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对抗战中军统的“侠义之风”研究本意可能是想从传统文化和古典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戴笠管理军统的一些思路，但我却从叶文心的论述中看到today一些事的一面小镜子，虽然是一小面哈哈镜。
01
戴笠被西媒称为“中国的希姆莱”，他利用《三国演义》和《水浒》等小说中的豪侠之风、仁义忠孝之类的语言来给军统特工进行洗脑生死战。而这最早是“微操达人”蒋介石在组建军统时告诉戴笠的。
戴笠在管理军统中就坚持必须建立与忠孝仁义传统信念相吻合的组织体系，还用中国式语言来表述这些观念，他对部下说：
“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
“我们的同志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以互忠互信为纽带。”
军统局的科层化使工作关系得以正规，但它并没能取代以往的兄弟义气，也没有改变戴笠的政治文化观念。戴笠给军统内刊题名为《家风》，俨然以封建家长的身份办理局务。军统组织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对个人行为严加约束。他援引《汉书》中的名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禁止部下在抗战时期结婚。他制定纪律严禁吸烟、赌博、打麻将之类的不良行为。违犯内部纪律的人通常被单独关禁闭，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违犯局规遭到处决。这种死刑称之为“殉法”，是一种“殉难”的形式，以确保军统局内部严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军统人员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他不断提醒他们，加入秘密组织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做出完全的牺牲，就像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力行社“革命战士”那样。
戴笠承认他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个人忠于蒋介石的绝对重要性。这样，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绝对效忠于他。在戴笠看来，军统的任务就是当蒋介石的“耳目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主子的要求，甘为领袖效大马之劳。
自然了，如此强调上下级之间这种垂直的忠诚，也就意味着同志之间横向的手足情义要大打折扣，甚至在特务处内部也是如此。虽然家族内的父子之道与兄弟之情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必相悖，但考虑到军统这样一个特务机构的性质，要在垂直的忠诚和横向的义务关系之间摆正轴心的位置自有其重要的含义。忠孝之道，走向极端就会在领导和集体面前彻底抹杀自我。兄弟情义，则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乃至于自主。
如此看来，戴笠和他的部下所崇奉的观念其潜在的自相矛盾都是理不清的。
02
不过正是因为自我抹杀(有时甚至是自我贬斥)，戴笠才成功地赢得了蒋介石的基本信任。蒋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须甘当“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似非而是的结果就是自我抹杀乃至于完全丧失自我，这样却使戴等通过掌有秘密权力，反而为他打开了自我扩张的大道。这种做法所付的代价和所得的补偿都相当大。结拜兄弟之间的行为准则与家规族法的内在矛盾，横向的义气与垂直的忠孝的内在矛盾会导致一种模糊的关系，产生不同的秩序问题。
戴笠是利用这种模糊关系的高手。他是军统局内务的主要仲裁人，他对局规的解释对部下可谓是生死攸关。但戴笠素爱宣扬的传统兄弟义气本身对他那种生死予夺的权力也有一点的约束。其约束力体现在戴笠不能为了权宜之计而背信弃义。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有充满神秘色彩和英雄主义的刘戈青事件，另一方面又会发生如王天木叛逃这样双重或三重的叛逆行为。这些都使戴笠处理部属行动的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网罗第一线的特工时，戴笠要找的对象是受过国术训练的人，就像《史记》和通俗小说所描述的那种放浪不羁敢做敢为的游侠。他把功夫大师请到军统局内，作为活生生的典范，就像当时十分流行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中的英雄豪杰那样。为了寻找江湖好汉，特务处深入穷乡僻壤，在浙江的山区嵊县和汉水上游的襄阳等地招兵买马。这些地区以穷山恶水土匪游民而出名，流传着武侠豪杰绿林好汉仗义行道的故事。
戴笠在组织特工核心成员时很注重其出身籍贯，然后工于心计地利用其亲朋好友同学老乡的私人关系来扩招特务。在还没开办军统训练班前戴笠就尤其讲究这种关系。由于戴笠十分倚重这些亲友老乡关系，他的男女部属主要来自浙江、广东和湖南三大省份。
抗战爆发之时，军统这种基于个人忠诚和特殊关系的团结就受到严峻考验。
03
这些就集中体现了军统组织氛围内的主要矛盾：要求个人通过家族式的组织关系来追随先辈，继承遗志，求得不朽。而这一切都是抽象的、非个人化的。它既所必备的自主和勇猛，又需要英雄偶像、强调个人牺牲。
戴笠要求个人放弃独立思考，乃至放弃个人的道德自主。这与他平时给特务们洗脑推崇的历史传奇中的游侠精神相抵触。军统在成为正式的情报组织后，兄弟之道仍然很有市场，戴笠也非常想利用这一点来笼络人心。但在赞美传统式英雄和无名英雄时戴笠混淆了两者的目的和立场。他想利用这两种象征来肆意上下其手。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其中的矛盾和含糊之处。他的部下也不是傻子，多少都看出他的口是心非。所以他们公开声称敬佩戴笠的人格，但却在不停地揣摩他的阴暗心理和真实想法。
戴笠并不是西媒口中的“中国的希姆莱”，他的所作所为颇具象征性和代表性。但他根本不是一个仁至义尽的“儒将”，并不是他的崇拜者和粉丝们后来所想描绘的那种形象。戴笠公开声称推崇仁义之道，但实际上又对由此产生的矛盾巧加利用。他的内心深处是个异常矛盾的世界，其阴暗面也存在着迫害和出卖这类可怖的可能性。戴笠的一些部下后来在回忆录中把军统美化成一个英雄辈出的世界，把自己描绘成保国安民奋勇抗战的当代奇侠，为了表明他们对其理想化的首领的忠诚，他们把戴笠描绘成“一家之长”这种企图使这些圣徒式滤镜回忆的作者把自己变成了民国版武侠小说家。
其实，这种在道义上的搞暖昧正是戴笠操纵军统的一个关键所在，任何刻意美化终究都是白费力气的。
比如在陈恭澍看来有足够的线索表明军统中就存在着不少为人不知的神秘的谜团。比如对王天风叛逃一事陈恭澍就回忆说：
“虽然只有两三个人叛逃，但是出卖行为却是空前的。我们面对着极为复杂难解的形势……会不会是反间谍部门精心策划旨在长远的韬晦之计，天木只不过是这场悲剧中的一个主角?”
我想，陈恭澍想说的话应该是戴笠甚至是戴笠背后的人是否参与其中，心照不宣地任凭部下流血牺牲吧？他们为什么会策划如此残忍的阴谋而置他们日常挂在口中的仁义于不顾呢?而这，真的只有王天风事件么？
虽只是一家之言，但也足以让后人找到军统或者说是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了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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