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雨果的作品《九三年》于今春在中国改编成话剧上演，正如《切·格瓦拉》与《圣人孔子》一样，这幕话剧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又一次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围绕着争论的焦点——革命问题，米兰体育书吧于6月19日下午邀请参与话剧创作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及黄纪苏、祝东力两位学者共同在新地址（清华西门向北天桥右侧）和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如果按照今天一般的思路去演《九三年》，它所表达的效果应该是：革命是肮脏的，在革命之上有一个道貌岸然的人道主义，然后用人道主义去否定革命，革命的人都是没有人性的，反革命则都成了高尚的人物，而且这样去演很能够煽情。孔庆东先生认为应该从整体上去把握和理解革命问题，我们不要简单的赞扬或否定革命，要结合当下现实来思考，渲染出革命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按这样的思路演出使话剧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当然他也认为一场戏不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关键在于它的存在，为将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八十年代初，孔庆东先生对国家和社会充满了信心，可是当我们的社会主义蛋糕做大时，他发现问题也随之而来。今天的中国讲不出自己的故事，文化领域到处充斥着低级媚俗的东西，这样的民族能有前途吗？
祝东力先生觉得这幕话剧如果在30年前上演更合适，可以让当时的人们更好的思考革命的意义、终极目标和它可能犯的错误等等。时隔多年，在革命和革命者被妖魔化后再谈则犹如刻舟求剑，而且难免让人猜测上演这出话剧意欲何为。革命固然会有杀头流血，这是非常容易为一些所谓人道主义者所诟病的地方，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剧情不应忽略，激起革命的残酷是最不人道的，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逼得底层人民起而造反，不是人民非要无中生有地革命，不认清这个问题，只是批评革命的血污，是反革命者惯用的手法。
黄纪苏先生谈到文艺界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关注后，开始关注革命问题，包括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注意力也在发生转变，说明中国的现状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七十年代后期，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完全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伴随着他们对西方式民主的向往与追求，自由主义开始抬头，九十年代初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而俄法革命被“捉拿归案”，毛泽东不但走下了神坛，更被拉上“鬼坛”，在自由主义者笔下成了西门庆式的人物。在对民间“黄段子”归本朔源后，黄纪苏先生发现这都是一些导演和演员在茶余饭后和打情骂俏时“创作”的产物。
现在的文艺、学术研究只讲革命如何不好，却不研究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六十年代的革命新贵们生活方式已经高高在上，并且变得保守和反革命。多年后的今天，厉以宁教授同样迎合“时代脉搏”，宣扬购置第二套住房，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搞什么平均主义，让大多数人患了红眼病，他强调我们要不断的竞争和赛跑。
当报纸把刘文采讲成大慈善家的时候，孔庆东先生不无痛惜的预见到：离把革命者说成是大坏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悲观的预见不幸言重，但好像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现在我们不是在用《走向共和》和小学生语文课本的修改为历史翻案吗？
上演于2004年的一幕话剧——《九三年》——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空间，去重新思考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思考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思考“革命”这个在某些人看来有些敏感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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