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白云石车间的五名职工，于今年六月底开始研究荀况的著作《天论》。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工人师傅和中华书局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写出了《天论》的注释、译文、讲解和评论的初稿。
在注释《天论》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难点。这些难点象一只只拦路虎，挡住我们前进的去路。
比如，荀况讲：“唯圣人为不求知天”。粗粗一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高明的人才不求懂得“天”。后文又说：人能够“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能使“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夫是之谓知天。”意思是说：能够知道什么是该干的，什么是不该干的，这样，就能驾驭天地，使唤万物，……这就是“知天”了。
前边讲“不求知天”，后边又讲能够“知天”，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这些问题？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寻求正确的答案。
列宁教导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打开《天论》之门的钥匙。
我们对知“天”、不知“天”这个问题，进行了阶级分析。在当时，以孔孟为代表的奴隶主的复辟势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天能赏善罚恶，要人们“知天命”、“畏天命”。
孔老二自吹“五十而知天命”。孟轲叫得更欢，提出“尽心、知性、知天”，还吓唬人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样，“知天命”、“畏天命”，就成了奴隶主阶级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精神武器。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代表人物，是主张革新前进的。他从“天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出发，根本反对人们去“知”孔孟所说的“天命”、“天意”。这是对孔孟的反动说教的迎头痛击！
为了阐明他的观点，荀况在否定了“知天命”、“畏天命”以后，又提出了“知天”。这个“知天”的意思，是说人们只要正确运用自己的感觉和思维器官，对于“天”，也就是自然界，是可以认识的。
通过认识天，认识自然界，最后就可以达到“官”天地、“役”万物，达到“制天命而用之”的目的。可见，荀况的知天和不知天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既不是孔孟的唯心论，也不是不可知论。通过这样分析，对荀况的知天、不知天的问题，就弄清楚了。
我们刚刚开始研究《天论》的时候，只能理解这是古人一篇“论天”的文章，只看到荀况对于自然界所发表的积极主张，看不到别的含义。
当我们遵照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荀况的《天论》放到战国末期儒法两家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去考察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认识到，《天论》不仅在自然观上提出了许多杰出的论点，而且，就当时的政治斗争阐述了法家的主张。
荀况活动的年代，正是在商鞅变法以后的几十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十几年。这时候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斗争集中在三点上：一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二是“畏天命”，还是“制天命”；三是主张“性善论”，还是“性恶论”。
荀况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主张“法后王”、“制天命”、“性恶论”的。他的《天论》就是着重讲制天命的。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反对倒退，反对复辟。
而以孟轲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仍然非常顽固。孟轲接过孔老二的“天命论”，吹得更加神乎其神。他们鼓吹“畏天命”，实际上是要人们畏奴隶主贵族的命，鼓吹天命，是为了反革命。
同样，荀况的《天论》也不仅仅是在论“天”，全文有相当大的篇幅是从“天”论到了政治、经济问题。所以说，论“天”是为了论人，制天命不仅是为了制服自然界，主要的还是要革那些妄图复辟的奴隶主贵族的命。
列宁说：“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我国两千多年前，儒法两家在如何对待“天”这个哲学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派性的。
通过阶级分析，我们看清了儒法两家的哲学斗争的阶级实质，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凡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都是用“天”来吓唬人、欺骗人，妄图用这一套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的。
我们小组的蓝师傅，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解放前，兰师傅在门头沟背煤。那时候，煤窑里冒顶、漏水、着火是经常的事，许多工人惨死在矿井中。资本家为了更多地剥削工人，一方面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工人，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
他们除了用什么“灶神”、“财神”这些“神”来迷惑工人以外，还专门修建了“窑神庙”。每当春节前夕，就杀猪宰羊，烧香上供，搞得好不热闹。
他们说这是“替工人着想”，“祭了窑神爷，大家平安无事”。其实，他们无非是借鬼神治活人，让工人服服帖帖地为他们卖命。一切反动派都是这样自欺欺人的。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正确地评价《天论》，我们对荀况的观点，注意不去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努力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天论》中最后一段，是荀况专门讲述社会问题的。文中有这样的话：“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荀况的说法是：如果说人是欲少不欲多，是生来性善的，那么群众就无从得到教化了。这句话，是阐述他的“性恶论”的。
对于荀况的“性恶论”，我们学习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以后，作了具体的分析。
恩格斯在论述费尔巴哈的道德观的时候指出，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较起来是很肤浅的。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于“恶”的历史作用，并不是简单给以否定，而是作了正确的分析。
对于荀况的“性恶论”，也应进行具体分析。我们看到，“性恶论”是针对孟轲的“性善论”提出来的。“性善论”，是儒家所谓“仁政”的理论根据，是为维护奴隶制、复辟奴隶制所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要革新，要前进，就必然要打破奴隶主阶级的复辟舆论。“性恶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荀况的“性恶论”，不仅揭露了奴隶主阶级掠夺、凶残、淫乱的阶级本性，撕下了他们假仁假义的面纱，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孟轲的“性善论”，而且，“性恶论”本身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法治路线而提出的理论根据。
荀况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是贪得无厌的。对于人，包括那些奴隶主贵族，必须用重赏来引导，用重罚来约束。因此，施“仁政”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实行法治。
荀况的“性恶论”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而提出的理论，是要论证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用地主阶级的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是合理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当然，荀况的“性恶论”，把人性说成是先天就有追名逐利的私心，也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离开人的阶级性来抽象地谈人性。
毛主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毛主席这个论断是对人性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回答。荀况由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人性问题作出科学的阶级的分析。
他实际上是要反对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而主张新兴地主阶级的人性。所以，荀况的“性恶论”在当时起了进步作用；但也有它局限性的一面，这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
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天论》，既看到了荀况比他的前人有新贡献的一面，同时也看到《天论》这篇文章还有错误和不足的另一面。
荀况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看不到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在天命观上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就是荀况所受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的表现。对于历史和历史上的一些进步人物，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抹平；更不能不加分析，全盘肯定，一口吞。
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把被反动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指导，我们几个普通工人去研究《天论》是不可能的。党和群众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鼓励，使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我们一定努力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为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化、艺术、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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