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日本政府、右翼以及一些媒体却无视这一事实，多年来不断制造事端，日本国内民族主义者和部分媒体煽风点火，最终成为日本政府妄图窃取中国钓鱼岛的马前卒。
日前在华盛顿大放“购岛”厥词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是其中一位。而钓鱼岛部分岛屿的所谓“卖家”栗原家族，以及更早期的所谓“岛主”古贺家族，亦不过是日本政府非法侵占中国领土棋盘中的一颗棋子。
内务省曾令冲绳县厅在岛上建标桩
日本外务省在其网页上公布“关于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报注)领有权的基本见解”中说，“自一八八五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在内阁会议(‘阁议’)上决定在岛上建立标桩，以正式编入我国领土之内。从那时以来，在历史上尖阁诸岛便成为我国领土南西诸岛的一部分，并且不包含在根据一八九五年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由清朝割让给我国的台湾及澎湖诸岛之内。”但这些理由，在日本学者井上清看来全部“有懈可击”。
在井上清所著《钓鱼诸岛的历史解明——“尖阁”列岛》一书中，明确予以反驳。井上清说，为了发动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日本天皇政府很早就确定了重视琉球、独占琉球全岛的方针。并在1885年将独占琉球与中国本土之间的钓鱼诸岛也纳入视野。
而在更早的1879年，福冈县出身的古贺辰四郎移居到那霸(现为冲绳县县厅所在地)，开始在冲绳近海采集海产品并做出口贸易。1885年，古贺航行到“久场岛”(即钓鱼岛)，发现岛上有大量信天翁，他认为靠贩卖信天翁羽毛可以赚大钱，回到那霸后，他向冲绳县厅提出了土地借贷申请。
井上清分析，看起来好像是冲绳县厅接到古贺申请后才向日本政府申请把“久场岛”作为日本领土，而实际上日本内务省早就想将钓鱼岛占为己有，并秘密命令冲绳县厅对该岛进行调查。
在1895年9月20日冲绳县令西村拾三给内务大臣山县有朋的回复中说，对于内务省在岛上建立标桩的提议，冲绳县有所犹豫。因为在《中山传信录》中记载的钓鱼岛与“久场岛”似乎是同一岛屿，可能属于中国。所以建议政府慎重在岛上建立标桩。
随后，山县与外务大臣井上馨商议。井上说，该岛虽然离冲绳近，但离中国本土也很近，而且清政府已经为该岛命名。清政府对日本欲占领台湾附近的清国岛屿产生警惕，所以反对在岛上设立标桩。但是井上馨建议山县暗地调查该岛，但不要让媒体报道，也不要惊动清朝。“待他日时机成熟再夺取该岛”。
甲午战争后把钓鱼岛当成“战果”
随后几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与清朝关系恶化。而古贺仍在继续着手准备开发钓鱼岛。
1890年，新一任冲绳县令丸冈莞尔重新向政府提出要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但当时日本政府仍旧怕惊动清政府，没有对此进行商议。即使在1894年甲午战争当年，日本政府在没有足够胜算之前，冲绳县以“不明确钓鱼岛是否属于日本帝国”为由，驳回了古贺开发钓鱼岛的申请。古贺不服，想到东京向内务、农商两位大臣请愿，并陈述岛内情况，但这一申请也被驳回。
《冲绳每日新闻》在1910年1月1日到9日对古贺业绩作了连载，其中写道:“如果政府(当时)内心认为钓鱼岛是无主地，那么在对清发动战争前后，没理由不批准古贺的开发申请。而实际上，政府正是因为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但因为还未完全战胜中国，所以在谨慎地等待时机。”
这一时机终于在日本确信甲午战争胜利的1894年末到来了。1894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省和外务省针对在钓鱼岛建立标桩进行了秘密协议。1895年1月21日，内务大臣向冲绳县令下令在岛上建立标桩。但是1895年1月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的内阁决议，直到近60年后的1952年才在《日本外交文书》第23卷中首次公开。
不只是井上清，日本学者奥原敏雄也在《中央公论》1978年7月号刊登的“尖阁列岛的领有权根据”(所谓尖阁列岛即钓鱼岛——本报注)一文中说，“日本选择在1895年1月14日进行内阁决议，将尖阁列岛划入日本领土，是因为确定甲午战争胜利，将要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日本政府判断，已经失去台湾的清朝，不会对无主地的尖阁列岛的归属进行争论。但日本在这样一个微妙时期实施领土编入，不得不让人怀疑日本政府正是知道那是中国领土，所以才悄悄选择好时机，趁机把尖阁列岛作为甲午战争的战果揽入囊中。”
