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的中国，街头巷尾还在为“万元户”惊叹不已，一个名叫宗庆后的中年人，蹬着三轮车在杭州街头吆喝着一种名叫“儿童营养口服液”的新玩意儿。
谁也没想到，短短数年后，这个“三轮哥”变成了中国饮料大王，身家数百亿，娃哈哈成为全民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
这当然是一段励志故事，但更是一段“特殊政治生态下的投机指南”。而在它背后，那个被喊得震天响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一部分人后富”——显得尤其讽刺。
在娃哈哈的崛起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极少数人极快地富起来了，而绝大多数人……至今仍在原地等待“带动”。
一、谁先富了？是企业家，还是体制资源拥有者？
宗庆后先富了，这是事实。可他是靠卖水富的吗？
不，只卖水是不会富得这么快的。
他靠的是体制漏洞与资源套利。1987年依附在校办企业名下的“娃哈哈”，享有一切国有背景好处，却用市场手段自由运作；1989年以象征性价格兼并杭州罐头厂，用20万元换得数百万国资资产，试问，这种好事轮得上普通群众吗？
他做的，不是“喝水的人”，而是“把水管道变成自己家产的人”。
而普通人呢？排着队喝水、交水费、转发民族品牌广告，然后在某个午后喝一瓶娃哈哈AD钙奶，安慰自己“民族企业也曾苦过来”。
这叫“先富带动后富”？
更像是“先富顺走了资源，后富困在原地感动”。
二、谁被带动了富？员工？工厂？老百姓？
很多人觉得娃哈哈至少给人们提供了就业，员工应该富了吧？
那我们看看真实的情况：
娃哈哈多年来以“军事化管理”著称，工人工资普遍不高，节奏强度极高，内部被戏称为“厂规十八条，动不动就罚款”。
宗庆后对股权高度集中，员工从未享有股份分红；哪怕公司盈利多年，员工依然拿“800、1000、1200”这种数字徘徊不前的薪水。
公司治理结构一度被批为“家长制本质”，在宗庆后晚年时期更几近封闭传承。
所谓“先富带动后富”，在娃哈哈内部是“老板富了，员工加班了”，在社会层面是“老板买地盖楼了，消费者还在买3块钱一瓶的AD钙奶”。
这和“共富”毫无关系，更像是“共知其名，共享其贫”。
三、政策与先富：是机遇，还是量身定制？
宗庆后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字：“蹭”。
蹭计划经济的尾气，用“校办企业”名义获取资源；
蹭国企改制漏洞，“20万兼并”成为商学院案例；
蹭民族主义风口，把达能事件反炒成“外资欺负娃哈哈”，博得无数国人支持；
蹭政策扶持与招商引资的“甜头”，在各地建厂享受税收优惠、地方保护。
而普通人又如何？
一代又一代农民工为娃哈哈工厂运转日夜拼命，却连一句“入股权”都没听说过；
无数消费者一边为“民族品牌”感到自豪，一边用自己的微薄收入去支撑其盈利模式；
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引入娃哈哈，还反过来补贴土地、电价、税收优惠。
先富的不是“开拓者”，而是“关系持有者”。政策不是天平，而是跳板。
四、等待“后富”的人们：一场持续40年的沉默排队
“先富带动后富”，在中国已经喊了40多年。
可问题是，“先富”这列车早已冲出视野，而“后富”还在车站被忽悠着说“马上到了”。
宗庆后死时，媒体说他“身家千亿仍吃食堂饭”，一片感动。
可我们要问的是：他为何能有千亿？那些年被压价、被超时工作的工人是否有“后富”机会？那20万兼并国企的“国有资产”，是否曾经属于“全民”？
讽刺的是，在“娃哈哈”成为饮料大王的年代，全国还有数亿人一生买不起房，喝不起进口奶，甚至不敢相信AD钙奶里有没有真正的钙。
那些“先富”的人，坐着高铁穿越城市，说自己“年轻时喝娃哈哈”，那些“后富”的人，还在为孩子交不起学费、买不起房租而痛苦。
五、结语：先富神话的幻灭与现实共鸣
娃哈哈的成功，是一段值得研究的企业史，也是一个讽刺意味浓厚的社会样本。它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特殊的体制与经济缝隙中，确实能“富”——但那不是普遍路径，而是一条特供车道。
“先富带动后富”，最终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它不再指向真实的财富分配，而是成为维持现状、缓解不满、制造幻觉的工具。
娃哈哈或许是中国商业精神的一种象征，但它更可能是这个制度如何选择性放水、定向扶持、制造“标杆”的教科书案例。
我们不能否定所谓“企业家”的努力，但我们必须讽刺那个神话：“带动”从未发生，只有少数人悄悄登上了财富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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