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确诊癌症之后，在失去一生挚爱之后，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之后，86岁的钱理群还在每天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精神状况，现在处于一生中的最高峰。
摔倒是无法自控地发生的，呼叫铃就在不远处，钱理群发现他爬不过去了。这是2023年7月29号，他来到养老院第8年，独居第5年，却是摔倒发生的第一次。一个人仰面躺在地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以为恐惧慢慢会溢过他的身体。相反，另外的感受出现了。这位著名的北大退休教授，突然对自己的衰老和死亡，有了一种好奇。过了五六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养老院巡视人员发现了他。检查无事，第二天，他就回到电脑前写作。这次摔倒，对于钱理群反倒是一种推动力，“更进一步地进行养老学研究”。
没有什么能阻止钱理群写作。退休。癌症。失去一生挚爱。失去自理能力。所有的经历，只会让他产生更丰富的创作欲望。这些年，他淡出公众视野，因为《十三邀》采访，又重回公众视野，本质不变的，是他对写作的坚持。
对鲁迅、周作人研究令他在学界成名，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写作让他影响力扩大。这些年，他的写作拓展到新的领域，地方志、亲子学、养老学.......他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做当代司马迁。
他确实老了。眉毛白了。移动完全靠轮椅，起夜与脱衣需要护工帮助。在饭桌上，他数次伸筷夹菜，食物却掉落半途。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精神状况，现在处于一生中的最高峰。他本性是个斗士。他习惯用“不”或者“不是”，作为一切回答的开头。“我和其他人不同”，这类话也常常出现。他几乎有问必答。只有一个问题例外。但拒绝回答“如果只能写一本书，会是哪一本”。“我不可能只写一本”，他说。
近日，在北京昌平的养老院里，我和钱理群聊了聊写作、日常生活、鲁迅，以及更多话题。以下对话经编辑、删减。
聊日常生活：我对于现在世界极端极端极端不满意
问： 现在您一般会对哪方面的话题会比较感兴趣?
钱理群： 我现在是退休以后在家里呆着，整天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关心的事情非常广泛。我自己说是忧国忧民、忧世界、忧自然、忧历史、忧现实、忧未来。
问： 世界大事、政治变局，像俄乌战争、川普上台，您都会关注吗?
钱理群：非常之关注，不是一般性的关注。因为有时间和空间来想这些事情。
问： 您从什么方面来获取这些资讯?
钱理群：我自己是不用手机，这是我的一大经验，就可以腾出很多时间。我和一般的人不大一样，我还是很认真地看报纸、看广播、看电视，从官方获得一种信息，而且都做笔记。当然，我也是用我的特殊方式，鲁迅的方式，它讲什么，缺什么。另一方面，我有朋友给我单独地发网上的消息。这样我把这两个对照起来看，把官方的信息和网上的消息、自媒体消息对照起来看，我大体上就比较明白了。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无真相，网上也不见得都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要对照起来看，完全看一个，你可能就会上当受骗的，你只有互相对照起来看。无共识，大家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各方都把自己的意见真理化，唯一化。不确定，这个世界的变动太大，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问：手机好像人人都必备的，为什么你没有使用手机?
钱理群：手机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天到晚看手机，时间全部浪费掉了，你在无形中就受手机的一种控制。所以我就是拒绝手机，一方面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减少很多干扰，同时我可以集中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问：你现在每天的生活是什么?
钱理群：在养老院里的生活，是分几个阶段的。第一阶段你的体力很好，你的精神也很好，我称之为活力养老，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我现在正处在活力养老的后期，我现在精神状况极好，甚至可以说处在我一生的最高峰，但是身体已经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我就提出来一个调整，就是边玩边写，以前以写为主，现在以玩为主。
我现在一天生大体是这么安排的，上午一个半小时(护工)阿姨推着我在院子里转，晒太阳，下午一个半小时器械上锻炼身体，这样我一天就将近三个小时在户外活动。然后用三个小时写作。比如我10:30回来的，大概要写作一个多小时，下午回来以后也写作一个多小时了。然后4个小时看电视，然后睡觉。你猜我睡多久?10个小时。晚上10点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起来，中午一点多睡睡到两三点钟，所以这样一天的生活就非常有意思。
问： 那你的睡眠还不错。
钱理群：但是不断地起夜，因为老人有尿频的问题。但这些都全部都得阿姨帮助，我们到这个年龄最怕的是摔倒了，所以我现在完全要靠别人了。
问： 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精神还这么旺盛，这种感受是什么?人活在这样一个躯壳里，有的时候是会有痛苦的。
钱理群： 当然，也有一些内在的矛盾了，你想的和你行为之间有一些差别。但对我来说好，矛盾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我某种程度上是享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问： 你对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吗?你对现在的世界满意吗?
