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把底层贱民融入到帝王将相叙事之中，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社会内容、人物形象和文学价值，而且体现了民人一体、共同创造历史的历史观。
古代世界，全球各地的族群都相信人类是神灵的造物，进而相信人类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前途，都是由神灵决定的。基督教世界的上帝说、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和“奉天承运”的政治命题，都是这种观念的文化表现。
以这种古代观念为背景来考察《史记》，发现有两点特别难得。
一是司马迁摆脱神灵创造并主宰人类历史的观念，非常明确地以人类自身作为历史的主体，而不像《旧约》《新约》等外族古代文献那样，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置于神灵的支配之下。许多人把中国古代文化认定为“人文文化”，这在《史记》和司马迁的思想世界得到了典型体现。
二是司马迁摆脱帝王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在叙述帝王将相等英雄人物事迹的同时，叙述了大量底层小民的情感、行为、功勋和精神世界，从而建构了民人共同创造历史、共同主导人类命运的历史观。
顺便补充一句。在孔子时代，对上层人物和底层群体有不同的命名，帝王将相公卿士大夫名称为“人”，底层作田种地造船盖房的老百姓名称为“民”，还有一些地位更低的、没有“国民待遇”的卑贱群体名称为“奴、婢、仆、隶”(一般语境中，奴婢仆也包含在“民”之中)。在《论语》中，孔子对“人”和“民”区分得很清楚。夏商周三代德政，是以礼约人，以法(刑)治民。“民”在上古语境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史记》给底层小民以相当的关注和描述，把他们看作创造历史的主体之一，这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革命意义。
当然，我们没必要拔高司马迁的思想，非得说他具有“人民史观”。《史记》在结构上，还是体现了古代帝王史观。本纪、世家、列传的体例，就是为了有效承载帝王史观、英雄史观所支配的叙事内容。但是，司马迁没有将《史记》写成内容单一的帝王将相专史，他在承袭古人观念的同时，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并把民人共同创造历史的观念，点点滴滴地渗入到《史记》的各个角落。
司马迁上智下愚的观念不是那么顽固，他对帝王将相也能居高临下地审视，常有批评指责，对底层贱民也能正视其才华、品德和功勋。
豫让(门客《刺客列传》)
侯赢(看门人《魏公子列传》)
朱亥(屠夫《魏公子列传》)
毛公(赌场小厮《魏公子列传》)
薛公(卖浆者《魏公子列传》)
毛遂(贫寒门客《平原君列传》)
冯驩(门客《孟尝君列传》)
李同(门客《平原君虞卿列传》)
楚国猎夫(《楚世家》)
郭解(侠客《游侠列传》)
聂政(屠夫《刺客列传》)
聂荣(聂政姐《刺客列传》)
田光(处士《刺客列传》)
荆轲(流民《刺客列传》)
高渐离(狗屠《刺客列传》)
优孟(戏子《滑稽列传》)
优旃(戏子《滑稽列传》)
甘罗(十二岁少年《樗里子甘茂列传》)
舍人儿年十三(少年《项羽本纪》)
厮养卒(伙夫《张耳陈余列传》)
秦越人(宾馆主事《扁鹊仓公列传》)
缇萦(民女《扁鹊仓公列传》)
这些身份卑微的人，他们的故事繁简不一，但个个堪称德才昭彰，得到司马迁的关注和礼赞。
伊尹(陪嫁奴、厨子《殷本纪》)
傅说(苦役犯《殷本纪》)
管仲(小商贩《管晏列传》)
田单(市场管理小厮《田单列传》)
张仪(寒门《张仪列传》)
苏秦(寒门《苏秦列传》)
范雎(寒门《范雎蔡泽列传》)
吕不韦(商人《吕不韦列传》)
李斯(郡小吏《李斯列传》)
陈胜(戍卒《陈涉世家》)
吴广(戍卒《陈涉世家》)
刘邦(亭长《高祖本纪》)
吕后(民女《吕后本纪》)
娄敬(刘敬，普通车兵《刘敬叔孙通列传》)
周勃(手工人兼丧役《绛侯周勃世家》)
陈平(无业《陈丞相世家》)
郦食其(看门人《郦生陆贾列传》)
郦商(贫民《樊郦滕灌列传》)
樊哙(狗屠《樊郦滕灌列传》)
夏侯婴(车夫《樊郦滕灌列传》)
灌婴(小商贩《樊郦滕灌列传》)
黥布(盗贼《黥布列传》)
彭越(渔民《魏豹彭越列传》)
韩信(游民《淮阴侯列传》)
栾布(酒店小厮、奴《季布栾布列传》)
窦太后(民女《外戚世家》)
卫绾(杂技人《万石张叔列传》)
卜式(牧羊孤儿《平准书》)
公孙弘(狱卒《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些来自底层的人物，因为功勋卓著，渐成显赫人物，对历史产生了或大或小影响，更是受到司马迁的肯定。由此可窥司马迁对卑贱小人物少有歧视。
（原载经崖国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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