古贺辰四郎的儿子古贺善次也曾表示，明治政府宣布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是在父亲探险10年后的1895年。父亲曾经上书冲绳县令，但甲午战争日本获得台湾后，才宣称对钓鱼岛的所有权。
两任“岛主”与日政府唱双簧
如今，日本电视上经常会播放古贺家族“开拓”钓鱼岛的照片，以及岛上残存的鲣鱼工厂的痕迹，以此为由图谋说明日本人很早就居住在钓鱼岛，所以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但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已经明确指出，钓鱼岛在古贺发现之前，虽是无人岛，但并非无名岛，而且是隶属中国的。
1895年，古贺将原籍从福冈转到冲绳，并在1896年从日本政府手中无偿“租借”到了钓鱼岛附属四个岛屿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和黄尾屿，开始了实质上的钓鱼岛开发。他上书政府，以禁止乱捕信天翁为由，让政府将全岛租借给自己一人。并在此后每年捕获15万只信天翁，借此大发横财。
有关古贺开发钓鱼岛，在日本有多个版本，比较相通的地方是，古贺投入大笔资金，分批派遣数十名劳动者到岛上作业，同时修建村落。1918年古贺死后，其子善次继续所谓的“开拓事业”。
1932年，善次以时价1.5万日元(现约2500万日元)从日本政府手中“购得”除大正岛之外的钓鱼群岛。此后，古贺家族的“开拓事业”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1945年，日本战败后，琉球列岛和钓鱼诸岛被美军占领。
1972年，古贺善次将南小岛、北小岛“转卖”给了日本埼玉县实业家栗原国起。1978年善次死后，其妻花子将钓鱼岛“转卖”给栗原家。据日本媒体报道，转让费共计4600万日元。
日本总务省从2002年开始，与栗原家签署“租赁合同”，每年支付2450万日元“租借”三岛。最新的“租赁契约”将在2013年3月到期。而栗原家还把另外一个钓鱼岛附属岛屿“租借”给了日本防卫省。
日本议员牵线“购岛”新交易
近年来，中国为了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派出海监船到钓鱼岛附近巡视。这也成为了日本媒体和右翼煽动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借口。
栗原家族的态度逐渐在这股民粹风潮中被煽动得左摇右晃。事实上10多年前，时任众议院议员的石原就曾向栗原家提出过“购岛”，但当时栗原家族比较消极。
2009年中日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栗原家族感到“凭借自己力量包围岛屿有局限性”，但对民主党政权仍有不满和不安。直到2011年9月后，在与栗原家族有着30多年交情的日本国会议员山东昭子的穿针引线之下，石原与栗原家族开始多次见面并密谈“购岛”事宜。
昭子对日本媒体说，栗原在石原访美前表示，如果买家是石原可以考虑转卖。这才有了本月中旬石原在华盛顿的高调“购岛宣言”。
昭子还说，今后具体的购买过程，将和冲绳县和石垣市(日本将钓鱼岛现划归冲绳县石垣市——本报注)商议后决定。
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也表示，日本政府不排除“国有化”的可能性。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国会上也暗示所谓“国有化”的可能性，并称“将重新确认土地所有者的本意，展开全面研究”。
栗原家族的栗原弘行也出面接受媒体采访称，有意与政府、东京都举行三者会谈。
表面看，日本政府似乎在和石原争相购买，但有学者分析，其实这是石原经过精心盘算后采取的“激将法”，逼已经因为增加消费税率法案而焦头烂额的日本政府把处理钓鱼岛事项提到优先议程上。同时，因为日本政府的“竞买”，售价提高有利于栗原家族。而日本政府对此事重燃的“热心”，也正中石原下怀。
在日本，还有一部分学者和媒体担忧，不该过度炒作此事，否则会给国际社会造成钓鱼岛存在领土争端的印象，而这与日本政府所主张的“钓鱼岛不存在领土争议”主张相左。“不炒作”的另一个侧面，是暗地里悄悄地进行。这恰恰与100多年前日本窃取钓鱼岛的暗渡陈仓如出一辙。
此次石原“购岛”言论一出后，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家日本主流媒体社论都“批评”石原，称这是国家的事，而非东京都的事。这些批评看似针对石原，实则直指政府，是和石原一起让政府就范:要购买，就要和石原赛跑，还要比他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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