钱理群： 我对我自己状态是满意的。我对于现在世界极端极端极端地不满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最黑暗的时刻。未来4年，你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什么事都会发生，想象不到的事你都会发生。尽管我做了这么严峻的判断，但是我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心。我关注的是未来4年以后，世界怎么发展。
问：你最想回到哪个时代，或者哪一年?
钱理群： 我对所有的过去历史，既有分析又有批判，我没有认为(哪个时代是)特别好的时代。
问： 回到你的个人生活，你会希望回到过去，改变哪一个决定?
钱理群： 我不改变我的任何决定，因为我做出决定的同时，我都看出它的另一种可能性，以后的发展还是没有超出我的预料。
谈退休后探索的不同写作领域：我对未知的世界始终充满了好奇心
问： 你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其中的第二部《岁月沧桑》，其实是到了养老院才开始写的，为什么反倒是到了这个阶段才写?
钱理群：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大学里，你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所以你的精力不可能完全集中在你的写作上。所以我来养老院前期，把原来想写的东西写下来，然后再进行新的选择、新的创造。
问： 你还与儿童文学作家王金波，一起编写了一本亲子教阅读教材。
钱理群： 对我自己来说那不是偶然的，我年轻时代有一个梦，想当一个儿童文学家。我印象很深，高中时候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比赛的题目就是我长大了做什么，我得了第一名。我演讲比赛说，我长大了，就是要当一个儿童文学家。所以我后来考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将来新闻系毕业以后，我可以到中国少年报当记者。那么后来我进北大以后，很快发现我的精神素质更适合当学者，而不适合当作家。因为我对生活的各种细节常常忽略了，我很快就做出一些大的判断，这是学者的思维，跟作家是不一样的，因此我就改上走学者的道路，但是这种儿童文学家的梦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那么到了养老院就遇到了金波先生，那么就有了一个机会，金波先生拿来文学作品，我来写点评，找到了一种合作的方式，都可以实现我们的理想。
问：儿童文学算是圆梦。那《安顺城记》呢?你退休之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去写，这个算是圆梦，还是新的探索?
钱理群：一个人，你要有根，你要扎根在土地上。像我们这样一些有理想主义的学者，喜欢做梦，但这个梦最后是要落实在泥土上的，要扎根的。那我就是选择了地方文化研究。我提出一个命题，叫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在全球化的社会大变动背景下，人们可以到国内国外自由的流动，这种自由流动当然就给人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但同时可能产生一个危机，就是没有根。你最后落脚在哪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沿着地方文化研究就是寻根，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之点。我提出一个口号，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问： 去写这种地方文化是很早以前就有的计划吗?还是退休之后萌生的?
钱理群： 我是20岁的时候从北京分配到贵州的，然后到38岁，18年后才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有不少发配到边远地区，好多人回来以后就和原来地方脱离了，就不再发生关系了。但是我不一样，我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我始终把贵州当做我的一个根据地。所以我离开贵州几十年，只要有机会我就回去到贵州去。我对贵州的地方文化研究，不仅是从写《安顺城记》，在之前我们就编过贵州读本。所以我说我要做司马迁的史官，除了刚才说的重写历史，就是研究地方文化。
问：2019年，你爱人崔可忻去世了。她去世之后的那段时间，你的写作停下来过吗?有过怎样的调整?
钱理群： 实际上我的养老学研究就是从我夫人病重以后开始的。我后来不是给他编了一本书，《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在我的夫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看到了很多，也感触非常的多。所以在她走了以后，我很快就开始了做养老学的研究，就把我的观察、感受、体验提高到理论上来做研究。我是亲历者，但是我又是一个学者，最后会提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
问： 也涉及到安宁疗护吗?
钱理群： 当然。最后就讲安宁疗护。
问：你曾说过，你的生活日常都是由你爱人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她离开后，你要自己面对很多问题.具体是什么?
