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中英文对照）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S IN 　　CHINA　　　　

清华大学留美学者 李民骐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任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助教授，　　

现任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助教授　　

沃勒斯坦和大卫科兹之中国弟子　　

联系方法：http://www.econ.utah.edu/~mli/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与（改革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有什么不同？　　

（二）为什么要“改革”？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四）论产权问题　　

第二章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　　

（一）文化大革命　　

（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　　

（三）1989年革命　　

（四）工人阶级反对“砸三铁”的斗争　　

（五）中产阶级　　

第三章 从合作化到小农经济　　

（一）合作化时期　　

（二）回到小农经济　　

（三）小农经济和农业停滞　　

（四）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　　

第四章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　　

（三）中国的新无产阶级　　

（四）资本主义和人民贫困化　　

（五）依附性发展　　

（六）国家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七）跨国公司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第五章 资本主义和民主　　

（一）新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二）资本主义民主小史　　

（三）依附性发展和民主　　

（四）腐败问题和社会动乱　　

第六章 中国革命的前途　　

附：自由派知识分子论市场经济、民主和革命　　

第七章 市场，计划，和社会主义革命　　

（一）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二）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三）革命中国的经验　　

（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　　

（五）阿列克·诺夫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批判；对阿列克·诺夫的批判　　

附录一 我怎样成为一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　　

附录二 大学生与革命　　

参考文献　　

注:〔1〕本书作者李民骐原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87级学生，在1989年以后，在政治上与思想上开始与自由主义反对派分道扬镳，并逐步转变为一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形成过程和背景，书后附有作者的两篇文章－“我怎样成为一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和“大学生与革命”。　　

〔2〕各章的注解，起补充论证的作用，用〔数字〕标出，注解内容安排在各章正文后面。　　

导言　　

    按照现在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民主总是并肩同步发展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却正是建立在民主失败的基础上。1989年的革命，不仅是关系着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抉择，而且还关系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在1989年6月4日，不仅是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了失败，而且也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成为一支能够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战斗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在政治上追随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导，因而也就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　　

    1989年5月20日，反动政府派军队进入北京市执行臭名昭著的所谓“戒严令”，这就等于统治阶级公然向人民宣战。在这个时候，民主力量没有别的选择，或者向统治者投降，或者以公开的人民起义回答统治者的挑衅。工人阶级是准备响应起义的号召的。统治阶级一时间还处于惊惶失措之中，并且陷于严重的内部分裂。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拒绝利用这个机会。革命因而失败。　　

    我是从1988年开始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那个时候，象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学生一样，我也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一方面，我赞同西方式多党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我拥护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和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正是在1989年革命中，我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在革命的最关键时刻，十分清楚，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反对派是否愿意以及是否能够把城市工人阶级充分发动起来，投入争取民主的斗争。这里我们立即碰到了一个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反对派所持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那些象我这样拥护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的人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付诸实践的话，工人阶级是要蒙受惨重损失的。在“正常”时期，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撇在一边，作为社会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方面，你要求工人阶级为了你自己夺取权力而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如果你这一帮人上了台，作为对工人阶级的贡献的回报，你马上就要把工人阶级推到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当中去。一个革命者，矢志致力于争取社会正义和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对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提出疑问呢？　　

    1989年革命失败后不久，我开始抛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转向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正象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一样，我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为什么最后导致了资本主义发展？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异化的社会能不能存在？有没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不仅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和有创造性的，而且也符合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起初，我或者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没有什么清楚的想法。我还没有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完全解放出来。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对社会的认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我从中而来的那个社会集团的狭隘眼界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象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我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看作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什么贡献。同样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从市场社会主义当中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逐渐地超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隘眼界，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我就能够比较明确、比较有把握的回答上述问题了。　　

    这里，有一个革命的社会理论和科学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一个压迫社会中，社会分裂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从压迫阶级的立场或者其他不同程度上有特权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比如，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是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客观的和科学的认识的。因为压迫阶级和其他特权阶级和社会集团在现存社会中是有既得利益的。在一个压迫社会中，只有从在现存社会中完全没有任何利益的被压迫人民的观点看问题，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科学的认识。所以，只要社会还分裂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科学的社会理论就必须同时是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看问题，也就是说，同时是革命的社会理论。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革命还是给劳动人民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状况带来了重大的进步。在革命的中国，在这个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辩护士的说法，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的“极权主义社会”，劳动人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比如就业权－“铁饭碗”、公费医疗、廉价住房和其他基本需要的保障），这些权利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所无法想象的。　　

    新的社会因而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由于推翻了旧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并且劳动人民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权利，就不可能再按照与“正常的”压迫社会一样的方式去发展生产力了。另一方面，革命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劳动人民掌握社会和经济权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逐渐形成了。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保证，新的社会也就不能够存在下去。　　

    这个矛盾既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革命，摧毁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压迫阶级，使劳动人民掌握社会和经济权力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剥夺劳动人民在革命中赢得的广泛的社会权利，回到压迫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解决。到底是用第一种方式还是用第二种方式来解决，取决于历史上各阶级之间的实际斗争。在中国，这一斗争集中表现为文化大革命。　　

    在官方经济学中，这一矛盾则反映为“计划”和“市场”之争。官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是现代条件下唯一合理的和可行的经济体制，“市场导向改革”是解决毛泽东时代后期经济矛盾的唯一可行办法。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运行的。所以，脱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谈论一种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是毫无意义的。例如，给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要使生产力发展，就必须允许资本家剥削工人，因而也只有允许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经济体制才是“合理的和可行的”。这当然不等于说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合理的和可行的”对其它任何社会也是“合理的和可行的”。正相反，资本主义剥削，由于压制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是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被打败，官僚统治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市场导向改革”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成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官方经济学在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却在实际上把现存的社会关系当作他们研究问题的既定的出发点，也就是把压迫阶级对被压迫人民的统治当作他们既定的出发点。　　

    但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停止。正相反，统治阶级要把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强加到劳动人民头上，不经过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些斗争在1989年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1989年革命的失败证明，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充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是完全不合格的。跟随他们，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中国劳动人民必须从统治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革命社会主义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另一方面，1989年革命的失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1989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伴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毫无疑问，统治阶级的统治又一次得到了巩固，中国资本主义目前仍然处在新兴的和上升的阶段。但是，这决不等于说，现存社会的矛盾已经消失，或者不会进一步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不合理的、充满了矛盾的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准备了它走向失败和没落的条件。　　

    就中国来说，资本主义发展采取了出口导向型依附性发展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先进设备，另一方面，为了有外汇用于进口这些技术和设备，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靠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是竞争的出口部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是建立在残酷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苦难和贫困化的基础上的。但是，任何社会制度要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它必须至少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默许。中国资本主义因而面临着不可解脱的矛盾：它要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就不得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合法性；而要维持自己的社会合法性，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不能够同时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合法性，中国资本主义就使自己的存在成了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人民，是进行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曾经亲眼看到被压迫人民一旦起来，就能够打倒压迫者和剥削者，就能够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中国的劳动人民，所以是决不会长期忍受现存的压迫秩序而无所作为的。或迟或早，中国的劳动人民必然起来，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利，并且在新的起点上开始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　　

