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官商勾结”下的“权贵资本”
彭兴庭
本文是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彭兴庭11月13日在“深化国企改革对策研究”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王道生特大受贿案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在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牵涉湘民制药厂巨额国资流失。有证据显示，2000年，在王道生的斡旋下，湘民制药厂以低于固定资产评估值的价格拍卖给上市公司安塑股份下属的中圆科技有限公司，并随后转至安塑董事长何述金个人所有的新汇制药公司。这一交易中，原湘民拥有的50多个新药批号等无形资产均未计价，一块市值超过2500万元的土地亦被划拨折抵800万元的职工安置费用。
这让我联想起前一段时间的“郎顾之争”，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也不是个别现象。一位亿万富翁曾说过一段话：“今天，最有效、最快的发财致富方式，就是将国有资产变成我口袋里的钱，国家的钱实在太多了，没有谁数得清，也没有谁能看守得天衣无缝，实际上，许多看守国有资产的人并不反对把国家的钱放进我的腰包里。”好一个“并不反对”，诚如湖南省的这位副秘书长，不但不反对，反而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其背后的利益勾结可想而知。国有资产的“看门狗”变成吃里扒外的“蛀虫”，令人深思。
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曾撰文指出，当前反腐败尤其要警惕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联合的进一步加深。而从纪检监察机关近些年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官员的腐化堕落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企业从中推波助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的“官商勾结”，特别是官员与私人资本的联合，我们往往都只看到这会造成官员的腐败、国家权威的缺失，然而，笔者以为，更严重的是，它给“权贵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发酵和膨胀提供了空间。当私营企业利用自己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腐蚀政府工作人员而获得政府所赋予的合法特权时，这些有产者就会异化为“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仅仅依靠特权来达到资本的整合和聚集，并没有给社会创造出来更多的财富。而且这不但牺牲了国家法治的权威和公平正义，从本质上来讲，“权贵资本”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平等，是反市场反经济的。
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警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也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这样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从审计署前一段时间查获的大量违法违规要案来看，无论是淮河流域救灾款项的流失，还是中国交通银行辽宁锦州分行造假核销巨额贷款，除了其中令人发指的贪污腐败现象以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些违法行为都在试图“合法化”或“合理化”。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经济的衰退，权贵资本的阴影在其中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戈尔巴乔夫激烈的分权改革和俄罗斯的经济全面自由化，为权贵资本家们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但也不可避免会给“权贵资本”留下“寻租”的空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民营化浪潮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基于财政需要的结果，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机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在分权改革中很容易找到“买主”，从而成为制造权贵资本的沃土。
一个处于转轨期的社会，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的“棱镜型行政模式”，权力运行的形式主义、组织结构层面的多重性使得政府行政虽然被政治体系合法化，却并未获得公众的完全认同，遇到纠纷时，“不找市场找市长”、“不上法庭去上访”，这是过渡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设租、企业寻租就成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旅美学者钱颖一教授曾在《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一文中，首次提出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如果市场经济控制在一部分利益集团的手中，成为他们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这种市场经济无疑是一种坏的市场经济。而“权贵资本”的本质正是如此，它们通过“官商勾结”来取得市场经济中的特权，又通过这些特权在市场经济中翻云覆雨，大把捞钱后又迅速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因此，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防止滑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是市场经济建设完善过程中所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之一。
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在钱颖一教授看来，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着较为完善的法治基础，以法治来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只有当政府行为受到约束而与经济保持一定距离时，政府才能成为不偏向的第三方来支持和增进市场的有效运作。”权贵资本当然要清除，这就必然要通过健全的法治基础来限制政府在经济中设租的权力，使“权贵资本”失去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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