钱理群： 也是优点，也是个弱点，我这个人是比较精神化的，我直接思考都是精神的问题，我对物质上连基本的知识都没有。原因很简单，我以前可以靠着我的夫人。所以我的夫人在病重以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她走了以后我怎么能够独立的生活?实际上当时不仅她，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学生都非常担忧，崔老师走了以后，钱老师就怎么活下去，因为我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所以实际上，崔老师安排就在她的生命的最后时期，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我一个人单独住着，这8个月的时间也是我独立生活的时间。这一切都得我自己处理了，就不能再由她来带我做了。但她是我的指导者，在她的指导下，我实际上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
问： 她走后，你很快拾起来的一个写作项目，就是去贵州安顺住了一个月，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写《安顺城记》?
钱理群：不完全是，因为这是崔老师生前的安排，我走之后，你第一件事情回到贵州去。她也了解我，我到那里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我恢复生命的平静，然后就开始新的生活了。
问： 那一个月现在回忆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子?
钱理群：我也不怕得罪我的学生，我对我的北大的学生说我的接班人不是你们，我的接班人是贵州的学生，贵州的年轻人。那么就是和贵州这几个跟我非常好的一个学生，我们当时成立一个民间思想村落，聚集了一批学生的，我到安顺，真的回到自己家乡去了，回到了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去了，这样就又踏实了，就可以开始新的探索了。
问：2023年7月29号，你摔了一跤，那是你第一次摔跤在房间。
钱理群： 我的老伴走了以后，我一个人独居，会遇到这个问题。一旦摔跤以后，你也爬不到我们(养老院房间)这是有铃的，但是你爬不到铃面前了，所以就只能等待。但是我们这有规定，对独居的老人，管家每天至少来一次到两次，所以我当时实际上躺在地上，五六七八个小时，等待着来救我。一般人在躺在地上的时候都感到很恐惧，我很奇怪，我躺下以后，突然产生了好奇心，我现在是第一次，这是我生命的全新课题，我钱理群的衰老会是什么样的?我钱理群的死亡会是什么样?所以我一检查没事以后，我开始更进一步地进行养老学研究，所以它对我反而是一个推动力。
问： 那天护工他没在?
钱理群： 当时没请护工，直到后来又连续摔好几次，不断地摔，运气比较好，每次摔倒并没有受伤。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意识到不能等待了。我开始是不愿意的，还是希望自己独立生活，但是最后必须要依靠别人了。
问： 很有趣。躺在地上那几个小时，反倒还是脑子是很活跃，一直在想写作。
钱理群： 想着我未来要怎么样。
问：你那一摔之后，隔了多久开始重新开始提笔在电脑前开始写?
钱理群：我检查没有问题，第二天就开始。
问：为什么反而到了70岁之后，你越写越快、越写越多，感觉好像在爆发式地写作?
钱理群： 我这个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对未知的世界始终充满了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我在80岁以后，在探讨养老学的新的领域。很多学者学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止步不前了，不断地重复自己，而我从来不重复，不断有新的想象、新的创造。
从养老学研究死亡学，同时还研究幼儿学、未来学。说起来也算是奇迹，这是人活到80以后，还能够开拓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种关于养老学、死亡学、幼儿学、未来学的研究，在世界上都是处于前沿的。
问：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都是你最擅长的领域，您写它，你知道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响。但是进入养老学、亲子学，这些是完全不同的赛道，你会害怕口碑翻转吗?
钱理群：反而有吸引力。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这有什么关系啊?
问：这些书出来之后，会去好奇别人的评价吗?
钱理群：我从不管别人的评价，你爱怎么评价我，就怎么评价我。而且事实上我很清楚，不可能大家都称赞我，同时不断的有批评。
聊身后发表的写作计划：在AI的时代，我继承司马迁的传统
问：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钱理群：我现在不为现实写作。当然一部分作品可以现在发表，另一部分作品不公开发表，我都准备身后出版了。这个也有原因，鲁迅当年早就说过，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写作是不自由的，他写的时候为了考虑要发表，把很多的骨头都删掉了，编辑看了以后又给你删掉一些，主编又删掉一些，审稿又删掉一些。删来删去，公开发表的文章当然也不是假的，但是确实不是代表你的全部。它是一个被简单化甚至被扭曲的存在。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到养老院，就可以摆脱这个困境，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写作，为自己写，也为未来写。
为自己写，你怎么想，就怎么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因为不准备现在发表。那么这样的写作就能够显示出一个真实自我。所以我跟朋友和学生都说，虽然你们现在看见我的著作很多了，但是一个真正的全面的钱理群，是要在身后出版的著作里看到。我也是为了未来去写作，因为我觉得就像今天，大家对民国时期都特别有兴趣一样，未来的读者，他也会对比如说2025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想什么感兴趣。我是想给他们提供和主流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思维，另外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活法。那么这是我的写作的核心部分，我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里。
问：对于目前没有出版计划的写作，我还挺挺好奇。你对外公布过这些计划是什么吗?有没有跟人聊起来过?
