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美国是个好战的国家。自二战结束后的80年内，美国单独发动或主导的各类战争（包括重大军事行动）至少有10次，如：朝鲜战争（1950-1953）、越南战争（1965-1973）、入侵格林纳达（1983）、入侵巴拿马（1989-1990）、海湾战争（1991）、索马里军事行动（1992-1994）、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2021）、利比亚战争（2011）、伊拉克战争（2023-2011）、军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024）和轰炸伊朗核设施（2025）等。如果加上其深度介入或代理人战争，那就更多。
尽管上述美国主动发动或主导的战争（包括重大军事行动），性质和形式各有差异，理由也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若综合分析即可发现，其中蕴含着美国政治特有的战争与道德逻辑，而这种战争与道德逻辑呈现出的特点和带来的影响，对国际政治规则和国际安全态势均带来极为重大的冲击。以下，笔者主要聚焦于冷战后至今的美国战争与道德逻辑的主要表现、特点和影响进行概略分析与阐述，希冀有助于大家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底层逻辑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当代美国战争与道德逻辑的主要表现
人们的战争观是不同的。以现实主义视角审视战争，“战争扯掉了文明的伪饰展现了我们赤裸裸的一面”①。当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发展而来的，其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影响更大。反映在具体问题上，总体看来其本质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思维主导下对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偏爱。其背后的支撑不仅是强大的军事实力，还有一套自身逻辑。这套逻辑之中既有对战争本身的认知，也有对道德问题的认知。总的看来，其核心可概括为：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为道德外衣，包裹并正当化其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全球霸权的战略和战术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人道主义干预”宣誓。其中的道德逻辑根本是“保护的责任”，即当一个国家遭受大规模人权侵犯时，美国常会在国际社会中推动有权使用武力进行干预主张，目的是阻止“人道主义灾难”继续发生。然而这种主张显然超越了传统的“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或者说是与“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对立的。但这种主张却能获得绝大多数国家同情，因为就本质而言，它是将军事行动道德化，更多地体现了道德优先或道德的正当性。这为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利他性”的理由。
二是推崇“先发制人”打击与政权更迭。其道德逻辑是通过污名化策略将对手描绘为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甚至将其定性为“邪恶轴心”或“流氓国家”，声称其对地区或世界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因此，基于“自卫”和“为世界除害”的道德义务，有权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并推翻该政权。其本质是将预防性战争合法化，并用“铲除暴政”的道德目标来掩盖其消除地缘政治威胁的战略实质。
三是将“反恐战争”扩大化。其道德逻辑是借全世界对恐怖主义的憎恨心理，将对手定义为“恐怖分子”（非国家行为体），从而将其“非人化”和“绝对邪恶化”。这使得针对他们的任何战争手段在道德上被视为是具有正当性，因为这是“文明”与“野蛮”的绝对斗争。其本质是通过将冲突定义为一种超越传统战争法的特殊形态，为不受约束的军事行动和扩大全球干预范围创建道德借口。
四是技术至上主义与低伤亡叙事。其道德逻辑是通过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无人机等技术，宣扬战争可以变得像“外科手术式”般的精准，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的附带损伤。这为持续发动战争提供了道德安慰，即“我们已尽力做到人道”。就其本质而言，是用技术优势来掩盖战争的残酷性，降低了国内公众对战争的道义成本的心理负担，使战争决策变得更容易。
正是基于上述的战争与道德逻辑，我们就看到了以“人道主义干预”之名并高喊“人权高于主权”而发动的科索沃战争（1999）和以“保护责任”为由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2011年）；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为由发动的“先发制人”与“政权更迭”并行的伊拉克战争（2003）；为回应“9·11”恐怖袭击，发动的推翻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的反恐战争即阿富汗战争（2001），并不断扩大化且持续了20年；以及利用技术化优势经常性地在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等非战区，使用无人机对被认定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定点清除”等无人化作战；当然还有对伊朗核实施的战略轰炸。
当代美国战争与道德逻辑的主要特点
冷战结束后，重要战略对手苏联的消失，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战略思维的变化也使其发动战争的理由和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道德化的叙事框架。美国在发动战争前，必然会构建一套强大的道德叙事，将自身塑造成“自由”“民主”“人权”的捍卫者同时，将对手定义为“流氓国家”“暴君”“恐怖分子”或“邪恶轴心”。这种“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设置，旨在获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道德认可，将战争行为“合法化”乃至“神圣化”。此外，还通过“保护的责任”扩大战争的因果关系，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为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道德借口。
二是法律化的强行包装。美国非常注重为战争行为寻找国际法或国内法上的依据，尽管这些依据常常存在争议，但一定要师出有名。例如，对阿富汗的战争（2001年）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自卫权”的条款；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则试图获取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未能成功后转而依靠国会授权和所谓“先发制人”的战略。
三是目标的模糊性与开放性。战争目标从传统的“击败敌军、占领领土”转变为更宏大、更模糊的“政权更迭”、“国家建设”和“推广民主”。这种目标的模糊性导致战争难以有明确的终点，从而常常陷入“永久的临时状态”。例如阿富汗战争持续20年。其带来民主与和平的道德初衷与长期混乱、失序的现实结果形成尖锐矛盾。
四是高技术的依赖路径与“低附带损伤”幻化。为了强调战争对平民的“低附带损伤”，美国不断通过研发、展示和使用大量精确制导和无人装备，对选定目标进行所谓“外科手术式打击”，营造一种战争可以变得“精准”、“干净”和“人道”的景象。尽管现实中对平民的附带损伤并不小，但技术形成的距离感让决策者和公众更容易接受战争的残酷性，甚至将战争抽象为屏幕上的游戏，削弱了其道德负罪感。
美国战争与道德逻辑折射出的战略思维本质
美国战争与道德逻辑的表现与特点，充分折射出冷战后美国战略思维的几个核心本质：
首先是自由霸权主义。可以说这是最核心的本质。美国认为自身有能力和责任塑造全球秩序，其战略目标不仅是保卫本土安全，更要维护和扩展一个由美国主导并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际体系。战争被视为维护其霸权地位、消除潜在挑战和改造非民主国家的终极工具。而道德话语是为这一霸权目标服务的最好包装。
其次是例外论与天命昭彰。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中，认为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山巅之城”，其价值观和制度具有普世性，其行为在道德上高于其他国家。这使得美国认为自己有权甚至负有义务超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如主权不可侵犯），去干涉和纠正其他国家的内部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为军事干涉别国内政寻求合理理由。