    1990年6月15日，我因为一次反政府演说而被逮捕，后来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从1992年6月出狱后一直致力于革命社会主义活动。我起初是在北京和西安的由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导的反对派圈子中做宣传工作，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我的同志。在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论战中，越来越有必要对统治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批判。　　

    我是在1993年，在我对深圳工人状况做个人调查时开始创作这本书的。后来我移到北京以便查阅北京图书馆的文献，但不久又转移到西安以避免警察机关的骚扰（1992年6月以后，我又曾三次被捕）。所以，本书的中文部分大部分是在西安完成的。后来在译成英文时，我又用英文添加和修改了一些章节。这样，在本书的最后定稿中，第一、第二、第五章，第三、第四和第六章的一部分是先用中文完成又译成英文的，而第七章和第三、第四和第六章的其余部分则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的。　　

    在第一章中，我试图回答下面的问题：中国是不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如果是，为什么？我首先通过比较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分析了革命后的中国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我认为这种矛盾既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来克服，也可以通过恢复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制度来克服。由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发展成了这一矛盾的实际的历史的解决办法。　　

    在第一章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成为革命后社会经济矛盾的实际的历史的解决办法以后，第二章则探讨这一解决办法是怎样由历史上实际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我集中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革命。另外各有一节论述官僚和私人资本家阶级以及中产阶级。　　

    第三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农业生产关系的演变。虽然农业合作化没有能够给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合作化时期，中国还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中国农业在“改革”初期曾经一度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改革”中国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并从此进入了长期停滞。　　

    在第四章中，我试图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成功的条件。一方面，毛泽东时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没有正常的和稳定的生产关系，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能够成功地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主要是由于中国有着（与前苏联和东欧相比）相对落后的经济结构，因而相对落后的阶级结构。由于有靠剥削来自农村的亿万“剩余劳动力”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中国的统治阶级事实上得以绕过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抵抗，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改革”的胜利。在这一章中，我还指出，由于中国的特定环境，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出口导向型依附性发展的形式，如果中国不能够摆脱依附性发展的状态，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在长期能否维持下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五章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发展做了简单的介绍，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决不会自动带来民主，现代民主只是由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才得以确立的。然后我指出，在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和民主就更加难以相容。在这一章中，我还分析了八十年代后期在两派自由派知识分子－“新权威派”和“民主派”之间的论战，认为这次论战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内在矛盾。　　

    在第六章中，我总结了198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或迟或早将要导致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导致现存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可能性。　　

    第七章讨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能不能有一种经济制度，不仅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和可行的，而且还能摆脱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我首先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学说，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解决不了其自身的悖论－既要在市场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向资本主义蜕变。然后我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他们认为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因而不能够成为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我指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否建立起来，则一方面，取决于一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历史上的实际的阶级斗争。　　

第一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改革”。　　

    什么是改革？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改革符合谁的利益？按照官方的说法，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373）　　

    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专门为了发展生产力发明出来的什么“经济手段”，而是一整套社会关系。这一套社会关系决定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贫者最终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富者最终上升为靠剥削雇佣劳动发财致富的资本家，从而产生资本主义。这些都不是教条，甚至也不是理论，全是历史事实，是常识。所以，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　　

    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中国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又是由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才能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呢？按照官方的说法，实行市场经济，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那就让我们先看看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生产力的吧？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与（改革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有什么不同？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占有者不劳动。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是资本家向工人购买“劳动”。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认为，工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是不是咬文嚼字呢？根本不是。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人指出：“你可以迫使一些人为了一定的工资劳动若干小时，但是你无法迫使他们认真工作。”美国最高法院在1898年侯顿诉哈丁一案的判决中指出：“企业主和劳动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们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冲突的。前者必然希望能从雇员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而后者由于害怕解雇被迫服从（前者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按照后者的正当意见，对后者不利。......也就是说，企业主制定规则，而劳动者实际上被迫遵守这些规则。”(Perelman,1991,59,98)　　

    如果劳动可以被买卖，为什么还要制定规章制度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呢？所以，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工人得到的不是劳动的报酬，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如果工人不得不“尽可能多的劳动”，那么工人就会被剥削。但是，资本家是不是真的能剥削工人，剥削多少，这都不是在买卖“劳动”的过程中能决定的，而只有通过工人与资本家在生产领域的实际斗争才能决定。　　

    马克思曾经指出：　　

（资本家）必须亲眼看见工作进行的一切正常.井井有条，看见他想要的使用价值确实顺利地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在这个问题上，资本家的监督能力和执行纪律能力是决定性的。而且，他必须要保证生产过程连续不断.不受干扰，并且确实在特定劳动过程及其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把产品生产出来。”(Perelman,1991,60)　　

    所以，资本家为了保证工人能高效率地劳动.负责地劳动.正确地劳动，必须建立一套强制性的管理制度。因为工人作为被雇佣者，也是被剥削者，不会自动按照资本家所期望的方式进行劳动。M.赖希指出：　　

一旦接受了雇佣关系，工人就不仅向资本家放弃了怎样做工作的决定权，而且还放弃了几乎全部的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他们一走进工厂和办公室，就成了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权利法案所规定的人权保障就都不起作用了。言论和集会自由，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其他保护公民免受国家侵犯的权利，统统不起作用了。(Perelman,1991,98)　　

    资本家只有靠强制才能使工人接受剥削。但是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资本家能有效率地剥削工人。因为，资本家必须依靠工人才能完成生产过程，因此关于生产过程的信息很大部分就掌握在工人手里。资本家不了解生产过程呢关键信息，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剥削工人。所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家不断按照自己的需要改组生产过程，把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工人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能力。　　

这可以用数控机床自动切削金属以制造机器来加以说明。这些机床的运转不是由靠体力操纵的熟练机工来进行的，而是由磁带上的程序自动控制的。它们可以在不影响机工的控制和技术的发挥的条件下，提高他的效能。因为编制程序所需要的金属切削知识是机工所掌握的技术的一部分，......但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这一过程为破坏熟练技术从而压低所分解成的许多小工序的劳动力价格提供了机会，而这正是资方梦寐以求的。（阿罗诺维奇，397〕　　

