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慎言农村土地集体化

     同样的问题，如果是在十年前去问他们，他们保管回答你说：土地我不要，一分田都不要，谁愿种谁种；我也不再入集体了，捡垃圾都可以，只要糊个口。

     而在三十年前的八十年代初，在经过二十多年的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后，在土地连片成块地成为集体所有，大队和小队也有了一定的公共积累，农民种田相对分工协作之时，突然来一个分田到户搞单干，农民是伤心的不情愿，对集体依依不舍。因为那个集体的突然强行解体，浪费了多年的公共积累，譬如队屋、机械、耕牛、船只，打破了绝大多数人的梦想和寄托，也给农民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人人都要学会选种、育种、耕田、栽种、治病、防虫、打药、下肥、保养、收割、储藏，家家都要各自为战，取水、用水、增产、减产，责任都要自己担负，突然感觉到变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片叶子。

     虽然他们当时不能象南街村一样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以避免二十多年积累的浪费和流失，但三十年下来，那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总算还攥在农民手里。有土地就可以再生物质。

    对分田到户，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在所有其他救助福利保障机制全被消灭或者变质的情况下，譬如赤脚医生、乡村中小学、互助互爱、群众监督等，应该要以全新的视角来看了。土地是农民的唯一依靠了。农民用自己分田单干后二十多年的默默承受，换来了村组集体“三提五统”乱摊派的废除，换来了乱抓乱关的管理区一级机构的撤销，换来了无数河工堤坝义务劳役的减免，换来了国家农业税的废除。所以，现在农民手里的田，基本可以糊自己的口了，更主要的是有了相对自主的自由。虽然在有些地方，现在的村组两级干部，依然把国家发给农民的种田直补款无声地吞掉，但毕竟经他们之手的款项少了，国家给他们提款收费的名义和途径没有了。在现阶段，在反腐越反越腐的高发期，在农民头上架设一级组织，就是增多一重压迫剥削。

     90年代，农民种田赔本，都希望倒贴钱逃离土地，主要原因就是农民头上的组织婆婆太多。李昌平先生在其《话说水利》一文中举有这样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一家人在城市生活十多年了，家里有12亩地，每亩以300元/年转包给村里的无地农民，另外每亩还享受国家农业补贴80元/年。他一家人不是农民有土地，还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无须承担任何义务；村里有很多人是农民却无土地，种地得不到国家补贴，还要向非村民、非农民（非集体成员）交地租。”这种城里人拥有农村田的情况，就是在农民种田赔本的时候发生的，不过非常稀少。

     现在都知道了土地的价值，分田到户的弊端也是众所周知的有目共睹，集体化的呼声也时有耳闻。但一定要高度警惕以集体化之名，在农民头上架设各种组织机构，让农民种田赔本的情况重演，将农民折腾的气息奄奄后再来什么土地流转，土地抵押，土地入股，最后来一个什么破产、改制、产业化，一如上世纪的国企改制，将农民骗个精光。

     人民公社制度好，但那是在对所有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建立的，那是在全民监督、集体财产的安全有保障的条件下完善的，那是在干部群众一个样都必须参加义务劳动的情况下显现的。现在贸然提农民土地集体化，多半会被逼上梁山。

     在单干的过程中，农民是失去了很多，学校、赤脚医生、饮水、水利设施、集体欢乐等等，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夺去农民土地的理由，相反，应该将这些失去的无偿地还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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