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文科倒闭潮”引发广泛讨论。说文科完全无用肯定是过激之言，但从我国今年电影行业的表现来看，不少文科领域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价值观的取向以及对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都需要一场深入的讨论和改革。
不过，把文艺行业的问题完全归因在普遍文化程度上也有失偏颇。文科领域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此。举个例子，虽然直接从事文化行业的人很多都是艺术录取通道，但这个行业背后传播，评审，学术背书的体系可都是正经高等教育体系出来的。就像电影领域，当下被人诟病的一些内容生产倾向跟更上层这套体系的价值观和喜好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文科领域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与社会大众和时代发展精神的脱节，与体系内部循环，自把自为，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利益阶层有很大关系。
在社会价值的失效上，一是服务对象错配。比如传媒和文化行业在美国的价值是帮助美国构建文化和传媒霸权，这自然有用。但如果在中国的作用也是帮助美国构建文化和传媒霸权，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就越来越无用了。
另外一点是跟不上时代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起前面两点，这点可能更为致命。这在AI时代到来之后表现尤其明显。
前段时间我们在文章《中美AI竞争的胜负手》中提到过，在人工智能热潮兴起后，哲学与人工智能相关研究的结合一度被寄予厚望。同时人工智能无关的哲学一度在某种层面面临被讨伐的局面。比如在我国，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些学者就借AI热潮试图对官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提出挑战。直到2018年之后OpenAI证实了算力越大模型越好的路子之后，相关哲学领域的声量才又弱了下去。
这里并不是在说哲学无用，直到今天，哲学仍然是有重要作用的学科。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面临人工智能兴起这种重大变革，哲学领域急于证明在这种变革中的指导和阐述价值。二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哲学也并不单纯跟技术有关，背后还某种程度的牵扯到了价值和意识形态观念之争。
第二个问题和前面说文化与传媒问题一样，假如今天在中国搞的一些哲学结果上是给欧美意识形态霸权张目，那它今天对社会对大众的价值何在？如何衡量？
第一个问题就是更根本性的，学科跟不上时代发展变化速度的问题。起码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不论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现象学，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讨论和介入还是很多的。但随着相关技术发展到了一力降十会的暴力阶段，哲学又会更多的退回到文化和价值批判上。比如去年我国著名哲学学者邓晓芒用存在主义聊人工智能的相关言论就被批评太过时。
比起价值观和服务对象上的不符合时代潮流，本身变得让人觉得“无用”是不少文科领域更根本性的危机。作为文科之源的哲学尚且如此，衍生的传播文化批判等领域就更容易变得语无伦次。
正好最近有个鲜活的例子，最近某知名媒体的2025新年贺词《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关于AI的相关表述让人觉得像AI在写作，引发了不少批评，甚至被人喷为“屎上雕花”。
本号的读者应该不会不了解相关媒体过往立场。实际上这个新年贺词和以往的出格言论相比，除了车轱辘话之外到说不上有啥大雷点。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喷这个新年贺词的人不少都是过往该媒体的受众群体和价值观接受者。他们认为这个贺词没价值没观点，没有过往的“深度与广度”。
然而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此。正好新闻传媒也是当下我国被重点诟病的文科领域之一。我们可以从这个学科领域来看看有些文科是怎么陷入危机的。