    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者精神和智力退化的过程。劳动者越来越丧失关于生产过程的知识，越来越退化为只能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劳动的机器体系的辅助人员。在资本主义的先进机器体系中凝聚了最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但是绝大多数人民却被剥夺了智力发展的机会。但是，从长期来说，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力，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比凝聚了先进技术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生产力。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的异化的基础上的。但是工人毕竟是人，是活生生的社会主体。“如果工人感到被剥削，他们就要想办法找回心理平衡。”据美国司法部统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工人都参与过破坏生产的活动。在抽样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曾盗窃过雇主的财物。“在小范围抽样中，通过深入交谈发现，工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感到被剥削，而不是由于紧迫的经济需要。”(Perelman,1991,114)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然造成人的异化，就不得不寻求办法以缓解异化对于生产力的破坏作用。F.M.舍雷尔发现，大企业往往支付高工资，以弥补大企业工人较强烈的异化感。(Perelman,1991,113)但是，单纯靠高工资肯定不能抵销异化的破坏作用。要尽可能减少工人对生产的破坏，还必须依靠社会强制。　　

    资本主义的社会强制制度有两种类型：（1）企业内强制。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规定劳动纪律.设置监督人员和惩罚性措施直接强制工人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劳动。比如，美国非农业领域监督工人与生产工人的比例从1948年的13.7%上升到1966年的20.0%，又上升到1979年的22.4%。(Perelman,1991,94)企业内强制有一定的限度，因为工人可以通过退出企业逃避资本家的统治。所以，企业内强制必须有企业外强制配合才能充分起作用。（2）企业外强制。首先，资本主义通过经常保持一支失业队伍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后备军，而工人因为害怕失业只有忍受资本家的压迫。其次，为了防止工人造反，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但是社会福利并不能保证工人过上社会公认的正常生活水平，从而迫使工人为了过正常水平的生活必须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干活。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企业内外的社会强制制度。　　

    现在我们来把（改革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一个比较。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吗？不占有。工人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吗？不能。如果没有惩罚和监督，工人会自觉努力生产吗？不会。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也是一种压迫性.剥削性的生产关系。　　

    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翻版。相反，国有企业是革命的产物，是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成果。从历史上看，国有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工人阶级历史性胜利的承认。国有企业本身是与工人阶级因为革命胜利而赢得的社会经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国有企业工人的就业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工人的劳动力不是卖给国有企业的，而是国有企业必须接受的。　　

    第二，国有企业必须为工人提供低租金住房.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因此，工人只要不违法乱纪，就有权享受社会公认的正常生活水平，不论企业盈亏状况如何，也不论劳动力供求状况如何。　　

    第三，革命给被压迫人民带来了精神上的极大解放。官方学者抱怨说：“在我国流行的说法是：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工人对这句话产生很大的误解，有的工人说：哪有仆人管主人的？哪有主人做不了仆人主的？”（李强，178）国有企业不可能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轻易就使工人接受剥削和压迫。　　

（二）为什么要“改革”？　　

    统治阶级为什么要改革呢？改革能解决哪些问题呢？一方面，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从而造成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又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首先，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允许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用高工资来缓和工人阶级的不满，这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正常运转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依赖于有效的社会强制制度。但是，由于承认工人阶级的充分就业权利，由于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外强制。由于革命使劳动人民普遍觉醒，企业内强制也不能顺利实行。　　

    官方学者认为：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不善，主要是体制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所谓“三铁”的问题上。所谓三铁指：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表面看来，这种体制是使职工生活.就业得到保障的美好制度，担实际上，这种体制的实施将国有职工养懒了.养散了，养出了依赖性。（李强，150）　　

他们主张建立“有限失业和就业竞争”的制度：　　

有限失业和就业竞争为企业进行合理化经营提供了保障条件。企业可以解雇多余人员，提高生产效率，......失业的压力，迫使劳动者努力工作，......不至于成为企业的多余人员......”（赵效民和贾履让，330）　　

    什么是“合理化经营”？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超越一切历史时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合理化”。在一种生产关系范围内是最合理，在另一种生产关系范围内可以是最不合理。如果说国有企业把职工“养懒了.养散了，养出了依赖性”，中国经济早就该停滞不前了。但是，中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停滞，反而高速发展。1952－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3.9%。(PRC,1985)在世界资本主义长期繁荣阶段，1950－1973年，在全部85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12个能超过这个发展速度，其中4个是石油输出国（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4个是世界上人均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台湾.韩国.希腊），波多黎各是美国殖民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人口超过3000万。（威尔伯，198）美国历史学家迈斯纳指出：“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Meisner,1986)　　

    这不是不合逻辑吗？这不是违反经济科学的原理吗？怎么能依靠把人“养懒”.“养散”的制度发展经济呢？问题就在于，“三铁”也好，充分就业也好，社会福利也好，本身并不构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相反的，要使绝大多数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这是最起码的条件。社会强制制度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压迫性的制度。那么，在一种没有异化或者异化大大减轻的社会中，失业.竞争.“监督”.“执行纪律”等资本主义繁荣的秘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源泉，就不仅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桎梏。　　

    所以，充分就业.“三铁”能够相当长时期在中国行之有效，不是偶然的，而是决定于一定历史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在1927－1949年的中国革命中，被压迫人民终于能够打倒内外压迫者，终于第一次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获得极大解放。所以，从革命中诞生的中国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少异化.更加解放的社会，这就使中国工人阶级有条件享受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广泛得多的社会经济权利。〔2〕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这个平衡是决不可能持久的。或者，劳动人民能够发展他们已经争得的权利，真正把社会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使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普遍解放的基础上。或者，生产力的发展仍然以人的异化为前提，那么就必须与资本主义一样，建立压迫性的社会强制制度。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劳动人民和新兴的官僚统治阶级围绕着进一步发展革命.还是使革命流产，是彻底推翻.还是保存压迫制度所进行的斗争。　　

    劳动人民没有能够推翻压迫制度，压迫制度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但是，这个压迫制度与资本主义比起来，缺少压迫手段，显得软弱无力。这就是“改革”的历史条件。所以，“改革”必然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用资本主义的压迫手段来巩固现存的压迫秩序。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国有企业部门的发展速度。首先，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引进中国。其次，出现了一大批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实际上是官方承认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　　

    按照官方统计，乡镇企业属于“集体所有制”。但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1990年登记在册的乡镇企业实质上50％是私营企业。（韩明希，97）另据世界银行估计，1985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中的17％实际上是由私营企业提供的，1986年这个数字猛增到24％，在广东省是30％，四川省是43％。(Smith,1993,87)即使确实属于乡镇政府所有的企业，“典型的经营方式是把企业出租给经理，经理的报酬主要与企业效益联系在一起。”这与私营企业大同小异。(Lippit,1992)据世界银行估计，在“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中，60％的工人不享受企业分配的住房或住房补贴，41％不享受公费医疗，52％没有就业保障，60％没有退休金，58％不能让子女顶替工作。(Smith,1993,88)显然，乡镇企业远比国有企业更象资本主义企业。　　

    由表1.1可见，在“改革”时期，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国有企业部门。到1991年，在生产领域，前者已经与后者势均力敌；在流通领域，前者压倒了后者。在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中，资本主义成分又发展最快。　　

表1.1   各类所有制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和零售商业销售额的百分比　　

                            1979年        1991年　　

工业     全民所有制          78.5          52.9　　

         集体所有制*         21.5          35.8　　

         其他经济类型**       0            11.3　　

商业     国营                54.6          40.2　　

         集体                43.3          30.0　　

         个体和私人           2.1          29.8　　

*1990年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中93％来自乡镇企业.　　

