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西元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之事，“改开”后“主流”话语指责为“错误”。 对此，看看那部电影，认真思考一下，应该有所判断。
电影《武训传》是西元1950年公映的。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是：清朝末年，穷苦乡民武训因不识字而饱受有钱人欺凌压榨，于是产生了要“办一个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院”的想法。为此，他四处乞讨，甚至不惜爬在地上给人当马骑，让别人把自己打得翻来滚去……总之是卑躬屈膝，逆来顺受，以可怜的笑脸讨得一点儿施舍。如此这般数十年，他攒够了办学的经费，在“德高望重”的杨进士门前跪求了三天，终于建起了义学，让穷孩子们来免费上学，而他自己仍然破衣烂衫出外乞讨……
看得出来，虽然开头和结尾加上了新中国女教师讲述武训故事并“颂扬劳动人民”的帽子和尾巴，但整部影片的基调是赞颂武训的。看完电影，令人心情很压抑，因为影片提供给观众的“希望”似乎只在于那低声下气、猥琐可怜的乞求，这无法令人感动，更谈不上使人振奋。《武训传》在艺术性方面乏善可陈，思想性方面则有严重谬误，的确不是一部好电影。
这部令人压抑的电影虽然在解放后公映，但其剧本和主题的确定是在解放前，有思想性方面的问题似乎难免，本来也不值得过于关注。然而，西元1950年底《武训传》公开上映后，京、津、沪等地主要报刊杂志上相关文章对之“好评如潮”，有的甚至把影片中武训的行为与“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这引起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他观看该片后，经反复思考，修改了胡乔木起草的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中，毛泽东主席加写了一段文字：“《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现在看来，这些话的语气和用词或许有点儿过于“咄咄逼人”，但平心而论，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电影《武训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是深刻的，是高瞻远瞩的。
“新文化运动”以降，国内许多政治、文化“精英”自觉不自觉地拜倒在西方面前，隐晦甚至公开地贬低中华民族、宣扬崇洋媚外，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西方帝国主义身上。电影《武训传》所表现的武训动辄下跪乞求、逆来顺受，隐隐然折射出这种心态和思维的影子，而电影上映后报刊杂志的一片吹捧鼓噪更反映出严重问题。所以，毛泽东主席说它“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承认或者容忍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可谓一针见血。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亟需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自立自信自强建设国家并反击外敌，《武训传》所透露的那种心态是极为有害的，在当时，毛泽东主席借此发起讨论或曰“批判”是非常及时的，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是应该的。
“改开”以后，在文化“精英”们之中掀起的为《武训传》“平反”的浪潮，其中有的是真的相信“政治不要干预文化艺术”，有的则实际上是某种否定新中国历史的图谋的组成部分。据说“被视为《武训传》平反的转折点”的是西元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文章。胡乔木是不是真的那样说了？无法确认。如果他真的说了，如果他还存有革命初心，那么面对以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艺术领域沉渣泛起的状况，他应该有所自省与反思。
电影《武训传》不是一部有益的影片，当年对它的“批判”利大于弊，不存在“平反”的问题。现在将它“解禁”，让大家都看看它，也许更能帮助人们理解新中国前期的政治运动，反思四十年夺来的某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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