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信用，是指货币的信用，即货币的发行者，如何保证以正常渠道持有货币者能够采购到价格稳定、质量有保证、数量有保证、种类有保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商品。
有朋友一谈到货币，马上就要追问货币的信用，即什么是信用，如何保证信用的问题。
也有朋友提出，货币分为中心化货币与去中心化货币，我借用一下这个说法，但对货币的理解，可能与这个说法的发明者不太相同。我理解，所谓中心化货币，就是由政权控制发行权，自主决定发行对象、发行领域、发行方式、发行时机、发行数量、货币回收，用来组织生产劳动、分配利益、配置资源的工具，也当然是动员人力进而动员物力的工具。而去中心化货币，是私有商人之间的“欠条”，对于债权人而言，其信用问题已经履行，再强调信用，则是指的是债务人的偿还能力问题，已经不是货币的信用问题了。
去中心化货币，政权控制不了其发行权，自然也不能运用发行权来组织社会生产劳动，也无法利用货币发行权合理分配各行业领域的劳动力和利益，无法动员相应人力物力。这种货币的发行权，实质上掌握在私有大资本手中。
这里主要谈中心化货币的信用。
中心化货币，由政权控制发行权，根据经济发展、重大建设、日常社会运行和军事行动需要，自主决定发行对象、发行领域、发行数量、发行方式、发行时机；并因为有相当强大的国有工业、农业、商业，能够保证以适当的价格出售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宗商品，按比例及时回收货币以稳定其信用；能按照建设发展和斗争需要，合理确定各生产建设行业领域的货币发行数量，形成各行业科学的、合乎比例的建设和生产，确保经济的健康，避免无序性和不必要的浪费。
通常向重工业、基础工业、军工业、农业生产、基础建设等领域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以拨款方式发行货币，以贷款方式向公有制商业企业发行货币。对私有工商业，通常均用贷款方式发行货币，有时以订货方式发行货币，本质上也是拨款。
当政权向公有制企业拨款发行货币时，各公有制企业之间，按照国家对相关生产资料的定价，完成交易。这种交易条件下，不存在货币信用问题。搞原子弹的邓稼先，用国家拨款的人民币，以国家确定的价格，向李四光采购黄饼，李四光不会怀疑这个钱有信用问题。当然，政权也不会怀疑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信用，相信他们拿到资源，就必然可以生产出两弹一星！
生产的工业产品，比如两弹一星、武器装备，归谁？归国家，国家直接拥有这些产品，放在仓库里，不必再向生产企业和事业支付货币。
李四光向邓稼先出售了黄饼供其研究核武器，收到了邓稼先支付的人民币若干。这个钱，就属于政权回收了自己发行的货币。这个钱，既不属于李四光，也不属于李四光的企业，而属于国家。这个钱，当然也不是财富。如果李四光探矿、冶炼需要钱，怎么办？政权再次向其以拨款的方式发行货币，并用这些货币向其他企业采购原材料、生产工具。当然，其他国营企业也不会怀疑所收到的人民币的信用，这个人民币也不是其单位的财富。其单位要想向其他单位采购商品，则由政权再次以拨款的方式向其发行货币。
那么，国营企业的工人生活问题怎么办？这个，由国家再次向国营企业的工人阶级，发行货币，专款专用，作为工资，让工人采购粮食、肉、蛋、奶、菜、布、棉等生活用品。
注意，这里有一个专款专用原则，即发行到生产资料领域的货币，与发行到生活资料领域的货币，井水不犯河水。即使发行到生产资料领域的货币过多，也不会影响生活资料的涨价，即通货膨胀。
再提醒一下，由于国家有强大的公有制工业、商业回收货币，所以，货币，并不是越发行越多，相反，货币总量还有可能减少。（是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都回避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
通货膨胀，也不是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因为在国家有足够的公有制工商业的情况下，货币完全可以回收，即使货币发行过多，但国家控制了定价，所以，并不会造成通胀问题，无非是多发行的货币，放在银行的账户上不用而已。
通胀问题，是资本控制了货币发行，并操控物价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因为货币发行过多。
这里提一个问题，公有制工业，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吗？如果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哪些工业会被首先放弃？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只要结合一下历史，就不难回答。那自然是那些无法赢利、无法自负盈亏的尖端技术、重大工程、基础工程。甚至，也不敢轻易发动反侵略战争。如果经历一场战争，即使胜利了，政权也可能更加孱弱。
第二种贸易，是公有制国营企业用人民币向私有企业和个人采购商品。这时，就发生了人民币的信用问题。私有企业或个体可能怀疑公家提供的人民币纸币会贬值，会采购不到自己想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谓的信用问题，主要就是指私有企业对国家发行的货币提出的问题，这是本文的重点。国家保证自己发行的货币信用的办法，就是尽量满足私有生产者的要求，履行货币信用。
但，这里会产生一个极度的不公平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抗美援朝，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常香玉大师，带领弟子们到处义演募捐，募得的钱，交给国家，采购战斗机，用于抗美援朝。上海的民营企业家王康年等人，也接受了国家的订货，生产医疗产品以一定价格出售给国家，当然，王康年等民营企业家是有一定利润的。
只要王康年不以次充优，他赚取利润，是合法的。
不公平问题即产生于此。解决这个不公平问题，并合理区分各领域各行业劳动及其利益、提高国家动员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建立健全公有制的理论依据。我认为，主流或者非主流的经济学学者、官僚，都忽视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此问题极其重大，关系到一下正常的国家，为什么要发展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发展私有制。如果说我对经济理论有什么贡献的话，我想，发现这个不公平问题，应该算是一个。
抗美援朝胜利了，大家都尽了力，也都享受到了和平的福利，这个福利显然是一项极其重大、极其难得的福利，不是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嘛。
