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22日，“贺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曾经和一位女科学家寒春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还教了她中文，后来她来到了中国。
寒春（琼·辛顿，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寒春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1945年，寒春来到芝加哥大学，进入费米领导的核子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寒春和杨振宁、李政道等青年学者一起在恩里科·费米、爱德华·泰勒等物理学家指导下学习。1948年寒春来到延安，与美国人阳早在延安结婚。此后寒春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农业领域工作，为中国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
本文是寒春、阳早传记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的第十章，这本书是作者周道远根据寒春、阳早的口述写成的。1948年初，获知自己的研究助理资金来自海军，寒春感到非常痛苦，对核物理的发展方向也有了新的认识。她决心要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中国见证革命。
今年是寒春诞辰百年，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整个核物理学领域看起来像是在进入一个无底的黑洞。
——寒春
在芝加哥的第二年，因为寒春获得了研究助理职位，所以她得以逃出了考克饶夫特·瓦尔顿加速器旁边的隔间，搬入了三楼的一间正规办公室。她与哈罗德·阿格纽同屋——就是那位在飞机上记录和拍摄了广岛和长崎毁灭的哈罗德·阿格纽。因为她花费了整整一学年，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课程，所以寒春决定利用（博士入学的）第二年来准备自己的博士资格考试——她和她三楼的同事已经计划在1948年的秋天参加他们的博士资格考试。
当寒春仍旧为她的研究而着迷，在自己领域最具创新性的方面乘风破浪时，她仍然可以感受到政治气氛的影响。
我可以看到核物理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秘密。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无法得到任何一点氘和重水来做考克饶夫特·瓦尔顿加速器实验。艾里森希望得到一点点重水来做“子弹”（进行实验），但是一滴也搞不到。但是在第二年里，当我和阿格纽同处一间办公室时，我发现大厅对面的一间屋子里堆着成箱的重水。这些重水都要运到阿贡国家实验室。同在一栋楼，我们却无法得到一滴重水来做普通实验。这不禁让我思考：“好吧，这一行和我们的期望并不一样。”
我开始意识到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发生的事情只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正在迅速消失……。在洛斯阿拉莫斯，顶尖科学家们为了他们认定的纯粹的科学探索而一起工作，来对抗法西斯主义。但在二战结束后，每个人都在嫉妒其他人；每个人都必须发表论文并且署上自己的大名；我可以看出这一切在我周围正愈演愈烈。对植物学而言，你可以爬上一座山，然后发现一种新植物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然而核物理学并不是这样。在物理研究中，机器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将人俘获。你不能决定你自己想做的实验，因为你是那个依靠经费的巨大机器的一部分。
我当时仍然在领域最前沿，但我可以看到这艘大船正在沉没。你必须从什么地方搞到钱，但是出资者显然有自己的目的。当然，除非为了自己的目的，不然也没人会捐助经费。记得有一天吃完午餐后，我和罗伯特·克里斯蒂走在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我的研究助理费用实际上来自海军。我回答：“他妈的海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
寒春和她的同事为之不懈奋斗的文官控制（Civilian Control）的假象在她周围轰然崩塌。与此同时，她的姐姐珍不断向她介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她的家庭也会待在一起讨论苏联和中国。她把自己关于政治的见解带到了芝加哥，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与费米和安德森的争论。费米不能容忍任何与科学理论和物理世界无关的讨论，他认为政治家最好在完全孤立的山顶上处理世事。安德森告诉她，年轻时在大学里持有进步主义或是左派观点是合理的，但是她总会长大的。