**“其他经济类型”包括城乡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和少量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分的股份制企业.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问题>1993年第一期,3页.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有企业本身的资本主义化上。首先，“新增工人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合同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了终身制和‘铁饭碗’，职工就业后依然存在着失业的危险，这就迫使工人各司其职，勤奋工作。”（赵效民和贾履让，330）　　

    其次，推行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使职工福利货币化.使职工本人和子女服务社会化”。（李强，152）“福利货币化”.“服务社会化”实际上是把国有企业工人推向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工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工人劳动力价格大大下降，从而“福利”"服务"统统丧失殆尽。　　

    第三，强化企业内强制，官方学者承认：“8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管理中奉行一种较为严格的带有惩罚性的管理体制，用罚款做为管理基本手段的现象比较普遍。”（李强，173）全国总工会在调查中发现：　　

郑州一单位制定124条规定，其中有4条是奖励条例，其余120条均为罚款条例。该单位还规定车间干部.班长等每人每月必须逮住三至五起违纪事件。组长每人必须逮住一件，逮不住罚款，少逮了扣奖。......陕西一个织布车间对各岗位工人制定的罚款条文有三万多字。山西.丹东.上海.南昌.郑州.浙江等地一些企业的职工反映，厂里和规定看病扣钱，休病假.公伤扣钱，有病假未经领导批准就休病假算旷工，重罚。（李强，171）　　

    官方学者认为：“80年代以来的较为严格.严厉的管理制度，确实对于恢复企业生产秩序起了重要作用。”（李强，173）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劳动者是天生懒惰的，要让劳动者劳动，必须提供懒惰的成本，用失业.竞争.罚款强迫劳动者干活。但是，劳动者既然是活生生的人，他就不可能任人摆布，而要拼命显示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有的工人说：“你罚吧，别的权利我没有，消极怠工权.浪费权我有”，“你罚我五元，我让你十倍.百倍地偿还”。......工人情绪低落，积极性受到挫伤，工作没劲头，有的甚至消极怠工，给企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山西阳泉煤矿原来出勤和生产状况很好，由于扣罚过多，曾造成该矿出勤下降，事故上升，产量下跌。（李强，174）　　

    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能不依赖于劳动者最低限度的参与。如果劳动者没有一点对工作的责任心，任何强制手段也不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排斥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把劳动过程变成了劳动者退化的过程。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只是一个纯粹被动的被支配的“物”，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制下，他们才会干活。这必然导致阶级对抗，破坏生产力。　　

    官方学者认为：“惩罚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是必要的，因为对于最低道德水平或无道德水平的人来说，其他方式均不起作用。”制造“最低道德水平”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人不算作人，而仅仅是商品，是在生产过程这要努力节约的成本。　　

（四）论产权问题　　

    197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压迫社会固有的矛盾，没有消灭压迫社会本身，而不过是以一个新的压迫社会代替一个旧的压迫社会；另一方面，革命又没有简单地把权力从一个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统治阶级手中，而是使相当一部分权力暂时落到人民手中。因此，一方面，这仍然是一个压迫社会，另一方面，它又丧失了维持压迫所必要的压迫手段。这个矛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这个压迫社会竟不得不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这个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学说，因而也是一个从根本上危害一切统治阶级命脉的学说－来充当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的辩护理论。　　

    这个观念上的矛盾，只有在现实本身的矛盾还被掩盖着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民还把这个社会看做自己的社会的时候，才不至于完全暴露出来，才不至于尖锐化，才不至于把自身碾得粉碎。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经发展，只要现实本身的矛盾已经暴露，观念上的矛盾便不能不解决。怎么能一面发展剥削，一面又谴责剥削，又不得不论证剥削竟是为了被剥削者的利益呢？怎么能一面与资本主义调情，一面又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呢？或者是以观念否决现实，或者是以现实否决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服从于他的辩护理论，要求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合理性.不可替代性，要求科学地说明与之相对立的一切社会经济制度都是荒谬的.不合理的，要求科学地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规律的尝试都是违反人类历史趋势的.违反人性的.短命的.注定要失败的。只有有了这样的科学，上述矛盾，从统治阶级的观点看，才算是有了彻底的解决。　　

    官方学说的御用性表现在，它的理论总是落后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实践。只有当现实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对抗性明白不可否认的时候，它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尽管这根本违反它所宣称依据的那种理论的逻辑；只是当这种对抗性已经尖锐化，因此不彻底剥夺劳动人民在革命中争得的权利就根本不可能解决的时候，它才宣布根本问题在于“产权问题”，尽管这就是从根本上推翻它所宣称依据的那种理论。无论如何，一经提出“产权问题”，官方经济学也就终于比较诚实地，虽然仍然披着最后一层遮羞布，宣布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同时宣布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官方学者认为，公有制的“根本性问题”是“产权虚置”：　　

首先，企业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社会无偿赐给的，好象接受生日礼物那样不用付费，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仅仅体现我把它们分配给企业使用。其次，企业对生产资料只有支配权，无所有权，由于支配权来得容易，并且是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因此也就不珍惜它，也没有谁真正为它承担什么责任。工人在使用生产资料时好象这是他们自己的，但又并不爱护它，这又好象是别人的，造成财产界定模糊。......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和责职不明的集中表现。“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谁也不对它负责。”便是这种矛盾的现实写照。企业行为扭曲的原因盖出于此。产权是微观经济运行的基础.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解决不妥，改革就难深化，企业行为的扭曲.经济的紊乱和低效便难以避免了。（宋源和龚金国，95）　　

    官方学者根本无视.蓄意抹杀这样一个事实：“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过是官方法律语言，现实却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资料不是被劳动者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被“社会”用来充作压迫劳动者的手段。　　

    所谓“所有权”，其实就是垄断排他权，即财产所有者有不允许他人为了社会的利益而使用其财产的权利。“所有权与支配权相结合”，也就是允许财产所有者为了私利而滥用社会财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家为了谋取超额利润，可以让很大一部分生产设备闲置，而不管社会上有多少人失业.社会损失多少生产力。（见表1.2）在拉丁美洲，“占有大部分可耕地的大地产并未得到有效耕种。......大农场的许多土地都任其闲置。1960年，哥伦比亚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拥有70％可耕地的大农场主，只耕种其土地的6％。据估计，整个拉丁美洲22亿英亩的可耕地中只有2.7亿英亩土地被充分利用。这种过时的土地所有制，再加上极高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人均农业产量下降。”(Stavrianos,1981)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一个社会拆除了其内部所有的“所有权”藩篱以后，生产力才能得到最自由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社会赐给的”，不是公有制的缺点.弱点，而是它的优越性所在。　　

表1.2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浪费 　　

        制造业设备利用率(%) 失业率(%)　　

1950-59     83.6              4.4　　

1960-69     84.9              4.7　　

1970-79     80.8              6.1　　

1980-86     77.4              7.8　　

资料来源:陈宝森,367.　　