钱理群： 聊过，但是我一般都不公开宣布。
问： 我大概能感受到你讲的这种类型的写作。在目前这个阶段，你着急要很快把它写出来，存在一种跟时间竞赛的感觉吗?
钱理群：这是我对时代的一个判断，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的时候，世界会发生什么，一切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随时可能发生。所以我写作有一种紧迫感，尽快地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
问：关于这部分写作，不用进入细节，你可以简单的透露一点吗?
钱理群：这跟我现在决定要扮演的历史角色是有关系的。我成为学者以后，我的学术研究是分几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体制内的比较单纯的一种学术研究，为学术而学术。这就说到了在在文革后期，当时我们有一个民间思想村落。我是唯一的大学生，其他都是中专生、中学生、小学生和打工者，但是我们这群聚集起来了，我们就意识历史要发生巨变，我们要为这样历史巨变做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准备。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一点，像我们这样一些普通的社会边缘化的人物的话，我们要对社会发生影响力，就必须在体制内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要解决职称问题之类的。对我来说，评上教授不完全是现在一般人追求的东西，我觉得至少我能够获得对社会的发言权。
所以我的第一个阶段，希望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产生社会影响。这也是我和别的人不太一样的，一般人的这个目的达到，比如你当了教授、当了博导，那也就是满足你的现状了。但是我反而感觉到一种危机感，我就可能被体制所收编。我自己成为体制的一个成员，那我就成为一个新的压迫者和既得利益者，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1997年我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要骂人》，我要走出学院。那么我就走了第二条道路，就是学者兼精神界战士，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社会变革这些事情。那么后来，不允许你再做精神界战士了，我决定到养老院里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任务，做史官，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我不公开说，我把它写下来。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历史重新总结，我的一些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另一个，对当下的记录。这是每年年初，我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把去年所发生的一切，国内国外发生的一切，全部如实的写下来。我把它命名为当代史记，我已经从60岁写起，现在写到86岁，我准备写到90岁，就写30年。当代史记可能是具有更大的一种意义。
我曾经想过，在AI的时代，我的写作哪些是AI不能替代的。学术研究首先强调要有理论，要有史料，这是基础，今后也还是个基础，但是这种依靠理论和史料的学术研究，它是很容易被AI替代的。我的学术研究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我的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生命体验。我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贵州，我是出入于中心到边缘，精英到平民之间自由的流动。我跟底层有广泛的接触，跟中层跟上层都有广泛的接触。那么这一种观察和研究，它最后就体现在当代史记的写作上。也可能是我今后的真正的传世之作。
问： 当代史记现在有几个人看到了?
钱理群：很少人看到。
问：你会觉得遗憾吗?内容创造者都希望得到反馈，即反馈越及时越好。
钱理群：这就是一个不同的学者的追求，我并不追求立刻有强烈的社会反响、我觉得把我想心里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了，而且这种写作几乎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一种写作。它本身有重大的意义，身后出版也没关系。
问： 这种写作是孤独的吗?
钱理群： 孤独本身就是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任何的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孤独的产物，你老追求别人的响应、社会的反应，在我看来都是误途。同时，因为我写作内容是通向中国和世界的，我并不觉得是简单的孤独两个字。我写作面对的是未来的读者，是很广泛的。
问： 你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钱理群： 痛快淋漓。
问： 会写的会更快一点，还是更慢?
钱理群： 更快。没有任何顾忌，没有任何的担心。
问： 你之前的那些遗漏下来的写作计划，比如说毛泽东的书，还在写吗?
钱理群：是在一种更广阔的背景下来写。我就说我的当代史记实际是两个层面，一个写历史，当然就包括毛泽东在内，另一个是写现实的。
问： 每天三个小时，一年下来是1000多个小时，能够完成你每年计划中的写作项目吗?
钱理群：这个是很难说的，但是反正就抓紧时间写。它背后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和体制的关系。一般的学者，或者是被体制收编，或者是公开反对体制，或者是回避体制的问题，做所谓纯学术的一种研究。那么我的选择，既不被体制收编，也不公开反对体制，但同时也不回避体制的问题。我要创造第四种关系，我称之为在体制内创造体制外的第二教育、第二文化、第二学术。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选择，
问： 其实它本身也是有很多冲突性的，你怎么既不回避它，又不对抗它，怎么找到那条路?
