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岛公车猥亵案谈中国人的民族性
今天新浪新闻有一则让人振奋的报道，青岛的一路公交车上有一个男子猥亵妇女，结果另外一个妇女不但用手机拍了视频，而且当场揭发这个流氓，在全车司机和乘客的支持下，报警并最终使这个流氓被公安拘留。
对于公车上猥亵妇女，中国人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人一样，是很讨厌的。可能只有日本人对这种行为很宽容并且很热衷，以致在日本形成了非常庞大的AV产业中的电车痴汉系列而且长盛不衰。
在中国也有不少的电车痴汉，但中国人除了鄙视这种行为之外，极少有人愿意站出来进行当场指责。
从新浪视频中可以看出，这个勇敢的女孩并非那位被猥亵女乘客的同伴，而仅仅是同乘一车而已，这就更加了不起。
鲁迅和毛泽东，两人先后都指出过中国人民族性中的许多劣根性。毛泽东还有效的部分改造成功中国人!可惜历史就像陀螺，中国人本性难移的又转了回去。这其中毛泽东就把一种劣根性称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是中国人的典型特征之一。通俗的说就是只要这个坏人侵犯的是别人的利益，这样的坏事我们看见了也装看不见，和我无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两个案件使我印象深刻。一是在山东泰安，有几个流氓在数百人围观下强奸了一个女孩，无人发声。我记得这个案子发生后山东处理了几个党员领导干部，因为他们就是围观者之一。可是另外的几百人，你怎么处理?
还有一个案子，发生在从四川(还是湖南，记不清了)到深圳的长途客车上。一群去广东打工的农民工当中有一个女孩，被一个流氓多次强奸。这群打工者还不是互相陌生，记得好像是一个村还是一个乡的，车上还有这个女孩的父亲和男友。而这个流氓并不是个打工者，而是沿路的一个车匪路霸式的人物。
这个匪夷所思的案件简直把我们这个民族心灵最深处的丑陋，展现的淋漓尽致。对于父亲和男友，这是软弱;对于同车乘客，这就是彻彻底底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
毛泽东的时代，为什么要提倡“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意思就是你不能只反抗对自己的侵害，还要反抗坏人对别人的侵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提倡见义勇为。但我们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太多了，连毛泽东也没辙。比如当时广泛宣传、几乎人尽皆知的两个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典型英雄人物，刘文学和刘学保。
刘文学是一个小学生，说是为了阻止地主偷菜(不是玩游戏，是真的偷生产队的辣椒)被万恶的地主掐死了扔在池塘里。前些年听说证明是一个冤案，是有人为了整这个地主杀了小孩子。这样一个当年家喻户晓的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小英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写的就是刘文学)，竟然是捏造出来的。
另外一个刘学保是一个在水利工地上看守右派分子(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坏分子)的解放军，在深夜发现一个右派分子偷偷溜出宿舍，企图破坏一座桥梁的时候，和这个坏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最后用石头砸死了这个坏蛋。前些年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被翻案了。原来刘学保为了当上一个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英雄好汉，夜里想得睡不着，竟然半夜把犯人骗出来用石头活活砸死。这两个触目惊心的案件，充分说明我们的劣根性不光是软弱和漠不关心，还有另一个更严重的：就是撒谎。
所以我就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族性的改造，不但最终失败了，而且自始就没有真正和全部成功过。因为中国人太善于不讲实话了，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连毛泽东自己，你说他发动文革到底是想进一步改造中国人和打倒那些毛泽东认为已经变质的官僚当权派(也就是继续革命)，还是想干掉刘少奇，从现在来分析恐怕是兼而言之吧。
为什么我要说冷漠是中国人的一个典型特征呢?这不是我故意贬低我们自己，而是和外国人比较而言，并不是我妄自菲薄。黑人和阿拉伯人我不熟悉，也说不上来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异同。我就说一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欧美人，在这一点上和我们中国人比起来，确实很不一样。
我看过几个在抗战时期参加抗日锄奸团的学生的回忆录，他们曾经想在电影院中进行锄奸活动，因为设想起来在黑漆漆的影院中杀汉奸，既容易刺杀也容易逃跑。
结果实施起来碰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两次(具体几次，时间长了记不清了)都被邻座的人(欧美人)抓住了，好像一次又打了一枪跑掉了，一次没跑成被日本人捕获了。
那时候电影还是一个时髦玩意，类似于现在的酒吧迪厅什么的。我相信那些不管不顾的中国人，不可能全都是支持抗日或者同情抗日的，起码有一部分是汉奸或者汉奸的同情者(因为消费比较高)。但两次行动，挺身出来厮打而且导致我们这些抗日义士被日本人抓住的，竟然都是欧洲人。