    “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和责职不明的集中表现。”怎样才能做到“产权界定清楚”呢？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劳动者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每一个劳动者使用的每一件生产资料都属于使用者本人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又如何避免“责职不明”呢？　　

    官方学者说“产权虚置”是公有制的“根本性问题”。官方学者大约以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是非常实在的，是“产权界定清楚”的。资本家当然很关心他的私人财产。但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他只有把生产资料交给很多工人共同使用才能使他的财产发挥作用.带来收益。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的实际使用者－工人又有什么理由关心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呢？当然资本家可以实行监督。但是，监督者不也是雇佣劳动者吗，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象资本家一样关心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呢？　　

    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产权界定模糊”，但是它的生产力比“产权界定清楚”的小私有制胜过千万倍。要是现代社会到处都满足了“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必要条件”，早就没有什么现代生产了。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产权”完全是个虚幻的概念。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见解。　　

    厉以宁教授的嫡传弟子金立扬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上撰文说：　　

公有产权当然有它的缺点。第一便是搭便车。公有制下形成大锅饭，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结果是大家都不努力。一个和尚跳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大家达成一项协议，商定如何测量每个人的贡献，又如何按贡献分配收益。这是一项很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做这项工作的人本身也要别人费时间和精力来监督，由此产生出来一大堆交易费用。第二是公有产权要对外交易的时候，内部先要统一意见，协调（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费用相当高。第三，如威廉姆森所说，私人比较注意协调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念念不忘给子孙留下一份遗产，但公有产权中，这一代人往往不顾下一代人，造成短期行为。第四是资源枯竭，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海洋中的鱼，不捞白不捞，结果就是过度捕捞，渔业资源枯竭。（<边缘>，14－15）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驾驭规模巨大的现代生产资料，才能发挥集体的协作的生产力，才能充分发展和利用社会分工。既然现代生产是集体劳动.联合劳动，那么无论“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不是都需要解决“如何测量每个人的贡献，又如何按贡献分配收益”的问题吗？不是都需要“费时间和精力来监督”吗？美国学者萨缪尔.波利斯通过研究发现，美国非农业领域监督工人与生产工人的比例，1948年是13.7%，1966年上升到20％，1979年又上升到22.4%。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监督要起作用，还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而对在业工人起威慑作用。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失业率一般在4－5％，七十年代上升到6％，八十年代又上升到7－8％。仅此两项，就浪费社会劳动的四分之一！这还不是“一大堆交易费用”吗？　　

    付出了这样一大堆交易费用，是不是就解决了“搭便车”的问题呢？R.克莱本在评论一部劳动经济学著作时说：　　

（美国）工人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深知，如果发挥了他们在提高生产方面的创造力，这很可能意味着多做工作而报酬却依然如旧，或甚至更少些。三十五年之前，我曾在一家钢铁厂工作过，在那里工作的我所认识的大部分机工能操作得比资方的工序时间测定员所规定的时间快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但是，他们不愿作傻瓜，他们保持这一秘密，他们不去增加军火生产，而是为自己在工作时间里安排了更多的空闲休息时间......在美国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量，对此，私营企业的经理人员无法把这股力量挖掘出来。（<外国历史哲学经济摘译>总22期，“在漫长的劳动日中消磨一生”）　　

经济学家们热衷于批评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说计划当局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殊不知，资本主义企业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资本家要靠工人进行生产，所以在有关生产的信息上也只好依赖工人。但是工人是被雇佣的，他有什么必要向资本家提供充分的.准确的信息呢？他为什么不努力歪曲真相使自己得到好处呢？既然如此，“私有产权”又怎么能解决“搭便车”问题呢？　　

    “第二是公有产权要对外交易的时候，内部先要统一意见，协调费用相当高。”土地私有者如果要转卖土地，自然不需要与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协调”。如果把居民区改做商业区，致使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流离失所，这些损失自然也不需要土地私有者花费分文。如果资本家开除工人，使之生计无着，自然也不需要任何“协调费用”。说到“公有产权”，那么今日中国在大炒特炒房地产的时候，又何需为当地居民付出任何“协调费用”呢？“私有产权”不必事先付出协调费用，就是说，这种费用要转嫁给别人，就是说，这种费用要采取社会冲突的形式。　　

    “第三，......私人比较注意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念念不忘给子孙们留下一份遗产，但公有产权中，这一代人往往不顾下一代人，造成短期行为。”这一条是颇有些颠倒黑白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往往要由国家来承办呢？还有道路.机场.港口.通信.水利.电力事业等周期长.利润薄的事业，不也有赖于国家投资吗？不就是因为私人企业唯利是图的“短期行为”吗？如果说私人充其量能给子孙保留一笔遗产，那么只有社会才能考虑给整个社会的后代留些什么，只有社会才能从不仅是下一代人.而且是下几代人的眼光考虑这个问题。　　

    “第四是资源耗竭，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海洋中的鱼，不捞白不捞，结果就是过度捕捞，渔业资源耗竭。”这一条与“搭便车”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却是有失公允的。“渔业资源耗竭”难道不正是私人生产者一味追逐利润的结果吗？　　

    金立扬认为：　　

有人把国有企业产权构造的缺陷视为产权不清晰，其实不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体公民，产权主体不是很清晰嘛！关键的问题是委托－代理。　　

金立扬要标榜一下他与一般官方学者不同的独到见解！　　

共同拥有国有企业产权的全体公民，不可能人人事必躬亲，只能作为委托人，把企业交给具体的代理人去经营.管理和运作。......我看有必要认清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三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是由全体人民委托给政府，具体地讲，是委托给政府职员；第二层是政府委托给企业的厂长经理；第三层是厂长经理再把具体业务委托给工人。其中每一层都需要监督。例如第一层中，委托人本身就比较模糊。全国十二亿人，人人都是委托人，都是国有产权的主体，都有权分享国有产权的收益，人人都会存在搭便车的动机，暗中希望别人去为国有产权操心，自己来坐享其成。这也是公有产权的通病。......再则，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指出，政府不是神，政府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政府的职员不会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是经济人，需要监督。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职员作为委托人，需要获知厂长经理经营行为的信息，以  次  为依据来奖惩。但委托人总不可能整天跟在厂长经理旁边，虎视眈眈，看代理人努力不努力。企业的经营业绩，比如销售额.利润率倒是看到见的，堪作为厂长经理努力程度的标准。但是，有时企业利润率下跌，并非厂长经理的过错，而是由于整个市场都不景气，或者政府横加干预的结果......第三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常被一些经济学家所忽略，以为只是个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厂长经理本身不是产权的所有者，又没有得到有力的监督，大有与工人相串谋.坑害国家的可能。中国国有企业短期化行为泛滥，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便是明证。政府对此显得无能为力，一个政府要对付十一万家国有企业，太困难了。上有政策，下总有对策。　　