常香玉大师及其弟子等付出辛苦，支援战争，但是，战争结束后，国家不会把她捐献的钱再还给她，也不会向她提供相应价格的物质补偿。推而广之，对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付出辛苦的农民、工人，特别是解放军家属，国家同样不会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农民交军粮、工人加班生产了枪枝弹药，都免费交给国家，供其使用。
即便战争胜利后，国家也不会把飞机返还给常大师。常香玉同志也不会索要这架飞机，或者索要这相当于这架飞机的钱或者物资。
但是，王康年会。
因为王康年等私有企业为国家加工相关商品，相当于“政府购买服务”吧，因为政府没有这种能力或者此种能力不足，不得不如此。私有企业是要利润的，而且，如果私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很大，这个利润也会很大。
私有企业手里有这笔钱，它就有正当的权力向国家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国家必须以稳定的价格、很好的质量、足够的数量和种类的商品，供其采购，履行货币信用。不然，就动摇货币信用。
所谓的货币信用问题，在中心化货币条件下，即国家控制发行权的条件下，其实是指的私有资本对国家必须履行货币信用的要求，是私有者对国家提出的问题。
满足私有生产者的要求、履行货币信用，即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向私有生产者提供其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供其采购，允许甚至乞求其扩大再生产；二是必须给私有生产者提供使用土地、开发国家自然资源的权利；三是必须给私有生产者提供雇佣劳动力的权利；四是必须给予市场空间，即“为社会资本发展某某业留足发展空间”，这种言论大家熟悉吧？这些条件，均属于特权，也是政权的组成部分。总之，要在经济领域向私有企业出让一部分政权。
但，如果国家履行货币信用，允许私有企业开采自然资源、使用国家土地、雇佣劳动者、让出相应市场，那么，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运用货币组织生产建设、分配行业利益、动员人力物的能力受到损害，不公平问题更加突出。
私有企业，本质上就成了阻挡在政权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一道鸿沟，阻绝了国家与普通劳动者的关系，严重时会侵蚀甚至彻底破坏政权的组织生产建设、组织重大军事行动甚至维护国家正常运行的能力。
所谓综合国力的说法，与“平均国民收入”一样，是个骗人的东西，是私有资本的障眼法。组织生产建设、合理分配各行各业劳动力和利益、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才是国家的真正能力，是国家的根本。而所谓综合国力之说，抹煞了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界限，把限制国家动员能力的私有企业的生产能力，等同于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的生产能力，算入综合国力，其实际后果就是所谓的综合国力完全不能反映这个国家的动员能力。
如何消除私有资本对国家组织生产建设、合理分配行业利益、动员人力物力能力的侵蚀、破坏，而又不影响货币的信用？我认为，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权所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处理得好，则王朝强大；处理不好，则政权倾覆，要么覆于外来侵略，要么覆于权臣、豪强——通常也是私有大资本。
其做法大致有以下六种：一类是直接剥夺大资本；二是对大资本课重税；三是壮大国有经济，比如重要工业品盐铁铜专营，不允许私有资本染指，还有是建立国家商业体系，控制大宗生产用品定价，比如汉朝的常平、均输；四是禁止私有资本使用土地、开发自然资源，限制其经济范围；五是限制私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市场；六是打击私有资本无限使用雇工。多法并用，堵疏结合。
新中国的做法，其实也是这些，不过，有新的改进。
其一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其二是赎买民族资本，进行工商业公有制改造；其三是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自然资源归公，限制了私有资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特权；其四，公私合营方式改造私有工商业；其五，不许雇佣工人；其六，对私有资本课税；其七，为了防止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官僚并吞，实行了“鞍钢宪法”，让工人阶级直接管理公有制企业。
税收，并非财政的主要来源，只是限制私有资本的一种辅助性办法。但仅仅强调税收，不强调货币发行权和国营全民所有制经济，财政光凭税收，则国家必然要依赖私有资本，仍然要向私有资本出让自然资源使用特权、市场使用特权、劳动力使用特权、货币使用特权即相应的货币发行权，国家进行人力物力动员，必然要经过资本这个环节，才能动员到劳动；而资本也必然因为是国家动员能力的一环、隔在国家与劳动者之间，而榨取私利，从而损害政权的动员能力、削弱动员效果。在政权将货币发行权交给私有资本，财政过于依赖资本提供的税收的情况下，组织生产建设、分配各行业各环节利益、动员人力物力，必然只能采用所谓“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际是向资本购买服务的方式，此种情况下，政权的独立性、自主性受损，甚至受制于私有资本，动员能力必萎缩。
我对卢麒元老师的对房地产课税论，是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即出于此。我并不是完全反对对房地产课税，只是强调，光凭这个，解决不了财政问题，相反，因为需要继续向私有资本出让自然资源、市场占用、人力使用、货币发行等特权，只会导致财政恶化。税收，仅仅是解决财政问题的次要的、补充的、临时性的、权宜性的、辅助性的手段，而不是根本手段，根本手段是货币发行权和壮大公有制工农商业体系。如果政权完全控制了货币发行，有足够的公有制经济（或不以利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也可以），则可以不向占有国民经济比例很小的私有资本征税。
最后再讲一下国有企业。如果政权不强调货币发行权，国有企业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追逐利润第一，国家靠向国企征税过日子，那么，国有企业，就成了官僚资本企业，就具有了私有资本的性质，也同样会损害国家的动员能力！
（第三种贸易，即有本国私企、个人之间或内部的贸易，可以认为，基本上无关货币信用问题。这个问题，专题论述。）
事关国家命运，愿意与一切相关领域的官僚、专家、学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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