再次是风险转移与力量投送。美国通过技术优势，追求“零伤亡”或“低伤亡”的战争模式，将战争的主要风险从己方士兵转移给敌方士兵和平民。这很大程度降低了美国进行战争的国内政治成本，使得动用武力成为一个更轻松且容易的选择。其战略思维本质是确保全球力量投送能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的代价。
最后是“基于规则的秩序”解释权垄断。美国频繁高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自身的行为则常常表明，它认为自己拥有对这些“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和豁免权，因而随心所欲。即当国际规则符合其利益时，就利用它；当规则成为障碍时，就绕开它或重新解释它。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映。究其本质，其战略思维是维护一个由它主导制定并可以灵活解释的“秩序”。而这一切更多源自于其霸权主义思维和超强实力。
美国的战争与道德逻辑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
当代美国的战争与道德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化的强权政治，其核心是将自身战略利益和霸权维护包裹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道德外衣之下。这种逻辑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蚀国际法治与多边主义根基。美国在对外军事行动中，常常表现出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选择性运用，即“合则用，不合则弃”。同时，还常常将美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要时可以完全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单独行动。这显然对倡导大国一致原则并奉行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的联合国和国际法形成了严重冲击，甚至侵蚀了其根基。尤其是，美国的这种行为，从根本上破坏了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机制。集中体现在这种极端利己的行事方式，削弱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使得国际社会在应对危机和冲突时更难形成共识并采取有效集体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思维，为一些国家不遵守规则形成极坏的示范效应。
二是加剧全球治理中的双重标准与信任赤字。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美国的道德话语与其实际行动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双重标准严重侵蚀了国际互信。这种状况集中反映在道德话语的选择性应用。全世界都记得当年美国领导的北约以“种族灭绝”和“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发动对南联盟的战争，而当面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种族灭绝”行为②却予以支持。这种典型的双标，任何道德解释都难以说通。因此，当美国这种霸权国家将道德语言工具化，会引发广泛的信任赤字。其他国家可能因此对所有的国际道德倡议都保持警惕，使得真正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人道主义议题和人权保护事业也受到牵连，严重消耗全球道德资本，助长地区动荡与人道主义灾难。
三是扭曲同盟体系与地缘政治生态。美国的战争与道德逻辑事实上塑造了一种特殊的同盟政治和地区互动模式。合纵连横自古就是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选择，盟国战略完全不同于不结盟思维，具有很强的进攻性。美国尽管有过孤立主义的时代，但大多时候则适时打造有利于己的联盟。同时，出于利益需求，在对待盟友时并非依据是非曲直和道德判断来处理盟友关系，而是以战略包庇和战略纵容来处理。这点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其与以色列关系上。这就使得以色列变得有恃无恐，在加沙地带问题上变本加厉，加剧了地区地缘政治生态的恶化。此外，美国还惯于利用自身实力与道德话语，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例如，简单粗暴地将世界划分为“民主与独裁”二元结构，绑架一些国家站队美国，为自己发动战争寻求广泛支持者。这种做法属于人为制造分裂，同样恶化国际社会环境，给全球性合作制造障碍，为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带来挑战。
结语
通过举证分析发现，美国有自己一套战争与道德逻辑，它影响着美国的战争观和战争决策。由于美国的战争与道德逻辑呈现出高度工具化复合状态，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它既反映了自身价值观下对战争给平民带来灾难因而必须加以制止的道德诉求，也存在对破坏国际秩序行为必须加以阻止的英雄主义情结，当然，同样存在为追求国家安全、经济资源和全球领导地位等现实主义利益，给战争提供一件容易获得内外支持的道德外衣，进而采取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算计实施战争行为。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一些以崇高道德目标开始的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却因各种因素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地区动荡和反美情绪，形成了“道德初衷”与“不道德后果”之间的巨大悖论。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对美国发动或主导的战争一概否定，而是应该对具体问题理性分析、客观判断。尤其是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判断是复杂的。然而，对于美国在战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要有理性认知，这是丛林法则尚未消失前利益计算的必然结果。这也是缘何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谴责以色列军事突袭卡塔尔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却在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停火的表决中行驶了否决权。无论如何，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战争与道德逻辑深刻地影响了21世纪的国际政治，它既挑战了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也因其自身的矛盾性和选择性而备受质疑，最终侵蚀了美国自身的道德权威和国际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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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辉献译：《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4页。
② 新华社日内瓦2025年9月16日电（记者王其冰）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16日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委员会敦促以色列和其他所有国家履行国际法义务，终止这场种族灭绝行为，并惩罚肇事者。参见：“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50916/98990918bbb3450dbf29d925b780fd75/c.html。
作者简介：刘强博士，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级研究员。从军43载，专业技术4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大校。
稿件来源：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原标题：当代美国的战争与道德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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