因为与一名公开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学生曾经有过一次无意间的交流，寒春受到了阿格纽的警告：她被告知自己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被看到和这名学生待在一起。寒春顿时惊怒交加：
我说：“搞什么鬼？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难道是思想吗？人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吗？”阿格纽则认为：如果你拿了海军提供的研究助理资金的话就不行。事态正在变成这样……，你必须准备好做那些军队和海军想要你做的事，即使现在是所谓的文官统治。
阳早的来信令寒春日益增长的幻灭感愈加幻灭。他带来了解放区故事，寒春从姐姐以及哥哥（韩丁）那里听来的故事也因此更加生动了——韩丁后来也去往了革命中国。她想要实地了解中国，她对核物理发展方向的认识也愈加清醒，这一切终于推动她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内战正酣，进入中国的大门即将关闭。她抱定决心，不要用余生“给美国政府制造越来越大当量的炸弹”，她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要趁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去中国，但万一对在中国的见闻不满，她也会为自己的学业留一条后路。
根据韩丁的建议，她给宋庆龄的秘书谭宁邦（Gerald Tannenbaum）写了一封信。他正巧将要路过芝加哥，寒春托他捎给宋庆龄一封信，但是她从中国福利会基金会得到的回复只有“请耐心等待”；内战越来越激烈，对她来说形势似乎越来越危险。不屈不挠的寒春开始给众多中国大学写信，谋求一个物理教师的职位。中国福利基金会看到了她的决心，勉强同意了她的要求，并发给了她一封聘书。
聘书在手，寒春立刻以芝加哥大学被录用到上海工作的学生的身份开始申请护照。但是，当她填到“访问目的”这一栏时，她犯了老大的难。她深知自己不能坦陈自己要“去见证中国革命”，她也知道最令人信服的应该是爱情与婚姻。咬紧牙关，寒春无奈地写下了“与未婚夫团聚并结婚”。虽然在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记录，华盛顿的护照机构也没有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做军事机密工作的记录，但寒春差点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当她去华盛顿申请护照时，她把自己的文件给了母亲在布林莫尔学院时的一位老同学——当时她正在护照机构工作。如果她知道寒春的工作经历与潜在的安全风险，寒春的中国之旅或许会告吹，但是她并没说漏。最后，寒春拿到了她的护照。
在立即预约了戈登将军号——一艘从旧金山开往上海的船——的船票后，她匆匆地联系了韩丁的女朋友史克。史克也在计划去中国见韩丁。史克告诉寒春，如果能去的话就和她一起去，但是如果她没有出现，那么寒春就自己出发。
杨振宁是第一批被她告知自己决定的人之一。杨振宁教会了她生平第一句中国话：“这是一支笔。”告知杨振宁的时候，寒春仍然小小地哭了一场。尽管她已经做好了离去的准备，但她仍旧感到撕心裂肺。她曾经为之努力的博士资格考试即将在下个秋天举行，但是那时她就没法去中国了。于是，她坚持了自己的决定。她骑上自行车去厄巴纳，与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就读的鲍勃·卡特道别。
费米，艾里森，和狂热的反共主义者爱德华·泰勒——他想先发制人对苏联发起核轰炸，都知道寒春的旅行目的地，但是他们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
他们本可以用一句话阻止我。但是，大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人们应该有自由去思考他们的追求，即使自己并不同意——CIA（中央情报局）曾经到艾里森的家里来打探我的去向，艾里森告诉他们：“关你屁事。”
与之相反，他们组织了一小群物理学家为她举办了一场欢送会，并送给她一部相机，以记录她的旅行。
寒春现在有500美元——她认为这个数额刚好足够去往中国的花销，但是她欠她的牙医大概500美元，因为他给她做了一套金质嵌体修复。考虑到自己最终回到美国时会需要这500美元，寒春把这些钱存入了银行，并告诉她的牙医，自己回来后就会付钱给他。她还通过阳早的妈妈向阳早借了500美元。寒春在三月抵达旧金山，并且在母亲的另一个朋友家借住。她在美国的最后一晚住在一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同事——意大利物理学家埃米利奥·塞格雷——的家里。塞格雷当年带她参观了自己的实验室——里面运行着他自己的回旋加速器，这机器曾如此地吸引她的想象力，并使她投身于物理学领域。
第二天早上，寒春登上了戈登将军号——一艘巨大的客运汽船，她站在栏杆前，在上船的乘客中寻找史克。客轮吹响最后一声汽笛后离岸了。史克依旧没有踪影，寒春只能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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