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重读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年谱》1964年12月12日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毛主席）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陈正人同志的报告，是不是实事求是？算不算“事实根据”？
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毛泽东年谱》1964年12月13日，记载了另一件事：
【同日阅张平化十二月六日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请你酌定。”张平化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
张平化同志的信，是不是实事求是？算不算“事实根据”？
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毛泽东年谱》1964年12月18日，记载：
【同日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送阅的江华关于第一次蹲点的报告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整训工作队骨干的情况简报。......江华的报告说：我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到上虞县梁湖公社华山大队第五生产队蹲点。进村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村中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实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从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已经不止是三分之一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作队共同的看法是，这次运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浙江省委的简报说：党内的右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许多同志对于党内和干部中的和平演变、两面政权的严重情况，长期认识不清。思想作风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要是脱离阶级斗争实际。】
江华的报告，是不是实事求是？算不算“事实根据”？
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1964年12月18日，《毛泽东年谱》还记载：
【同日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送阅的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召开各工作团政委第一次紧急会议纪要。......纪要说：会议讨论认为：......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的纪要，是不是实事求是？算不算“事实根据”？
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前述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看过陈正人同志的报告后，写了一段批示，《毛泽东年谱》记载了：
【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根据陈正人的报告，“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毛主席认为“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是不是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毛泽东年谱》记载，根据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的《毛主席重要指示》：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这段话，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吗？“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吗？
相信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答案。
《毛泽东年谱》还记载了另一件事，农业科学家马建猷，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在大跃进期间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浮夸风，竟然遭到一些人的追查。1965年，马建猷继续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
【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取经，我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给有关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
追查马建猷写信的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毛主席所说的“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毛主席子陈正人报告中的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说的是否包括这些人？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吗？“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吗？
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答案。
到底谁不实事求是，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答案。
不实事求是的，能否认识并纠正自己的错误，是衡量马列主义者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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