“厂长经理”在阶级斗争中不得不与工人相妥协被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谓为“与工人相串谋”。金立扬继续说：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在今天的条件下，确实困难。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得不到切实的维护，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有人据此提出，国有企业的产权比重太高了。......高不高应该由市场来裁决。......应该让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在市场上公平的竞争，让各种形式的企业有相同的税负，相同的贷款条件，得到相同程度的法律保护。　　

但是，一方面不敢侵犯工人的就业权，另一方面却可以随便侵犯这个权利；一方面必须负担工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另一方面根本无须负担这类费用；一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节假日休息，另一方面却总是把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限度.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一方面还不敢侵犯那些起码的劳动保护条件，另一方面却决不吝惜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以谋取利润......所以，根据市场的标准，那   个制度更人道，哪个制度的劳动力成本就较高，因而效率较差。金立扬最后的结论是：“应当允许国有企业被私营或集体企业吞并”，就是说，私有化。（<边缘>，16－17）　　

    金立扬说，“关键的问题是委托－代理”。但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因为工人委托才有权管理企业的吗？国家是因为十二亿人民的委托才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人吗？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呢？“共同拥有国有企业产权的全体公民，不可能人人事必躬亲，只能作为委托人，把企业交给具体的代理人去经营.管理和运作。”这就是说，劳动者作为集体的资本家与自身相对立，作为集体的资本家任命“政府职员”做自己的总经理，又任命“厂长经理”做自己的部门经理或者分公司经理，为的是剥削作为雇佣劳动者的自己。“十二亿人”一方面是资本家，并且仅仅作为资本家，仅仅关心自己的股本.股票的价格；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者，并且仅仅作为雇佣劳动者，一心想的就是多挣钱.少出力。只有那种满脑袋充斥了资产阶级民法观念的人才能想象出这种双重人格.精神分裂。这种人，由于想象力贫乏，除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权形式－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相分离.相对抗的产权形式以外，再也想象不出其它的产权形式，似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必须永远处于分离状态，即使它们在法律上合一了，也必须在事实上分离开来。　　

    或者，国家不过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因而问题也根本不在于“人人都是委托人，都是国有产权的主体”，而在于绝大多数人民根本不是“国有产权的主体”。或者，国家就是社会，国家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因而委托人就是被委托人自己，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委托－代理问题”。　　

    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总是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劳动者是注定要偷懒的，注定不爱惜财产的。要防止他们偷懒，防止他们滥用财产，只有实行监督。但是，只有有了充分的信息，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官僚机构发现自己总是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于是，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掉进了死胡同。　　

    既然如此，那么把“公有产权”换成“私有产权”，把官僚机构换成资本家，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不过是改变问题的当事人罢了。“私有产权”，就是说根本没有解决“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因而也就根本没有解决劳动者“搭便车”的问题；“私有产权”，就是说在社会范围内成万倍.成十万倍地复制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过去是十几万家企业共同向一个政府隐瞒信息，现在是十几万家企业相互隐瞒信息。过去企业“搭便车”是损害国家的利益，现在企业“搭便车”是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就是所谓“外部性”问题）。　　

    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的“公有产权”或“私有产权”。问题仅仅在于.完全在于，一切生产活动的永恒主体－劳动者对生产.对生产资料的态度如何。如果生产关系是压迫性的生产关系，因而生产过程也就是工人受压迫的过程，生产资料也就是压迫工人的手段，那么，“少出力.多挣钱”不就是工人应当采取的最正常.最合乎情理的对于生产的态度吗？对于生产资料，工人又有什么必要“珍惜它”.“爱护它”.“为它承担责任”呢？如果生产过程只不过是工人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生产资料只不过是工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工人对生产.对生产资料的态度就必然和压迫性生产关系中截然不同，这不是最顺理成章的事吗？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理解“搭便车”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搭便车”无非是劳动者保护自己免受剥削的一种合理行为罢了。离开了这个前提，“搭便车”就纯粹是个荒谬的问题.无法理解的问题。　　

    首先，说“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结果是大家都不努力。”这完全是小生产者的逻辑。因为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大家都不努力的结果，便是都不能享其成。那么，与其都不能享其成，为什么人们不选择“大家都努力，都享受劳动成果”呢？“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毕竟只是个寓言故事。真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地步，难道他们直到渴死也想不出一个挑水的办法吗？经济学不是处处假设理性的人吗？“搭便车”的结果是都不能享其成，显然是非理性的。为什么唯独在这个地方，理性的人就不存在了呢？　　

    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不可能通过监督来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因为没有充分的信息，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而这些信息只能由被监督者来提供，所以监督者永远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但是，在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事业的情况下，被监督者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监督者隐瞒的，因为监督者就是被监督者本身。至少，每个劳动者绝对反对其他人坐享其成，因而尽一切努力使其他人受到有效监督；劳动者从他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不难知道别人“搭便车”的动机.“搭便车”的条件，因而不难发现监督的漏洞，不难制定有效的监督规则。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监督要“付出一大堆交易费用”；而在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事业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就是监督者，劳动过程也就是监督过程，因而监督不需要专门的花费。　　

    什么是“产权问题”呢？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必须交给许多劳动者共同使用，劳动者个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劳动者又没有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因而不可能对生产事业抱负责的态度。这就是让一切现代社会统治者为之烦恼的所谓“产权问题”。　　

〔1〕官方学者认为：“价值规律的作用会使资源秉赋丰厚的人愈来愈富有.资源秉赋贫乏的人愈来愈贫困。但是，实践证明，只要做到：第一，注意初始分配的平等；第二，一方面采用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税收措施，另一方面采取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措施，收入的两极分化是可以防止的。”（吴敬琏，172）官方学者认为，只要凭籍一些行政.法律手段，就能够消灭一种经济规律。但是，既然生产是私人生产，而“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税收措施”和“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措施”无非是对私人占有制度的侵犯，那么，“税收措施”和“福利措施”就必然破坏生产力。而一个社会充其量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承受这种破坏。所谓“实践证明”，无非是指大萧条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状况有所缓和。但是，第一，整个世界的两极分化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并且，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某种程度上正是以整个世界的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为前提的。第二，即使就发达国家而言，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也已经难以为继，以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大谈“公平”与“效率”的悖论。　　

〔2〕我在西安曾经多次和一些国有企业工人座谈。有不少老工人告诉我，五十年代工人的干劲和现在大不一样，不需要物质刺激，也不用上级督促，有困难工人自己会想办法克服。这是事实，不是官方宣传。现在的经济学家对此根本不能理解，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什么“强有力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是偶然的，是不能持久的。但是，他们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起作用，而后来却不能够起作用了。实际上，工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热情劳动。工人告诉我，五十年代的干部关心工人，真正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员就是党员”，这才是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涨的真正原因。这些模糊的语言，当然缺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最   奖金   的“精确性”，但它是工人的真情实感，说明当时中国的的确确存在一种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　　

