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杀寇勇，长缨舞秋风。
苍龙盘山阔，世代华夏丰。
实际上，长征，已经是1946-1949年国共之争的第一版了。也就是说，长征，并不是单纯的我党二万里“大迁徙”，而是国共内战的演绎。是我党与国民党以由江西北上贵州、云南、四川为移动战场的博弈，是双方真枪实弹的正面交锋。
但是由于我党主要的是通过这样炮火下的大转移，走出生天，这让重生的意义大于内战队意义。且当时我党尚处弱小，不受关注，因此，这一期间的国共较量的意义往往受到轻视。
总体上，这次长征中，三次渡河是跳出蒋介石集团包围圈的非常重要节点。第一次“四渡赤水”，是摆脱包围贵州的包围圈。第二次“渡金沙江”，是摆脱集结云贵的包围圈，暂时得以把蒋集团的主力军甩在身后。但是好景不长，四川仍有蒋集团大批地方兵力，蒋正命令其迅速向泸定桥集结。这使第三次“大渡河”，成为能否真正逃出生天的最后也是最关键一役。
伟人结合实况火速派出先头部队赶在敌军主力抵达泸定桥，他们凭着惊人的毅力，我军将士率先夺取了泸定桥的控制权。再在全军合力下渡过大渡河。继后越过大雪山夹金山，才真正意义上的摆脱蒋集团的“天罗地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长征实际也是在为王明、博古决策及路线错误而买单。只因伟人那位老人家慈悲，在革命胜利以后，并未把这样的错误定性为一种罪责，对他们没有真正意义的惩处，只是自我检讨。所以他们的过错额严重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被太多人认识。但当我们在回看这段历史时，不应该忘记。
今天，我们再展开谈谈长征，重点说一下张国焘。原来，在长征过程中，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在西川建立根据地，最大的功臣并不是张本人，而是徐向前。也就是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徐向前善于领兵打仗，是他带着将士突围敌军，扩大根据地的结果。
1932年，原本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是仅次于江西苏区的工农红军另一主力。在徐向前的正确指挥下，从1933年2月到6月，以历时四个月的激烈战斗，获得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红四方面军由此迅速扩大到四万人，根据地也以通南巴为中心，扩展到三万平方公里，人口逾两百万人。
当地军阀慑于红军的威力(实则徐向前带领的红军威力)，敌我达成了几足鼎立的“和平”对峙状态。可以说，红四方面军用其顽强而惨烈的战斗迎来了“可喜”的稳定时期。
可就在这时候，张国焘要通过“肃反”运动，排除异己。他此种所谓肃反运动，完全出于私己之利，跟伟人出于改造和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的大公之心截然不同。他将他的“政敌”或者反对者打成右派，或入狱或杀害，心胸之狭窄，手段之残暴，让人不齿。
相比之下，在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伟人已是慈悲之典范。他从未这样对待过“政敌”。他从不杀一兵一卒，哪怕曾经让他吃过许多苦头的对手。即使对右派，也是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那些在“肃反”运动过程中，被冤枉或者被迫害的人，更多被变相利用所致。并非他老人家的本意。
不过，这里实则要说的是，张国焘，是无才之人。亦是残暴之人。他的野心又很大。后来，他欲立己为另一个权力中心，与伟人抗衡(虽然他那时还只是手握不足万把兵力的“弱势群体”而被看不起)，实乃贻笑大方。天意不站在他这一边。
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没有大德，是很难承担大任的。张国焘，实在是此类人物。由于他的存在，红四方面军早在川陕根据地，在突围蒋集团的围剿过程中，几番错过扩大势力范围的良机。更由于他的存在，中国人民差点错失逆风翻盘，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当家做主的机会。
再回到战场。被迫转入长征以后，1935年1月，伟人刚取得军事领导权。在他的带领下，中央红军正准备由贵州北部，经四川南部，渡过长江转入四川。所以他给红四方面军电报，希望在川滇黔边会师建立根据地。故建议其南下西进，进入四川西充南充，与红一方面军配合。经过集体讨论，红四方面军决定撤出原本已建立的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进入四川。
到了4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乌江，经贵州、云南直向川西进军。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该指示说：“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也就是说，到川西建立根据地，是伟人最初的想法。依此计划，红四方面军也悉数转移至此地，并先于中央红军抵达。不久后，两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但在两军会师前后，发现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高地瘠，贫穷落后，给养困难，又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那么应该何去何从呢?应该建立怎样的根据地呢?应该走怎样的战略路线呢?伟人调整策略，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于是电报张国焘：
……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闲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但是张国焘并不同意，他想做西川王，或者蜀汉之王。贪图此地易守难攻的地险和自然物产丰富。不以长远的拯救苍生黎民计。当然，他也未必有伟人的历史眼光，能看出来这里地理位置的绝对劣势。
就这样，是南下还是北上，在这里，几经拉扯，我军错失迅速北上抢得主动权的先机。更甚的，险些陷入两军暴力夺权分裂的危险境地。若不是那么偶然的机会，让中央红军提前知道张的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
后来张国焘的命运，印证了他的心术不正最终导向的命运。不过，他万幸的是，“政治对手”是那位老人家。否则，十个他都难以善终。
所以说，确实是“行大道者天助之”。伟人之所以成为那最高领袖，实在是历史选择出来的结果，是依天理，顺民心，行大道，天选之助之。王明不行。张国焘更不行。蒋介石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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