我们在前面总结了一些文科领域面临的三个问题。其一是体系内部循环，自把自为，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利益阶层。这在我国一些媒体阶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二是服务对象错配，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其三是跟不上时代发展变化速度，变得“无用”，而第三点又往往是前两点的结果体现。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分析对照这三点。
长期以来，一些媒体在事实上成为国内自由主义意识的某种发声筒，相当的基础就建立在这种独立阶层之上，是八十年代以来先富地区，用精英视角审判中国社会的产物，本质上是服务于精英阶层，和自以为是精英的中产阶层。在上世纪初风云激荡的中国社会中，借着北上广深颇为浩荡的城市化建设的东风，与之相匹配的媒介生态尚未建立，因此，“看见中国”，确认自己的“精英”地位成了一批人共同的精神需要。
精英话语需要的是一种失序和混沌的“现实”，即人民群众水深火热、生灵涂炭，乡县恶霸横行、民不聊生，以方便精英确认自身个城市的优越和先进，进而塑造极个别发达城市的地区意识。完成后者与“文明”的绑定。
同样，也要描写一个更加“文明”的欧美，引导读者和城市一起迈向“文明”。辅以法制、人权等名义，哭孝卖惨，凡事就往“悲剧”上靠，事情越大则越好。一举多得，收获不明就里的读者朋友的热泪，笑纳广告主们发自内心的上贡，最终赚的盆满钵满，名利双收。
在世纪之交，这并不是单独一个领域、行业的现象。比如教育界，从中诞生出来的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在课堂讲坛上以片面为深刻，把念经当思想。
如果只有这种精英意识，在那会看来倒也无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也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侧面，并也有一些努力。可一旦和权力需求结合在一块，目的是为了一种特权，那就不太妙了。一些媒体人的口号之下，往往目的是要一个绝对独立的“第四权力”。
精英意识与第四权力的合谋就此诞生了。地方要争取话语权，大学教师要宣扬理想世界、批判现实，”启蒙愚昧中国人“的成就感，发达城市的读者也要“看见中国”来证明自身的优越和文明，更何况媒体也要生存，没有曝光率就没有广告收入，没有话题性就谈不上为稻粱谋。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他们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横跨南北的庞大系统。不仅是传统的报刊发行产业，新媒体、互联网、教育和文化领域，都充斥着他们的身影。这些钱权都高度集中的行业，对一线采编人员的诱惑远甚于采访、码字这些新闻基本业务。可以说，在互联网已广泛普及，但自媒体和短视频还没完全崛起的那段时间，是这个体系内部循环的黄金岁月。
实现了内部循环自把自为，自然也就有了服务对象错配的资本。就像当下网上对中国电影行业可以不需要观众的吐槽那样，当年几次知名媒体舆论事件，如汶川时某媒体发表的知名公知朱学勤教授的“天谴论”，钓鱼岛危机时的“你不知道的石原慎太郎”，以及温州动车事故，柴静《穹顶之下》等事件时各路媒体的广泛联动，很明显这些媒体报道的动机，服务的宗旨并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因为这套体系的生计并不需要着落于服务人民群众上。
我们时常可以发现，有些人提起人民群众时常常热泪盈眶，满怀理想。一旦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味就变了。虽然表面以无冕之王，知识精英自居，实际上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利益。往往以骗廷杖的姿态要个封口费，或以”第四权力“为资本进入政商旋转门，或去象牙塔里继续念经，或作为应润尽润的筹码；
大学里以复述新闻理想谋生的老师们，张口闭口民主自由，却时常以得到了达官贵人的犒劳与奖赏为耀，引得小学妹小学弟奉为男神女神；
记者朋友时常以平民、底层自居，遇到了麻烦困扰，却不忘联系那些他们时日里看不上的“皇亲国戚”，要个小道消息，搞个特权福利。若是人脉够了，立刻脱身创业跃升富商巨贾的也不在少数；
立志于学问的，前头还在“看见中国”，等攒够了媒体经验，知道了不少黑料，马上去国外读研读博，把经历的事情，再用各种理论简单分析一遍，写几个洋老爷们都引以为豪的研究和著述。再回到接纳他们的大学里重复这些理想，重温当年的风范，实现第四权力的再生产。方便他们坐而论道，继续谈情怀谈感情，收尊重收名利。