第二章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　　

    要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诞生于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解放运动的时代，是一个深深打上了革命烙印的时代。　　

    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概念只承认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但是，占个人活动时间绝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却被视为个人的私事。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民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少数有产者去支配。在这个时候，所谓“公民”的权利不过是有在饥饿与放弃自由之间选择的权利罢了。社会主义革命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确认了充分就业是工人阶级在革命后的社会中不可剥夺的权利。充分就业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它使工人有了“铁饭碗”，更主要的，它使工人取得了对劳动过程的一部分控制权。也就是说，与资本家不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不敢随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因为他无权解雇工人，他要完成生产任务比资本家更有赖于工人的合作。据1986年中国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调查，中国国有企业职工每周有效工时为19.2－28.8小时，仅为制度工时的40－60％。（钟朋容，292）〔1〕这就是说，国有企业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决定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永远无法比拟的自由！对于几千万城市工人阶级来说,劳动的自由远比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往往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真正享受的自由要重要得多.实在得多。社会主义革命即使没有实现它的预定目标，但是从革命中诞生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丝毫自由可言的极权社会，而是压迫性与民主性并存，甚至可以说，对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它是非常民主的社会。　　

    另一方面，在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后，劳动人民当时还没有力量把社会生产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控制于是落到了历史最悠久的压迫机关－国家手中。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国家官僚阶级。它代替了旧的统治阶级，成为新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为什么社会总是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是不是也和月亮绕地球旋转一样是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呢？在这个问题上，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是怎样看的呢？恩格斯说：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物：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据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么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Engels,1978,714)　　

    所以，根据恩格斯的意见，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人才可能基本上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得以参与“社会的共同事务”，并消灭阶级差别。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他们从国民党政权继承下来的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产生新的压迫阶级的客观条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与之相反，革命的成败归根到底要由实际的历史斗争来决定。　　

    一方面，国家官僚阶级想要巩固其对社会的统治，建立一个比较象样的压迫社会。另一方面，被压迫人民则不能容忍压迫秩序稳定下来。不仅要捍卫革命的既得利益，而且还要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革命到底，打倒一切压迫者！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决不能和平共处，只能以战斗来决定谁胜谁负。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国家官僚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总决战！　　

（一）文化大革命　　

    历史向来是当代史。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对历史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是全民族的灾难。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与官方共同语言不多，但在两个根本问题上例外，一个是“改革”，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错误的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所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对毛泽东个人来说，他之所以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同他不善于处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矛盾，同他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主张的好意见，一概当作“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来批斗，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动乱。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认为，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更多的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毛泽东说，......许多权力（各个省,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了。......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高皋和严家其，序，1－2）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泽东个人权力欲无限膨胀的结果。为了实现无限的独裁权力，毛泽东设计了一个大阴谋。这个阴谋所以能得逞，根子在“传统文化”，即独裁体制下人民群众普遍的忠君意识和盲从心理。　　

    让我们先提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毛泽东纯粹是为了个人权力，为什么要发动群众砸烂整个国家机器？没有国家机器，谈何权力，谈何独裁？　　

    第二，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官方学者都没有回答，是什么使几亿人民在一夜之间全部神经错乱.丧失理智？用全民大疯狂来解释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事件，不是神话又是什么？　　

    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独裁者为了独裁的目的.用独裁的方法发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一群没有头脑.任人摆布的玩物。但是，如果群众是这样的没有头脑，这样的容易摆布，为什么统治集团，凭着整个党和国家官僚机器的帮助，都没有能够摆布他们呢？比如，那些党的官僚们完全可以说他们一向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　　

    当然，毛泽东凭着他的个人权力，或许可以不花什么力气就把几个党的高级干部赶下台。但是，如果不是客观上存在着人民大众和官僚阶级之间的矛盾，他怎么可能使整个统治阶级都受到打击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声称自己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并且还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来说服别人或者强迫别人相信自己所声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由人们自己来判断到底谁是“真正地”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由人们自己来决定与谁一起战斗，和对谁进行战斗。所以，不管毛泽东个人的意图是怎样的，文化大革命是通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和他们的客观生活状况。　　

    把“传统文化”扯进来是无补于事的。首先，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对老百姓说：“造反有理！”其次，即使在古代，中国人民也决不是仅仅知道忠君和盲从的。中国人民是敢于造反的，他们起来造反，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官方学者所讳言的，他们极力想掩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一个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僚统治阶级已经形成。〔2〕这个统治阶级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一样，压迫人们。剥削人民是其不可更改的本性，这是中国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离开了这个根源，就根本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噤若寒蝉，必然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　　

    毛泽东正确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   认识  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Meisner,1986,271)毛泽东并且指出了斗争的方法－“无产阶级大民主”：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Mao,1977a,344)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上至国家主席.各省市自治区的封疆大吏，下至厂长.经理.基层党委，几乎官僚国家的全部权力机构，一概被革命群众打倒.推翻。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描述了上海的官僚政权是怎样被工人阶级推翻的：　　

到1966年秋天，反对现存秩序的造反已经从学校蔓延到了工厂。无产阶级自己终于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文化大革命，使不满现状的工人和其他的社会阶层，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自由地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而不必受到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所施加的种种约束的妨碍。于是就冒出了一大批多种多样的群众造反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却根据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来解释这些思想。十一月初，几个造反组织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它的领袖就是王洪文，一个纺织工人和党的中层干部。工总司是上海工人自己的创造，与来自北京的指示毫无关系......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市委提出要求，明确提出要以新的人民政权机关来代替旧的官僚机构......在工总司取得了十一月中旬的胜利以后，上海党和政府的权力迅速地分崩离析了。各造反组织自由地在市内串连，组织工人和其他市民。群众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着......（上海市委的）垮台，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月革命，则是新年以后头一个星期的事。1月5日，与工总司为首的十几个造反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号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团结起来。这个号召在次日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月6日，上百万市民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数百万人观看了电视转播。曹市长和其他党的高级干部被批判.撤职，并被勒令当众坦白他们的政治罪行。在以后几天里，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吏和干部也受到了类似的批判，并被迫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旧政权垮台了。(Meisner,1986,343)　　

    人民群众亲眼目睹那些平日威风凛凛的官僚老爷们如今在人民革命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怎能不心花怒放！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解放啊！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旧的生产关系：　　

在文化革命中，原来的干部体系（当权派）基本上被群众运动摧垮了，群众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工厂里，原有的规章.制度都被推翻了，......工人不服从干部管理的现象十分普遍。......生产失去控制，甚至走向瘫痪，......由于干部没有真正的权威，很多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李强，162）　　