钱理群：当然是很难，但是实际上我一直走的就是这条路。对于既定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既定的认知，以及在既定的认知上所形成的理想和信念，要进行根本性的质疑，颠覆和重构。我现在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聊《1948：天地玄黄》：写作必须有想象力，像我那么写独一无二
问：我最近在读您的书《1948：天地玄黄》。放在当年的时候，它是怎样的一本书?
答：那个时候出来以后，社会反应都比较大，原因就是很简单，我有创造性，因为像我那么写1948年，独一无二的。
问：这本书是你认为自己写的最好的一本书吗?
钱理群：至少是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一本书。实际上我最重视一本书是《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本书是我思想含量最大的著作。
问：《天地玄黄》技法上，以一年的时序，从头写到尾，逐月这么写，去写群像和时代，这种写法好像在你之前，没有中国人这么做对不对?
钱理群：实际上是响应了谢冕的号召。谢冕提出来要做这种新的研究，邀请我参加。我要参加，就要写出特色来。
问： 其实从“楔子”就完全能把人抓住，你写的是1948年的第一天，这些作家都在做什么。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怎么想到从这么一个具体的日期开始写?
钱理群：当然你要去发掘史料。我的很多写作是奇思异想，突然想到这个写法很好，就开始这么去写。它并不是一个有计划的安排什么的。你看我反复讲要想象力，就这个道理，写作必须有想象力。
问：用第一天串起来写这种想法，是不是完全有可能失败的?你写到一半发现找不到素材。
钱理群： 完全可能啊。尝试，就准备失败。
问：也好在那时候那些人都写日记，有日记就特别好找到这个人在第一天在做什么。你说写现在的一群人，他们在某一个节点某一天做什么，其实挺难的。
钱理群：所以任何研究方法是不能重复的。所以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创造性、想象力。
问：我注意到，你早年给自己限定了一个写作的要求：“借鉴报告文学的写法不是套用文学的虚构，相反每一个材料都要有根据。要强调叙述的现场感，注重历史氛围的烘托，历史细节的自觉运用。”这种自我要求是从何而来，那一代的人普遍写非虚构，大历史框架对就行，里面的对话是可以杜撰的。
钱理群：因为我是把它当学术著作来看的，不是一个文学创作。你说的报告文学有很多虚构东西，但对我来说是不行的，它必须要有每一个话都是有依据的。
问：在这本书的第二章里，你注意当时知识分子对于主语复数“我们”的使用，你写道：“这种‘我们’体的话语，其独断性是已经饱尝后果的世纪末的今人几乎一眼即可看出的;但在历史的当时，它却是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出现在渴望熟悉、接近新社会、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前的：它不仅显示着胜利者的强势与权威，而且闪现着理想、道德的光辉，对于正处于孤独、绝望之中的知识个体，自有一种吸引力，仿佛只要也加入到‘我们’中去，渺小的自我就能获得强大与崇高。”这很有趣，你围绕一个语词的使用，展开了大量的论述。
钱理群： 这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一方面是文学研究，就是语言，但是我更对语言背后的思想、背后的内涵感兴趣。我和“我们”这是一个语言现象，我的任务就是挖掘这两者的区别。
问：注意到“我们”这个词的出现和使用，这个洞察本身是来自于你吗?
钱理群： 当然。而且是90年代的眼光，是事后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它的后果不是当时显现，而是在事后显现的。它的背后这种强调意味着什么?这其实是把对40年代的观察和90年代的反思结合起来
问：你为什么会对这种语词会这么敏感，在写种偏学术性的著作的时候，会写到这样细的东西。
钱理群：不，这是我的学术追求，
问：具体是怎么实现的?你会调动起你所有的注意力去寻找这些语词的差异化吗?
钱理群：是。
问：你在选择这些作家，去写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做的选择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会有代入感吗?你会更带入哪个作家的感受?
钱理群：我都记不得了，你问得太具体了。
问：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路径选择。沈从文有他的选择，郭沫若有他的选择，胡适有他的选择。如果把你放在那一年的话，你觉得你可能是更接近于谁的选择?
钱理群：这也谈不上。
问： 你会思考这个问题吗?你会更接近谁的选择呢?
