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至l5日,埃及举行新宪法公投。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超过90%的选民投了赞成票。
作为解读埃及未来走向的理想文本,新宪法与2012年12月穆尔西政府制定的宪法相比,新增四十多个条款,还有一百多个条款被修改或保留。这其中,有两大亮点值得关注。一是新宪法的基调更强调世俗化,新宪法剔除了强调宗教认同的条款,同时恢复了“禁止宗教政党”条文,极大减弱了2012年宪法中的伊斯兰化成分。另一特色是军方被赋予更多特权,如军事法庭可以起诉平民,总统无权任命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人,军方在埃及未来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将越发吃重。
自去年7月3日穆尔西被军方推翻后,埃及民主化进程一度停顿,这次新宪法公投被视为是对国防部长塞西及其政治路线图的一次信任投票,因而颇具风向标意义。宪法公投高票通过,意味着埃及政治重建转型迈出承前启后的关键一步,意味着军方主导的政治进程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积极意义十分明显。
然而,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埃及新宪法能否得到充分尊重和贯彻,仍是个很大问题。2012年12月穆尔西主政时期制定的新宪法,曾在公投中以64%的支持率获得通过,但仅仅时隔半年,穆尔西民选政府就被强行推翻,原有宪法条文也被重新修改。即便埃及再不会重演将宪法推倒重来的场景,新宪法出台也并不意味着埃及找到了纾解困境的“万能灵药”。在相当长时期内,埃及至少有两大难题依然棘手。
一是政治、社会分裂问题难以化解。据统计,埃及40%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日均不足2美元),20%人口拥有社会总财富的55%,60%的底层民众只拥有l8%。贫富悬殊使埃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2011年“一二五革命”既是这种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也使此前处于潜伏状态的阶级矛盾日趋公开化,这种阶级矛盾与当前教俗矛盾相互纠缠,使埃及政治分裂加剧,社会碎片化趋势明显。而要解决这一棘手难题,根本办法是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根本性变革。没有经济民主与经济平等,政治民主与政治平等就是空话。然而,自穆巴拉克倒台以来,无论是穆尔西政府还是此后的过渡政府,改革重点仍是在政体问题上转圈圈,至今未触及生产关系变革这一根本性问题。相反,新宪法对前穆巴拉克政权成员网开一面,删掉了2012年宪法中禁止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参政的条款,这似乎意味着所谓“6·30革命”,更像是穆巴拉克势力搞的政治复辟,而不是触及灵魂的“二次革命”。因此,新宪法即使获得通过,也对解决埃及社会经济难题作用有限。
二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的问题仍未解决。埃及民众支持军方武力夺权,固然是不喜欢穆尔西“伊斯兰化”的方针政策,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有对政局动荡的极端厌倦。据统计,穆尔西执政一年期间,埃及共发生7400多次民众抗议。政局动荡不定,引发资本外逃,旅游业日益萧条,而政府对此却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秩序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共同心声。而掌握“枪杆子”的军队,显然最有能力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因而军方走向政治前台,得到相当多民众支持和认可。
然而,对军方和临时政府来说,仅能提供秩序远远不够。当初穆巴拉克政权也能保障秩序,但由于其推行权贵资本主义政策,最终遭到民众推翻。如果埃及军方掌权仅仅是为了回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那么这将意味着“一二五革命”的成果,将基本被清零。通过三年政治实践,埃及民众政治动员基本完成,对政府权威的崇敬感和恐惧感日益消失。正如一旦从山洞走到阳光下,便不愿再回到黑暗中一样,已经觉醒的埃及民众不太可能容忍埃及“新政府”回到“旧时代”。因此,对埃及当权者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能否指出一条广受民众拥戴的新型政治经济路线。仅靠民主转型与实行宪政很难平息民怨,埃及政治前景依然充满变数。
《大众日报》201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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