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五月份，我写过一篇文章《国家重提各级单位要过紧日子，怎么风向又变了?》
当时的背景是国务院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并自当日起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公务接待“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 。
后来嘛，这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层层加码，例如，从工作日午间不得饮酒，扩大到工作日、工作时间不得饮酒;
除外事、招商引资等特殊情况经批准可饮酒外，其他公务接待一律不准饮酒;从不得提供高档酒水，严格为不得饮用含酒精饮料或任何酒类。
当时宣传的口号是，公务禁酒不能含糊。
发展到后面，硬是变成体制内的“禁酒令”。
效果嘛，只能说是立竿见影。
在禁酒令出来之前，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还能保持接近社零增速的上涨。
但从6月和7月的社零数据上可以看到，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同比增速来到了负增长。
从数据的变化来看，不能说公务消费贡献了规模以上餐饮收入的大部分，但说占比大约5%是没有问题的。
禁酒令的出台，不仅是餐饮受到了影响，烟酒销售的增速也从5月份的11.2%降到了6月份的-0.7%。
这还只是全国范围内的整体情况。
这也导致后面出现了一个现象级的消费模式，就是星级大酒店摆摊卖盒饭，生存面前就是如此，总得想办法活着吧。
侧面也反映了我国真正的消费群体还真就非常的窄。
之前的文章提过，其实很多县城和三四线城市依赖公职人员消费的，这也被称为 “公务员经济”。
今年严格限制聚餐，初衷可能是防止公职人员向市场变相索取，但落到实际，大家都抱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避险心态。
就算官方后来看形势不对迅速出来辟谣，但是也没人敢冒风险，连家人亲朋都不敢聚餐。
最有消费力的群体不敢消费了，中高端餐饮自然一片惨淡。
不过呢，新鲜事这不就来了。
2025年9月2日，绍兴市为支持餐饮消费，将对在酒店举办宴席(桌数5桌及以上且消费满10000元)的消费者给予补贴，按照酒店销售发票含税金额分档补助，最高不超过5000元。
不提三个月前的“禁酒令”，就2018年的时候，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就出台了绍兴市首个《移风易俗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针对当前不良社会风气提出“七不”工作重点：办酒不铺张;彩礼不收受;礼金不攀比;宴请不跟风;丧葬不迷信;烟花不燃放;低俗不参与。
从不良社会风气，到支持餐饮消费，让我们一起摇摆。
有种之前禁酒令之后书记请企业家吃饭，然后说今天你们不要抢着买单，我来买单的美。
当然，从政策出发点考虑想法是非常好的，这不马上临近中秋国庆了，肯定有办婚宴酒席的需求，短期内肯定可以拉一波数据。
但长期来看，我又不那么看好，因为这还是国补的那一套，不消费就没有补贴。
本质上都是希望在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多加一些杠杆，用财政资金来撬动更多的居民消费。
好家伙，20倍杠杆
而这一点能够成立的前提，自然是居民有钱消费，否则政策执行下去就只能是精准补贴那些本身就不太在意价格的有钱人了(消费门槛高，普通人领不到)。
而且这个和国补又有些许不同。
首先日常餐饮消费很难一次超过1万元，主要还是结婚、孩子相关(周岁，升学，当兵)或者一些特殊场景上了，
其次5桌以上，需要单间的商务宴请肯定不在其中，你要开发票报销，对普通人来说，流程又显得复杂。
最后随着结婚率出生率的降低，这些消费场景肯定是慢慢降低的，唯一的好消息是办寿宴的人可能会变多，前提是他们自己愿意办的话。
还有一个趋势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也开始一切从简，没接亲、没司仪、放个短片直接干饭了。
就我自己而言，观察到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前些年同学结婚都是去当地大酒店办的多，但是就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吃的农村流水席。
主打一个省钱省事，自己轻松，亲友不累，省下的钱出去旅个游，多买点三金，或是给小家存着。
ps：这两天已经收到小学同学和高中同学的结婚邀请了，也都是放在农村老家办的酒席，说实话，还是农村流水席吃的过瘾。
为什么这么拧巴呢?
我感觉，现在的老百姓就像被两座大山压着。
一座山叫“收入焦虑”。
经济不像以前那么猛了，钱袋子瘪下去的速度比鼓起来的速度快。
另外那座山叫“资产缩水”。
前几年大家咬着牙上的车(房地产)，这几年的软着陆就像路易十六，那是一眼望不到头。
你手里的房子不值钱了，可欠银行的贷款一分都不能少。
这就叫“资产负债表衰退”，
说人话就是：一夜之间，感觉自己从“富翁”变成了“负翁”。
这两座大山一夹击，结果可想而知：消费彻底拉垮了。
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应对策略。
又是发消费券，又是搞贷款贴息，一个劲地在那喊：“把你手机拿过来，升舱的钱我来出”。
有种给吃不起饭的人又贷了一个碗骚操作即视感，属实是哭错了坟头。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当年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之前，也是类似的剧本。
1928年，时任总统柯立芝还在国情咨文里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确实，整个1920年代，美国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号称“咆哮的二十年代”。
但表面的繁荣之下，藏着一个被忽略的事实：
从1920到1929年，美国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怎么涨(就涨了2%)，但工厂的生产效率却飙升了55%。
工人还是那批工人，但因为技术进步、流水线的提效，投资的规模效应，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
当然了，由此产生的绝对利润，都被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投资者拿走了。
结果就是，当时不到10%的富人，掌握了社会将近一半的财富。
问题来了：富人再怎么挥霍，一天也只能吃三顿饭，他们的消费终究是有限的。
而工厂里堆积如山的商品，恰恰是生产它们但又买不起的穷人们需要的。
这怎么办?
19世纪的办法很粗暴，牛奶卖不掉就直接倒河里。
但到了20年代，直接倒河里的做法太不体面了，我们有了更文明的方式：借贷。
穷人没钱买?没关系，银行借给你!
于是，各种分期付款、消费信贷大行其道，利率还特别低。
穷人们靠着借贷，纷纷提前过上了美好生活。
但这本质上是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提前榨干了。
当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刚好只够还各种账单，再也借不动的时候，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只要利率稍微一涨，或者工作一丢，他们就会立刻爆雷。
一个个普通人倒下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开始了：他们没钱还贷，企业收不回款，银行烂账一片，最终，吃着火锅唱着歌的火车上，咔地一下，1929年的大萧条就来了。
所以你看，经济危机的本质，可能从来就不是生产的东西太多了，而是因为分配不均导致的“相对过剩”。
它不是真正的“生产过剩”，而是“购买力过剩”给了富人，而“商品过剩”留给了穷人。
东西从来没有真正多出来，只是大部分人的钱包，已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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