钱理群： 不，我这种思考追问，“我”和“我们”背后的意义本身就带有主体的投入。
问：我们读一些老一代作家，会觉得语感很陈旧，追不上我们的时代了。但这本书我很惊叹，怎么能够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一种语感，搁到现在都是很崭新的。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钱理群： 不，你追求的东西，你思考的东西，它本身是超越时代了，所以它能够超越到今天。
问：一些长句，你写得非常有技巧。比如你写道：“这是一种真理崇拜的逻辑，对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吸引力的，至少言之成理，但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利的危险也正预伏于其中了。在自认为服膺了真理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进步者自居，将与自己有不同观点与选择的异己，轻则视为落伍，重则看作真理的叛徒，进而扮演起真理捍卫者的角色，对异己者大加讨伐：这大概也是知识者的通病。”换一种语言表达就会变得很危险，很需要注意这种分寸感。你在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会经过语词上反复的修改推敲吗?
钱理群： 也很少。所以我这种写作语言靠模仿谁，这可能不存在。当然也可能有时代背景，90年代受西方语言的影响是很大的，
问：你对外国文学感兴趣吗?
钱理群：我不懂外语，所以读外国的东西是比较少。但是我很敏感，就我们这个时代到90年代，它是很受西方现代主义这些思想的影响，但不一定到具体到某一个作品的那种影响。当时我最喜欢的是两个国家的作品，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俄国的，托尔斯泰、普希金，这都是我喜欢的。
问：许知远说他从来没读过《红楼梦》、陀思陀耶夫斯基。哪些大家公认该读的书，其实是你没有读过的?
钱理群： 没有读过太多太多了。因为我第一不懂外文，第二我中国古代文学学得不够，所以我古代的中国、外国的都读得很少。
问：《红楼梦》你读过?
钱理群：当然。
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核心是和权力的关系
问： 2012年你在刘道玉组织的“理想大学”的专题研讨会上，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这番话时即兴地说出来的吗?
钱理群： 不是，实际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我在几年前就提出来了，真正产生社会影响是刘道玉会上，我讲这个问题。
我这些年一直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我和一些中小学语文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谈到了他们的最大的痛苦，成绩好的学生、他们喜欢的学生，之后都常常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话给我大有启发，我就想到我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会关注一些学生，他反应很快，我就从他身上来感受我的课堂效果。我经常注意到有一个学生，他听我的课非常专心，听完课以后他就下来就跟我讲，钱老师这课讲得好，好在哪里，而且都讲得非常对头，所以我就非常高兴，我对这个学生印象越来越好。这学生有一天突然跟我提出来，钱老师我要到美国去上大学，我需要你给我推荐，我欣然同意推荐了。推荐了以后，这学生就不见了，这给我非常大的刺激。我举了一个例子，实际上是有大量的类似的事情发生。
作为一个教师来说，这是最大痛苦的，你最后被利用了。
问： 你会觉得他所有的交流、那些赞美，其实是有一种目的，可能都不是真诚的。
钱理群： 就是做戏啊，做给你看，骗取你的信任。让我最痛心的，就是这个事情。我就提出了一个精致利己主义的概念，但是我当时提出来的时候，社会的反应并不大。后来在刘道玉的会上做了一个发言，结果手机就立刻传出去，就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问： 我在想，这个语词本身的构造，它具有传播性。如果只是说功利主义者，我们可能就不会记住这个词。你看是精致和利己主义，它是一种语词的重造。你为什么前面冠以精致两个字?
钱理群：他所有的表演性当然精致，不精致做不出来，而且他能懂你的话。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当然，我这个不是简单地对利己主义的否认，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利己主义，所以说实在话，很多人都没得都没读懂我这句话。精致利己主义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本身没有错，它的核心是和权力的关系，借这个机会来获得权力的支持。比如说这个学生这样对待我，他看重的是我的权利，我推荐他，他利用我的权利。
我这个人思考比较复杂，我对这种精致利己主义者也有理解同情。我们在北大的学生，相当一部分是出自出身贫苦家庭。这就说到我对现在我们体制的反思，我们的体制对下层出身的人是有一条出路的，通过高考，你可以用功读书，成绩很高的话，你照样上北大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这个体制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你要找工作的时候，完全靠你的成绩是不行的，你必须有社会关系，因此必须依附于某种权利，特别是底层出身的人，
所以底层出身，最初作为精致利己主义者，他只是被迫无奈的，他觉得我现在做了一个妥协，以后，我有了权力，我还是照样是我为我的父老乡亲服务。他开始可能真的这个逻辑，但事实上你一旦进入这个体制，一旦被这个权力收编后，你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你就回不去了。所以这是一种悲剧，我对他们是有一种理解同情的。
问： 你那一次遭受了这样的对待之后，那个人再也没在你课堂出现了。你会改变你的行事方式吗?
