两个纵队）破击信阳、汉口段铁路；而“主力三至四个纵队，位于南阳附近，掩护南下部队之开进，并吸敌西进，待敌进至泌阳、唐河间，我主力即紧缩于舞阳、方城地区候敌改变方向回援江汉时来决定行动，或打南阳，或打驻马店，或尾敌南下，均属有利，如敌转向东北，则我亦向东向北机动均可”。
——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担当的态度：明知敌西进将“破坏我豫西区之中心腹地”，且“对我秋季群运、屯粮、冬衣诸计划妨害甚大”，却仍然准备“吸敌西进”，拖住华中“剿总”的兵马不使其东进援徐，以自身担当困难，来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对黄百韬大打出手！也难怪国民党军在战后的总结检讨中大贩“后悔药”：“ 惜以华中剿总误中刘匪豫西佯动奸计，先期诱致第十二兵团西趋南阳，以致延误东进，造成分散。”[3]
如果华中“剿总”仍然要执意东进，刘伯承、陈毅、李达也有准备：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对有可能增援徐州的华中“剿总”之敌进行攻击。[4]
较之于粟裕的“淮海战役”首案，刘陈李的建议又更深入了一步。从而使原来设计的牵制性作战行动，从准备“敌转向东北则我向东向北机动”，以“配合东战场”（即粟案预设的淮海战役战场）的基础上，在各方讨论和战局演变和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演变，进而最终使战略意义上的“配合行动”，变成了战役格局上的“联合作战”。
这实际上是最高统帅毛泽东精心运筹的杰作——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注释
[1]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淮海战役·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2]《刘伯承、陈毅、李达同意进行淮海战役致中央军委、粟裕电（1948年9月25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1～第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3]《国民革命战史·戡乱战史·华东地区作战》第304页，[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中华民国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编印。
[4]《刘伯承、陈毅、李达同意进行淮海战役致中央军委、粟裕电（1948年9月25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1～第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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