当然在我们这一方看来，这不但不是见义勇为还是破坏抗日。但如果站在欧美人的一方，他心里恐怕有点类似于现代入碰到恐怖分子(原谅我对抗日英雄的不敬，这只是一个合理联想)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很多欧美人对日本侵略中国，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来一点人道呼喊。在他看来，一个在电影院中开枪杀人的，一定是暴徒。所以你就得说和中国人相比，老外就是喜欢管闲事，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
据那些抗日英雄回忆，这个本来寄予很大希望的锄奸方式，后来就进行不下去了，很大程度上就是碰到了这群本来绝没有想到的搅局者。
我有时候想，难道我们中国人天生就冷漠，天生就比欧美人少了那些同情心?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答案。我觉得中国人的冷漠，应该是几千年来的历史教会了我们冷漠，逼得我们冷漠。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谁热心的话，谁就没有好果子吃，久而久之，再热情的人也会变得冷漠。
比如说你对被小偷偷者见义勇为，很有可能会被小偷及其同伙报复。而你被报复的时候，也不会有别的人帮你。大家都不愿意见义勇为，就会使那些愿意的孤立，更难见义勇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再比如说，我们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保护见义勇为者不被打击报复的机制也太弱，大家人人自危，怎么搞挺身而出呢?比如说在咱们中国，如果有人威胁要杀你，警察充其量警告这个人，一般连警告都不会有，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和司法机制，你只要没死，就无法证明别人要杀你。
可是这事要放在美国，很可能你会得到警察的贴身保护。所以我们对于公民的保护不利，也是大家越来越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年对于美国的枪支管理，是我们媒体上的永恒话题，也是我们黑美国的一个重要题材。可是我个人对此，一直持不一样的观点。
美国的枪支泛滥，确实有催高恶性案件的坏作用，但难道就没有好作用吗?
美国自立国之初就强调人民有保护自己权利的资格和能力，其中宪法是资格而枪支是能力。所以我们总是把枪支政策难以改革归咎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实质上没有抓住重点。因为这种持枪保护自己权利的信念，在美国人的心中非常扎根。
上世纪美国曾经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杀人案，一个日本中学生进入一家美国人院中(注意，不是进入屋中)，被主人枪杀。不管这个日本小孩是因为语言不通，搞不懂房主让他走开的意思，还是真的有什么不轨的图谋，这个房主最后都依据这个法律精神被判了无罪，即使日本拼命抗议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房主杀人不是在街上，而是在自己家的花园里。
所以这种精神才是限枪法案总是难以通过的根本原因。当然，我没有在美国住好多年，缺乏实际体会，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民持枪到底对不对，到底应该掌握一个什么分寸。但就中国而言，我起码敢断言两点：
一是如果我们中国有几亿条枪，社会治安一定会比美国糟一百倍以上。
二是中国人允许持枪，一定不会发生我上面说的几件案子，尤其是那件在长途汽车上的案子。
我们总是因为美国又发生什么枪击案而大叫枪支泛滥如何如何不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文弱无力，或者老实巴交的人被一个恶人一直欺负，他怎么办?
还有毛泽东提倡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说穿了就是希望中国人要加强自己的斗争性，遇事不能总是软弱，讲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鲁迅一生都在讲斗争性，想让中国人变得是非分明，遇事讲是非而不是只讲得失。
但这两个老兄都强调得有点过(失去了事物的分寸;太反对中庸之道反而引起副作用)，比如毛泽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比如鲁迅后期逢人必反。这样想改造中国人的民族性，当然不会成功。
这些年搞改革开放，也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把鲁迅毛泽东统统打倒。不能讲斗争了，要讲团结，讲稳定。阶级斗争尤其成了禁区。
可是团结就是一团和气、没有斗争吗?我看这样的团结是靠不住的，是伪团结。稳定就是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吗?大家只唱一种主旋律。我看这样的稳定就是一种表面的、岌岌可危的稳定，经不起一点点风吹草动。
总之，斗争不能天天讲，但也不能一点不讲;稳定团结不是不重要，而是要在团结中求斗争、斗争中得团结。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没有绝对的团结，也没有绝对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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