钱理群：改变不了，我不能因为他，而不再帮助学生。
问：但对一个看起来很热情的跟你探讨讲课内容的学生，是不是脑袋里会有一些问号出现，那个记忆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吧?
钱理群：当然会。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很多找我的人，其中不乏精致利己主义者，不乏要利用我。我心里很明白，我绝不会因为大家来找我，大家说钱理群好而昏了头。被利用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像我们这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避免地被利用。实际上想现在利用我的人很多很多了，哈哈哈，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绝对不会为这些表演所欺骗，但是我不能因此而拒绝。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影响力，我从来不为这些事情得意忘形。
聊《十三邀》采访：我想和自然对话，许知远把我引入歧途
问：2020年《十三邀》节目许知远对你的采访，让你在年轻人群体里影响力得到了一次很大的扩大，因为很多传播是从短视频展开的，你对那次采访的感受是什么?
钱理群： 许知远是很用功的，他跟着我到贵州去，还看着我在贵州跟学生打麻将，他都记录下来了。我当时也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我进了养老院，我的身份地位变了，我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钱理群了，这都已经没用了。我寻找一种新的方式，和社会和年轻人保持联系，所以他来采访我，我开始并不是很自觉，后来讲投入以后，我就逐渐意识到，这是历史给我的一个机会。事实上也是如此，它产生了超出我想象的影响力。
问：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感觉到是历史给你的机会吗?
钱理群：当时正在苦闷的问题，我已经退了，那么在养老院我怎么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怎么对社会产生影响，这是对我来说一个生命的新的话题。他的采访，就让我(感觉)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处在一个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的时代，这句话就是通过许知远的采访传出去的。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我像今天跟你一样胡扯乱讲、胡说八道，但是在网上一传开以后，社会就很自然选择某句话。
问：采访最后，你们在散步，躺在长椅上，你描述风如何吹动树叶，许知远说时代的变化也许也是这样，你说别想这些。他想把话题引入时代，引入一些更宏大的叙事，你为什么要说别想那些?
钱理群：不，因为这就是我一个最为基本的经验。我来看树，是回到自然中去。我的目的是回到大自然，我和自然对话，所以我根本没有想要和社会对话。他把我引入歧途，哈哈哈，所以我马上就阻止他了。
问：在那个采访之后，你的生活变化是不是挺大的?开始更多出现在网络上面。
钱理群：从那以后，我找到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一种方式。那之后，B站请我去讲鲁迅，影响力非常之大。但是我头脑也特别清醒，我觉得网上这样对我的强烈反应有一定时间性，网民最大特点变化快，他今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对你感兴趣，明天他就可以忘了你。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我是随时准备被网民忘记的。
聊鲁迅：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问：我们聊聊鲁迅。你研究了这么多年的鲁迅，他曾经进入过你的梦境吗?
钱理群：没有，哈哈哈。
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奇怪，你想象过鲁迅的声音吗?它没有出现在任何的音频资料里。
钱理群：我也没有想象过。
问：感觉到了现在这个时代，鲁迅的语录价值好像变得重要起来，年轻人也会讲，但好像变成了一种梗，开玩笑似的，因为那句话很出名。但他的思想好像在目前这个时代在衰退。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钱理群：现在AI时代，网上传的一些东西，是不是鲁迅讲的都成了问题。鲁迅自己说过，我的很多思想是年轻时是很难懂的，中小学生读鲁迅作品，目标是认门牌号码，你认识到鲁迅的意义，他的价值，他有什么作品，作为知识被接受了，但你并不理解。到了你生活到一定阶段，你感受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鲁迅。
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中小学的课卷卷，做很多对鲁迅的阅读理解，是一种过度解读吗?
钱理群： 刚才我说的，中小学就讲鲁迅，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知识性的传授，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多重要，他有什么作品，他的作品大概是什么意思，就给他垫个底。然后他到生活中，他就会想起鲁迅，但这种回忆常常是语录体的。
问： 鲁迅在《秋夜》的开头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句话现在被使用得特别多，但是大家是完全把它作为一句玩笑话，在脱口秀里面经常会用到。你研究鲁迅，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吗?鲁迅为什么要写这句话?
