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亨特认为，美国论及非西方国家与“野蛮与文明”时，存在种族主义—东方主义二分法。这一看法对内表现为白人自豪感和对其他种族的歧视，对外衍生为指导美国海外行为的“文明使命观”。换言之，表面上种族因素因其国内敏感性而被刻意回避，但美国在对外交往中依然奉行高低有别和排外主义准则，种族因素左右美国对外交往的根本看法和对国际格局的深层解读。
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称：“外交政策是一国向世界展示的面孔，其目标均为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设计和实施方式受国家独特性的支配。”美国的独特性之一便是围绕“尊奉盎格鲁”理论形成自我—他者的对立，由不断定义假想敌保持内聚力及身份认同，实现其内外战略的自我平衡。另外，种族等级观念和文明冲突论为广大中下层白人选民提供了一套理解国际关系的注脚，易于他们进行横向类比和产生历史共情，由此成为美国政治精英在制定或解读对外政策时迎合民意的默认选项。因为无论在国内抑或外交场景，种族意象都旨在利用“文化正义”党同伐异。
对照美国种族矛盾激烈交锋的重要时刻，则更能印证种族意象贯穿美国内外政策的持久性。比如奴隶制与重建时期，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阻碍了资本主义自由劳动体系的建立。所以，与其说南北战争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打破了以家长制为名的种族关系，不如说是工业资本主义战胜了奴隶制庄园经济，成为美国经济形态的主体。相应地，该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亦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提出“门罗主义”，向欧洲宣扬美洲的“独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划定自身的排斥性地缘势力范围，明确旨在扩张生存空间的进攻性帝国主义原则。民权运动与冷战时期，美国种族矛盾显著升级，黑人反歧视、求平等的斗争向世界揭露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不堪。出于危机公关和两大阵营对垒需要，美国把种族矛盾解释为民主制度的天然产物，声称《1964年民权法》等一系列民权法案系民主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试图以此打消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是否真正站在欧洲殖民主义对立面的疑虑，避免它们倒向苏联。
在不同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种族因素的显著程度有别，但白人英裔新教徒高居种族等级顶端，在社会资源分配上享有隐形特权。这套支配关系持续外化，构成西方中心主义国际关系史观的基本内核，即处于国际秩序顶端的是在历史斗争和制度演进中形成的盎格鲁—萨克逊精英主义文化，由它统领着欧洲、大洋洲、南非白种人共同承袭的西方文明，而非洲黑人文明屈居末流。据此构建以权力为基础的等级制国际社会、将白人特权打造为结盟纽带，成为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基因”和“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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