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唐时期的大文学家韩愈，号召"文以载道"，即写文章不要追求音律对仗和词藻华丽，而是要用文章来表达"道"。
道可以是圣人训诫，可以是世间规律，也可以是批判现实、分析时事。
总而言之，写文章要言之有物。
韩愈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里，开篇第一句就写到："右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
长安周围的县，夏天遭遇大旱，秋天又遇到早霜，导致农民们受到极大的损失，收成和种子相比，不足十分之一。
这就是直面现实问题。
《论佛骨表》里说的更直接："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佛是外国夷狄，衣服、语言、习俗都和中国不一样，皇帝您大张旗鼓的奉迎佛骨舍利，可不是什么好事啊。以后要戒骄戒躁，以中国为主，千万别西化了。
这就是韩愈的文以载道。
每篇文章都在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传递自己的思想，所以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两百年后，欧阳修读到韩愈的文章，立即继承了韩愈的文学路线。
欧阳修能读到韩愈的文章，其实非常偶然。
欧阳修家境不好，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便跟着母亲到湖北随州投奔叔叔欧阳晔，然后就在随州的李姓人家，读到六卷《昌黎先生文集》。
那年欧阳修年仅十岁，但从此以后，韩愈成为欧阳修的精神领袖。
在苏轼的《颍州祭欧阳文忠公》里有两句话："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短短八个字，道尽了欧阳修的文学路线，可谓是直接继承了韩愈的"文以载道。"
就像最近的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里，欧阳修对苏轼说：
"此笔赠予你，去写清风明月，宇宙蜉蝣，去写金戈铁马，来往古今。这天下的斯文正气，大道和人心，都在等着你苏子瞻放眼去看，挥毫去写。"
正因为韩愈、欧阳修、苏轼都能"文以载道"，故而写出一系列千古奇文，青史留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不朽者。
2
教员的文风，其实也是学自韩愈。
1913年，教员经过半年的自学生涯以后，考入湖南一师。此时的教员，非常推崇梁启超，写文章也是尽量模仿梁启超，但国文教员袁仲谦说：
"你的文章像新闻记者的手笔，写文章不应该学梁启超，而是要学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韩昌黎。"
于是，教员花钱买了一套《昌黎先生集》，苦心孤诣的研究了很长时间，从词汇、句子、章节到全文，教员一点一点的扣，先了解大意，然后再反复阅读背诵，直到烂熟于胸为止。
而且教员准备了一套笔记本，起名为《讲堂录》，记录的内容包括哲学、史地、古诗文、治国、处事等等，但这些内容占的篇幅并不多，《讲堂录》将近一半的内容，都是教员读韩愈的笔记。
从此以后，教员的文风逐渐变得洋洋洒洒、大开大合，颇有高山流水一泻千里之势。
后来教员和斯诺说到：
"袁大胡子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有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新中国成立后，教员还给去世二十多年的袁仲谦，撰写了墓碑，以示感激。
当然，教员也继承了韩愈的"文以载道"文学路线。
湖南一师毕业不久，教员便和同学们办报纸，但因为文风过于辛辣、观点过于犀利，很快就被当局给查禁了。
正好，另外一些同学也在办报纸，便把教员请过去，让他接手。
这家报纸原本是讲教育的，希望通过改革教育进而改革社会，这在当时是不错的切入点。
但问题是，原先办报纸的同学们，不敢触碰真正的教育问题，也不敢触碰和政治相关的话题。
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既不敢谈真正存在的教育问题，又不敢谈政治，可想而知，这家报纸一直办的不温不火，销量怎么都提不起来。
于是教员过来之后，决定重新修订办报宗旨——
观点要犀利。
立场要鲜明。
走访调查学校和学生家庭，分析教育问题出在哪里。
额外增加一些社会时评，激发读者的购买欲望。
经过教员的一番整顿，这家报纸焕发了新生，销量从以前的不到五百份，短短两个月时间便暴涨到三千份。
这是教员"文以载道"的初次尝试。
当然，这份刚有起色的报纸，很快也被查禁了。
再往后，教员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刊词中的几句话非常震撼——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教员给《湘江评论》定下的宗旨很简单，宣传最新思潮、报道国内外最新形势、评论刚发生的社会热点。根据这样的宗旨，教员短时间内写出四十多篇文章，反响非常热烈。
尤其是《民众的大联合》里，教员直截了当的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的，但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同样是文以载道。
3
1920年代以后，教员开始投身革命，很少亲自办报纸了，但因为要分析革命问题、解决革命问题，教员写出一系列彪炳千古的文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教员用朴实的文章，载了中国社会的道。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教员徒步行走700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用这五个县的现状和数据，窥探到全国农村的基本情况。
《反对本本主义》，告诉革命同志们，什么才是正确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的是敌强我弱的背景下，到底如何赢得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
《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方略。
《矛盾论》和《实践论》讲了世界运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做，才能利用世界运行的规律，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直到《论联合政府》，给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描绘了基本蓝图。
教员的每篇文章都是经过大量调研才写出来，故而是言之有物的，文章里写到的问题和提出的办法，都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
文以载道，教员坚持了一辈子。
正因为如此，教员的文章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他才能带领党组织和人民军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到建立起新中国。
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
教员以立言来立身，进而完成立功的宏图伟业，又因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基本要求，教员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爱戴，便完成了立德。
凭借这样的功业，教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近代百年的史册里，成为中国最黑暗的岁月里最闪耀的那颗星。
他便化为不朽之人。
但这不够，远远不够。
近代百年的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太多了。
传播新思想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可以凭借立言、立功称为不朽。南征北战数十年的彭德怀和林彪、粟裕等人，可以凭借立功称为不朽。甚至雷锋、时传祥、王进喜可以凭借立德称为不朽。
教员比他们的地位更高、更闪耀，但事实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真正让教员大不朽的，是教员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的人。
例如在1976年，中央把教员最近三个月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经教员认可以后发表出来，取名为《毛主席重要指示》：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自己代表了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老同志却不想前进了，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他们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这篇文章是面向未来的，说是教员留下的政治遗嘱，也不为过。
正因为教员是面向未来的，那么未来的革命者、受压迫者、小官、学生和工农兵就能从教员的文章里找到依据，然后扛起教员的大旗，向他们所处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发难。
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教员的思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教员的文章。
此时的教员，便打通时间和空间的壁垒，化身为一个真正的不朽者。
这才是真正的大不朽。
早在1917年的时候，有次教员和张昆弟到湘江游泳，晚上住在蔡和森家里，他们聊天的时候，教员发出一番感慨：
"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教员期盼的这个人没有出现，反而是他自己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奋斗，成为一个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了中国人的旧思想，并将不断的开发中国人的新思想。
如此功业，亦可称为大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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