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小说”作为十七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
它在80年代作为一个历史幽灵“消沉”了，又在80年代末“复活”了，并获得了可见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文化视野里。首先是“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1995 年至 1999年间,《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一大批“革命历史小说”重版,成为发行量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册的畅销书。此后是持续不断的“红色经典”重拍热,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都被重拍为影视剧,其中有的作品还有多种版本。
国家广电总局1990年还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办公室”负责审批、立项此类题材的创作。此类创作主要以影视剧最为突出,也最有影响，经影视剧本改编的长篇小说也有不错的发行量。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大决战》《长征》《日出东方》《新四军》《延安颂》《太行山上》。1994年“主旋律”工程正式启动之后，它成为“主旋律”创作的最为重要的部分。
还有一批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现。比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及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等成为受到官方欢迎的流行文化现象。
不过，这种“重来”,并非是对“革命历史小说”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它的一种借用与改写，其所承担的历史文化使命、传达的意识形态，虽然还有某种延续性，但事实上却已具有了深刻的内在差异。
革命历史文学的“复活”，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时代语境的巨变生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
90年代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是一种区别于以往的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意识形态。一方面，它仍将维护曾经的革命理想与价值观——它无法回避这份精神与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在新的市场社会中,国家的施政理念与社会理想已出现重大变化,对社会主义经典命题如公平正义、人民民主、资本主义等都有了新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合法性基础已部分转移到实现经济增长与维护国家稳定上来。所以，发展、再发展的美好前景及安定团结将是它的重心。
在这种意识形态转向的背景下，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资源在当下语境中的复活，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延续了旧有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了现实秩序(改开以来的历史)革命性的合法起源；另一方面，它又精心地淡化了那些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模式与现实秩序不相融的部分(对纯洁的革命理想的追求，实现阶级平等等政治诉求)。但处理起来，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有时就会比较紧张，这就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留下了投影。即,一方面,它重申了自己作为革命历史的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暗中拒绝了革命遗产的内在价值——“告别革命”。
“新革命历史小说”传达的正是一种与旧有的意识形态大为不同的对革命历史的想象。
想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何在今天的“新时代”仍在大加讲述革命历史同时又以新的方式重述革命历史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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