钱理群： 我跟学生分析，就常常举这个例子。这是鲁迅的写作特点，他在这里是写他观看枣树，这是一棵枣树，再转过来看，这又是枣树。他是写他观察枣树的一个过程，这是他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
问： 实际上这句话，学生也是跟你探讨过的。
钱理群： 不是，我主动。我认为这是鲁迅写作的一大特点。看这棵枣树，我再回过来，还是一颗枣树，它是一个过程的叙述。一下子，枣树就和你接近了。
问： 有的时候，人们会给这句话赋予更多的深意，你认同那些解读吗?
钱理群： 每一个他自己的分析，我觉得用不着那么认真。你同意、不同意，管你什么事儿?他这么认识，就是他们的认识，不必这么过分的较真。我觉得鲁迅的当下意义，不是纯粹从文学角度，而是从人文学的角度。我总结这四条：他追问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追问和反思中国的皇权体制，追问和反思中国的国民性，追问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弱点。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聊封笔：我希望我写作能够延续到90岁
问：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钱理群：我通过写作来表达我自己，完成我自己，我的生命和写作是紧密连在一起。
问：你一生里面有没有曾经痛恨过写作的时刻?
钱理群：没有。
问：哪怕是枯燥的学术写作?
钱理群：其实也不枯燥，对我来说是探索的一个表现。
问：但是学术那套语言有时候是很难读的。
钱理群： 你看我的文字，我的老师也批评我，说我的写作不漂亮，我在写作的技巧上是很少有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流动。我的写作是生命存在的形态。为学术而写作，他必须按照规矩，现在大家通行的什么，怎么能够发表，我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我就充满了想象来创作而已。
问： 但是不遵循大家都遵守的那种规矩、框架，你在那样一个系统里面会不会遭受一些非议?
钱理群：当然，到现在还有批评。所以我开始出版书非常困难，比如我研究周作人，我编了一个《周作人脸谱》，这个书到现在还没出版。你既没有名气，没有影响力，你又不规矩，干什么要给你出?
问：但是你现在有足够的影响力了，你这本书都没有出来吗?
钱理群：现在就没有意义了，对我来说无所谓。
问：你不会追求出书的数量，你不是那种希望著作等身的人。
钱理群：它是自然的结果。
问：你这几年的写作，会有乏力的时候吗?
钱理群：没有。我一进入写作就进入兴奋状态，
问： 是不是有一种心流的状态，万事万物发生，跟我无关?
钱理群：沉浸在自己的写作当中，反而生命更快乐更有力了。
问： 到现在目前为止，你曾经宣布过封笔吗?有过封笔念头吗?
钱理群：也有很多朋友笑话我，我不断地向他宣布，我这是最后一次写作了，但是以后又不断地有新的想法。我自己心里很明白，迟早有停笔的时候，你不可能永远写下去，但是我希望我这种写作能够延续到90岁。
问： 如果你之后只能再写一本书，你会选择写哪一本?
钱理群： 你这个问题对我是不存在的，我不可能只写一本。我这不是在写当代史记吗?现在不在研究幼儿学，研究未来学吗?
问： 很多我们现在年轻写作者认为写作是一件很疲惫的事。很多人都不写了，转型做短视频了，做公关了。你有什么想法、经验可以分享吗?
钱理群：我的态度是什么?尊重。各代人有各代人选择，你不能拿你的选择去要求别人，像我这样的疯狂写作。没有必要。我从来没想过让年轻一代怎么样，他们要做自己。但是我对年轻一代，充满了希望，我期待他们创造人类新文明。但怎么创造，我不提任何具体意见。我并不指望他按照我的想法去创造，他们自己去创造。
问：很佩服你的一点是，写作贯穿了你的一生，直到现在这个年龄。很多时候写作是痛苦的，你要伏案在那儿，要让自己的身体进入一种工作状态。而你的这种蓬勃力，这种坚持，是很少见的，它来自于哪里?
钱理群： 像我这样的不断地写作，不断有新的创造、新的想象力，跟我自己的人生观、思想是直接相关的。文革中一开始，我在卫生学校就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其实我当时只是个北大的毕业生。一个和我非常好的学生为我说话，被打成反动学生。后来又平反了，我们两个人就出去全国串联。当时我们就到了长江的轮船上，有一天晚上，我面对茫茫的长江水，登高一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的话。这个学生跟着高喊，也是文革中流传的毛泽东说过的话，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然后以后又加上一句，也是文革中流传的鲁迅的话，永远进击。上下求索，永远进击，绝不回头，后来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座右铭。我在2002年上北大最后一课的时候，就把我的座右铭留给了北大的学生。这就是我绵绵不断地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它不仅仅是一个写作，它是一种上下求索，永远进击，绝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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