以媒体发家的他们，论证起自己“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发声”的手段可谓花样繁多。人民是“愚昧”的，但只需要自由主义的拯救。反对者们不买自己的账，就是斯文和体面不存在了，马上抨击为敌人群起而攻之。自己这边的大佬，在自由主义的名利场里失足了，被抓住小辫子了，则是“政治迫害”“权力打压”。
部分朋友翻来覆去谈“为天地立心”，绝口不提日常车马费封口费，逢年过节企业给上贡的冰敬瓜敬果敬等各种好处，以为自己就是所有人的座上宾，凌然于众人之上。等到读者朋友们厌倦这套自由派长篇大论的说辞了，新闻没人看了，则悲叹为现实黑暗，“新闻理想”不存在了。
这就造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景观。只要和大众传播沾边的行业，都有他们的身影。确实有些人有新闻理想也有能力，郁郁不得志而出走，更多的是去那洗洗澡，过一遍水继续上市赚钱。
在长期内部循环自我孵化，和脱离时代潮流根基服务对象错配之后，不只是上面说到的这类媒体人，甚至作为人才培养机器的新闻传媒学科所构筑的专业壁垒，在新时代的冲击面前也就变得脆弱不堪。
可以说，互联网的普及带给这个文化利益阶层一段黄金时期，但随着自媒体和短视频的快速普及又让这个阶层的存在根基开始瓦解。信息垄断权力的丧失，加上流量时代关注机制的转变让一些人原本就可疑的底线和作用变得更加晦暗不清。
2024年奥运会期间，面对欧美对中国游泳对抹黑造谣时的失语暴露的是某些媒体在时代职责前的失能，某位朱姓记者说全红婵“疯疯癫癫”，“应该学好英语，不能像个白痴一样”则表明，即使到了2024年，这个行业中仍然有不少人还是没有想明白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到底该为谁服务，为什么而服务。
到了这一步，这类媒体人还可以说虽然在服务对错的错配和社会价值的贡献上已经相当违背时代潮流了，但他们还是能给一些人提供“观点”和“立场”，仍然还有相当的市场。然而面临这两年AI对传媒领域的根本性冲击，拥趸们猛然发现，曾经自己捧为金科玉律的媒体，面对AI别说还有什么观点和立场，已经完全语无伦次了。
这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AI是冷冰冰的，是技术的，媒体如果选择批判它，就要从源头，从OpenAI，从硅谷技术文化，从美国信息资本主义开始批起，这对于某些立场的媒体无疑是倒反天罡。给不出“立场”，又给不出什么AI相关的真知灼见和对普通人的指导，说多了只会更显得自己在AI面前的无知无力。最终在一通车轱辘话的鸡汤之后，普通人视之如同AI复读，特定“立场”的群体也获得不了精神满足，只能抨击其丧失了“人文关怀”。这不是丧失了“人文关怀”，而是再不改变，让自己对时代发展有用，就需要面临“临终关怀”了。
眼下，新传专业录取分数线逐年下降，毕业生普遍待遇偏低，就业困难，无非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该学的不学，不该学的学了一堆。新闻专业为满足失业的大记者们吃饭和职业再生产的需求，开了一大堆没什么用的“理想课”“情怀课”，理论理论学不深，实践活动倒开不了多少。在丧失了深入的观点表达和共识建构，沦为公式化立场化的写作之后，被AI抢夺生态位就是早晚的事。
真才实学隐入尘烟，特权意识代代传承。深度调查被弃之如履，遂成了没多少人会，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的冷门绝学。相关就业市场严重消化不良，新传学子们在考研大潮，贡献了不少考研辅导产业链价值后，又开始了考公大潮，眼看又要贡献一波考公辅导产业链价值。
在媒体端，现在市级以下电视台、纸媒，停刊的停刊，停播的停播。能发的出工资已经算龙凤，依靠给人做活动、策划公关维持生计。市级及以上半死不活，除发达地区及有行政摊派得已活路的重要单位，均面临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这虽然与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有重要的关系，但常年来为人所忽视的，便是新闻传媒行业把自己作死的“逆淘汰”之举，更不用说影视传媒这个难兄难弟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文科不能只在否定“文科无论用”和“文科关停潮”时才有用。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文科，而相关行业生产、淘汰机制应该如何转变？起码，市场化的电影行业已经到了必须给出一个答案的决定生死之年，其他领域也要居安思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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