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作家的幸运与危机
□周思明
日前，第三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又在宝安举行。参此盛会，我深深感受到文学界及政府相关部门对打工文学的厚爱与关怀。打工文学的日渐勃兴，某种意义上，也表征着劳资矛盾在城市的存在和凸显，打工文学彰显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在城市中的艰辛与困窘、挣扎和呼喊。打工文学文本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某种精神现象和心灵矛盾，展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轨迹以及城市打工群体的心路历程，它是研究20世纪末叶以降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活文化标本。正是在此意义上，打工文学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疼爱”与支持。这是所有打工文学作家、作者们的幸运。
参加论坛的打工文学作家都很年轻，他们已被视为“底层”的代言人，是在以文学的形式为打工群体争取话语权。王十月等人栖身于宝安31区，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给“贫血”的城市文学带来生机和活力，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说，也给当代文坛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因而引起评论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与关爱。
打工文学作家们笔下的人物痛苦与其说来自物质的贫困，毋宁说是来自精神的压抑，诸如身份命名的歧视、城市霸权的压迫等等。他们从现实中提炼出的意象性细节，颇具象征意味，隐喻着底层的精神诉求共性。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浇铸脆弱的希望，承受着生命之轻，生存环境恶劣，生存空间狭窄，心理生理受损，是这个底层群体的挥之不去的梦魇。王十月等人所赖以生存的宝安31区其实就是他们的写作“根据地”。但我认为，“根据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开掘根据地的资源，如何进行审美概括。现在不少论者都对“底层文学”的艺术性表示质疑，这不是空穴来风。我读了一些打工作家的文本，仍有为数不少的“作品”只能算是有着诉说要求的文学爱好者的作文。无论是写城市农民工还是写家乡人事，一些打工作者只是从概念出发，去演绎一个故事；或从先验入手，以“苦难”作为某种“论据”来图解一种底层经验；或者依从了理论界的某种说教，将笔下人物夸大或者矮化。加之语言的干瘪，语法的粗糙，结构的简单，给人以“高玉宝式”写作的感觉。
应该说，打工文学作家所从事的“打工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性写作，它不仅在思想探索上具有先锋性，而且少数成功者在审美原创上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先锋性，打工文学作家需要的不只是激情，不只是要“保持打工文学作家原有的粗砺”，不只是要故步自封地徘徊于“主流文学大门之外”并引此自豪。文学面前，人人平等。她是不应该问出身、性别、年龄以及地位、财富等等的。文学的门槛不应因为面对“苦难的打工者”而大发慈悲，降格以求。当前，打工文学作家们更需要思想创新的能力和美学整合水准的提升。由于打工文学作家们基本是以“自写自”的方式写作，就更有必要在思想认知与审美修养上超越和跳出自己，以避免落入“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狭隘怪圈，应该在“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两方面多下功夫。作家陈应松说，将来中国文学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必将会是底层文学。某种意义上，此话不无道理。重要的是，打工文学作家们亟待在精神向度与审美向度上强悍起来。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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