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国家与民族：政治暴力与集体认同》一书出自格拉斯哥大学文化政策系教授菲利普·施莱辛格。该书英文版最早出版于1991年。本书致力于从不同侧面展现：英美国家如何界定国家和社会的敌人，并如何有效控制后者的形象塑造，限制其有效发声。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英国政府、警方严控BBC以及英国其他媒体，由此来应对北爱尔兰地区的“共和军”（该组织致力于实现北爱尔兰地区的独立，并重新加入爱尔兰）通过制造暴力所发起的挑战说起。
英国（以及美国）热衷于在西欧和北欧以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挑唆所谓的民主化运动。但类似的运动一旦在本国出现苗头，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当类似于北爱地区行动组织借暴力提出政治诉求的情况发生后，英国对于本国范围内的这类暴力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打击回应，正如书中谈到的，基本上拒绝跟这类行动组织谈判（哪怕对方劫持人质），限制其通过媒体提起诉求。而这类情况出现在英国以外时，不仅英国官方屡屡“拉偏架”，而且还鼓励诸如BBC等英国媒体呈现暴力组织的诉求。
甚至而言，英国、法国等通常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在运用国家垄断的暴力时非常娴熟，并擅长掩盖这类做法，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期间，法国政府频频采用酷刑。如前述的北爱运动的分子，被英国关押后，获得了所谓的“病理治疗”，其实也就是严刑逼供。如果再往前追溯，就可以发现，在民权运动中，美国FBI采取过系统性的暴力手段。这些暴力的行使，如撒切尔夫人所说，是为了捍卫“法律与秩序”。而英国政府还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明确将北爱运动组织等，悉数界定为恐怖主义，而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暴力，无论在什么程度上都是合法的。
这也意味着，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政治观念中，民主国家的秩序、合法、理性要远远胜过民主诉求，但这个等式对非英美国家就不再成立（虽然对英美国家的非民主国家盟友的暴力做法，英美国家官方通常予以立场上的回避，但很少进行过支持）。
《媒体、国家与民族：政治暴力与集体认同》书中指出，英美国家还强调，如果让“恐怖分子有意识地去利用媒体的角色”，会对自由民主政体造成倾覆式的后果。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严重后果，钳制舆论，限制媒体功能运转，就是英美国家的合理行为。
当然，英美国家进行区分型的有关界定，很大程度上与二战战后诸如巴解组织之类的擅长场景展演的政治组织崛起，并造成以色列等国家在政治上的巨大被动有关。通过限制媒体，并凸显相关政治组织对于公众安全的威胁，这事实上扩大了英美国家警方的行动空间，“创造了一种宽容的舆论氛围”。
《媒体、国家与民族：政治暴力与集体认同》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展现了英美国家在冷战时期，如何与国内的意识形态敌人进行斗争，并反过来塑造其后者形象，使之从主流的政治舆论场淡出的过程。
按照书中所述，英国警方以及军方情报部门等相关方面（在1945-1991年）都认为，在英国国内发生的所有形式的抗议，都与苏联共产主义颠覆西方的阴谋有关。正因为这样，英国官方和学界相当警惕本国高校的左翼学生，也认为右翼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因而通过系统的政治宣传，将苏联及其羽翼的东欧各国，与英国本土的左翼组织都说成是一体，然后借助对媒体的控制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展开所谓的心理战。
英国（以及美国）的政治学者在意识到消费主义潮流，包括音乐、娱乐、时尚等诱惑对于苏东集团强调的单调、有序、刻板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后，进一步强化了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偏见。比如，英美国家的电影工业出品的作品中，涉及描绘苏东集团国家民众的画面时，不允许展现笑容，因为审查者认为在物质匮乏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真诚的笑容的。这也说明在界定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群体）时，英美国家的政治学者以及当政者其实陷入了与苏东集团同类型的偏狭。
《媒体、国家与民族：政治暴力与集体认同》书中的第三部分谈到了基于偏狭的、双标式的敌友观念，英美国家从而重新构建出了两个依照不同标准和模式来运行的政治世界（正如前面提到的，非英美国家事实上在政治舆论场中被要求履行更高的道德标准），进而讨论了存在于社会集体和文化集体中的个体认同问题：
这个认同的根本问题是，经由英美国家多年来偏狭、双标式的敌友观念的塑造，英美国家民众对于原属苏东集团的欧洲国家，有着一种非常刻板的、歧视性的认知，由此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得以加速的欧洲联合，面临根系上的不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1世纪初，随着法德等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与美英分歧变得突出，后者干脆将法德等国称为“旧欧洲”，而是宣称那些在苏联解体后才一步步被纳入到欧洲体系的原东欧、东南欧国家因贴近美国立场，才是符合英美价值标准的“新欧洲”（虽然这些国家在政治运行上，更接近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拉美国家）。此举再度造成了民众的认知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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