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制度的恶性一面，又一次展现。
面对利益时没有遗漏没有放过，面对风险时亦是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这可真是人类商业史的“伟大发明”……
已几乎难以追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立并使用外包模式是何时、哪家公司、什么行业，但以企业为主导单元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外包成熟使用的，应该是福特，已逾百年。
外包的本质是拓宽生产链条，将供应链“固态化”，从而实现对人力成本的最小化控制。
福特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 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前者。
百年来，从区域外包到离岸外包，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一场“外包的盛宴”。
有的国家和族群攫取最大的利益并付出最少的劳动，而有的国家和族群拿着最微薄的报酬却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或是生理剥削、或是尊严剥削、或是环境剥削。
他们可能是赤道雨林里的橡胶工人，也可能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县的甘蔗女工；可能是中东国家穿梭于城市天际线之间的南亚渡客，也有可能是富士康大楼天台的农民工们……
娜奥米·克恩在《No Logo》中一语中的：
品牌公司通过外包剥离生产责任，同时用营销掩盖供应链中的剥削。跨国资本专注品牌营销，将生产外包给血汗工厂，以此切割道德责任。
社会保障的缺失，劳务主体的模糊，以及风险责任归属的含混，让外包制度下的工人成为了“无主之人”，他们在劳资关系中既“无主”也“无我”，谁都能雇佣他们，谁也能抛弃他们。
恰似在青大的那封说明书里，张大爷连姓名都不配拥有，只是以冷冰冰的“物业工作人员”这个几近工具人的被物化姿态出现在官方的声明中。
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快递外卖平台，与福特一样，同样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快递员、外卖骑手、多发奖金、多缴社保……
它们不但会大批量使用外包模式，还必须把骑手数量控制在成本量级内，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事故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范围。
实在不行，还可以把风险转嫁到消费者即用户身上，明明是资本方压榨工人阶级，却要让市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良使用体验。
去年初，同是阿里系下的另一家巨头零售在面临增长乏力的改革压力时，同样选择对最底层的工人进行“改革”，其分拣员曾对外透露：
（改革）就两件事，一是正编工转三方，二是降薪，如果不转，就会被叫去谈话，分配的任务也会变少。
在利润难以满足资本需求的情况下，工人群体永远是最快捷迅速又简单粗暴的降本承受者。
这就是前年的电影《年会不能停》里讲述的“先进公司”所谓“先进管理模式”（片中的“广进计划”），一方面大量使用外包人员，一方面大规模裁撤在编员工，以实现所谓“转型”。
青岛大学被拖欠八个月工资的张大爷，只是最新一例悲剧罢了，但他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而对于外包的另一面：用工方，这种模式更是存在着隐性的、抗压层面的结构性危机。
以“体制内”性质的青岛大学来说，当前，外包在大型央企/国企、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政府机关/国资企业早已十分常见。
政务部门习惯性将业务外包给市场上的商业公司，通过竞聘角逐选择出最物美价廉的合作方，再打造出的最优质的产品或完成城建项目的落地。
还记得三年前面对疫情肆虐登时陷入大面积瘫痪、基层行政单位在一夜之间近乎崩溃的上海市吗？
自民国时期的孤岛时代开始，上海的市政治理体系就一向以“效率”著称，然而2022年时为什么会在面对“集体团战”的现实需求下，出现体系式崩塌？
原因就在于，上海市政府包括各区政府，是中国“最会外包”也是最早外包的省级政府单位，也向来坐拥国内最优秀的外包业务资源和最丰盈的外包人才规模。
早在世纪之交，浦东新区就开始在社会服务（养老事务、残疾人事务、妇女事务）、城市管理（绿化养护、河道保洁、垃圾分类）、专业维护（政务网络、绩效评价、数据分析）、公共文化（博物馆、公园等运营）等方面尝试外包模式，上海也是最早建立制度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的城市。
这种行政管理模式在和平时期自然利处明显，尤其在刺激经济活力、推动市场主体主动性方面，也是上海所谓“效率”“前卫”“先锋”的城市文化和市民气质的培塑源之一。
但是，这种外包体系以及长久塑造的外包思维，在陷入战争状态时，就会瞬间暴露并随着战时状态的烈度发展而放大其结构性缺陷。
比如，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岗位的官员长期不做实事、习惯于“验收”“审核”“批阅”，导致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准日日下滑，待到突发危机时根本应付不了任何局面——三年前那些在镜头前各种丑态百出的官员，毫无疑问和平时期都是端坐办公室侃侃而谈的懂王，却全部在战争面前现了眼。
不得不说，这是许多一线城市政府和大型央企/国企的通病。
三年前，当各企业/市场主体全部休业时，上海市从市府到区府各级别官员的抗疫指挥能力、一线作战能力、物资物流统筹能力均低得令人发指，既不会亲自上阵干活，也不会组织依靠群众，完全比不过很多三四线小城的基层干部。
那些中国所谓“下沉地带”日日俯首甘为孺子牛、卷起裤管下泥地的勤务员们，或许没有统筹规划万亿级别城市发展的视界和格局，也没有能力与马斯克们谈笑风生，但是在区域性公共灾难面前，他们远比那些在大城市身居高位的高级大员们更能服务和保护群众。
中国人民在面对天灾时常常唯一的期盼就是解放军，再大的困难，只要看到解放军一到便立刻恢复信心。这种其实说不上来道理、完全说不清道不明的对解放军的天然信任感，究竟从何而来？
原因很简单，解放军（或者说国防军事领域）是当前我国为数不多的绝对永远不可能“外包”的净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不可能有“雇佣军”，我们的人民军队一定是百分百站立在党旗下、百分百誓死为人民服务的（2015年军改和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更甚）。
这就是“零外包”带来的军民鱼水情。
2025年夏天，贵州榕江抗洪
2021年夏天，河南郑州抗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政委朱生岭（上将军衔，曾参加2019年阅兵），与战士同赴一线作业
就历史脉络而论，从80年代中期的“党政分离”，到90年代末的国营经济体系瓦解，再到入世之后城市化进程下的东西部区域不平衡——集体主义叙事的坍塌，其摔落和挥溅的尘土会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外包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物或偏狭范围内的专业概念，它是诸多历史事件演进进程中所逐步形成的产物。
它携带着时代的记忆，也诉说着太多心照不宣的变化。
就像电影《年会不能停》里那句无情又傲慢的谑语
时代的列车开过去，总会有人在车轮子底下增加摩擦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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