    在旧的生产关系被破坏以后，必须及时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否则就会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些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面几个段落分别引自法国经济学家贝特兰在北京针织总厂的调查报告和北京市北郊木材厂“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调查报告。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要求遵照鞍山宪法参加管理。　　

执行鞍山宪法，就是说永远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生动活泼的群众运动，逐步实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实现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紧密结合，和积极开展技术革命。(Bettelheim,1974,17)　　

    什么是不合理规章制度呢？不合理规章制度是“旧的管理阶层强加在工人头上的”“有关劳动组织.劳动纪律的规章制度”，“不信任工人的首创精神”，“有利于保留资本主义关系”。(Bettelheim,1974,22)　　

过去的规章制度贯穿了“专家治厂”的路线，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扣.罚......规定了这个权是这个长的，那个权是哪个主任的，就是没有什么权是工人的，工人有的只是被管的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以下简作<万岁>，675）　　

    怎样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呢？　　

每一条款都交给群众讨论。......取消了一大批规定，这样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工厂行政管理人员。(Bettelheim,1974,22)　　

过去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为了互相制约，把人与人.科与科的关系，用一大堆烦琐的规章制度规定下来。有一个科的规章制度里，这样写着：“科长因事外出，一切事务由副科长负责；如副科长外出，一切事务由正科长负责。”......革委会成立后，精简了机构，......没有闲人就没有那么多烦琐的规章制度，......人少,事多,但解决问题快。......过去许多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生产车间为科室服务，精兵简政后，生产组和行政服务人员经常到车间解决问题，深受工人群众欢迎。（<万岁>，677）　　

过去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对工人群众不信任。......强调依靠少数检验人员“监督工人”，造成生产工与检验工之间的矛盾。工人同志说：不依靠群众，就是一个工人后面跟上一个检验员，也提高不了质量。......现在，......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人负责，互相帮助，班长检查，小组讲评......”的新的检验制度，......保证了质量稳步提高。（<万岁>，679）　　

（工人管理）小组负责的问题包括改进产品质量，......实行的是自我监督的制度，每个班组监督自己的工作。随便发生什么问题，工人都会尽力想办法解决。(Bettelheim,1974,25)　　

以往是少数人订计划.管计划，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用计划指标去卡生产，严重限制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窝工浪费。......现在，......生产任务交给全厂工人讨论，建立了依靠群众.上下结合订计划的制度。......计划比较符合实际，......领导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到处出现了共产主义协作的好风尚，......工人同志说：“过去是上面说了算，工人只管干。现在是，计划大家订，措施大家找，生产一块干，任务提前完。（<万岁>，679）　　

计划制定前反复征求工人意见。计划方案经过详细分析，使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了解计划对自己的要求。为此，工人们分成小组，以便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讨论计划的意义，计划对每一个工人的要求，在产量.质量.产品品种等方面可以有哪些改进，讨论结果在工人和管理部门之间反复交流，......因此，全面的计划经过了反复的审查，最后制定的计划是许多班组和车间共同努力的结果。(Bettelheim,1974,25)　　

    迈斯纳认为：　　

像70年代初许多外国访问者在报道中提出的那样，中国工厂的特点是集体主义精神和普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工厂的管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羞辱的行政管理干部暂时地抛弃了独断专行的行为和官僚主义习气，......他们如今有事会更经常地与工人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商量。(Meisner,1986,385)　　

    正如迈斯纳所说：“群众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官方要求了。”这是新型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过去一切生产关系都解决不了的矛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尽管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超出过萌芽的阶段，它毕竟是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一个劳动人民的解决办法，因而也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而也是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　　

    但是，要建设新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做到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仅仅有广泛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还是不够的。只有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治权力，生产关系的改造才有政治保障，才能够进行下去。没有这样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由于没有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人民就不可能夺取政治权力，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就得以复原。而统治阶级一旦夺回了政治权力，必然就要利用这个权力来夺回自己在革命中失去的一切。　　

在70年代初期，逐步恢复了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除了的工厂原有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强调专家管理和技术标准，......经历了动乱的工厂开始重建劳动纪律。......厂长依然还是厂长，他最终是对雇佣他的党和国家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他所指挥的工人负责。(Meisner,1986,384)　　

    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象八十年代中国许多别的问题一样，工作效率低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十多年来，中国的工人不听工厂党委的指示，不照看他们的机器，而是花不少时间在打牌上面，或者溜出车间去打篮球。......甚至在华国锋掌权两年以后，在中国投资的西方公司仍然发现中国工人拒绝服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指令。......工作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却在于管理人员缺乏权力。......国营企业要解雇一个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国官员相当为难地向记者解释：“你应当明白，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们干活。”（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巨龙复苏－改革前后备忘录>，69－70）　　

    他们不能够强迫我们干活，这就是革命给被压迫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资产阶级学者在咒骂“工作效率低”时没有想到，这也是民主。选举议员，这是几年才轮到一次的事情。在报刊.广播.电视上发表言论，著书立说，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的。组织政党，更是精英分子的专利。劳动，却是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要参加的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劳动也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最重要的一项自由权利。革命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新的生产关系流产了，旧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起作用了。人民没有得到发号施令的权力，但是旧的权威却不敢发号施令了。统治阶级不能够照旧统治下去了，“改革”成了当务之急。　　

（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既不是人民自由选择的产物，也不是对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暂时给1949年以来被压迫人民反抗国家官僚阶级的斗争划上了一个句号。统治阶级取得了胜利，人民力量被打垮，这就为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改组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　　

    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认为：“‘客观经济规律’......要求根据赢利的标准来经营经济企业，按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科学的’方法来加强管理的权威。”(Meisner,1986,466)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客观经济规律”既不客观，也不科学。改革的历史条件就是，统治阶级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改组生产关系，因而由压迫引起的矛盾只能通过加强压迫手段来解决。正是从压迫者的眼光看，资本主义的管理秩序比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先进得多.科学得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统治越来越建立在以资本主义方式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国家官僚阶级因而逐步地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法律上采取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但是，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完全可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要紧的不是所有权的法律形式，而是各个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必然要求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公开的私有制，这决不妨碍统治阶级的个人成员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盗窃国库来积聚私人财富。　　

    统治阶级盗窃国库的主要手段有：　　

（1）“官倒”。据官方学者计算，全国每年由价差.利差.汇差和其他杂项形成的“租金”（即可以凭垄断权力攫取的非生产性利润）总额有4000多亿元，“其中的40％落入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寻租者手中。”（<新华文摘>1992年第二期，56）　　

    （2）“官炒”。“官炒”炒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房地产和股票。股票是虚拟资本，它的价值可以超过它所代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几倍.几十倍。炒房地产主要是炒土地，土地本身无价，但其市场价值可以百万.亿万计。所以“官炒”积聚财富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官倒”。　　

张某是一位副市长的儿子，前几年顺应潮流，从经委机关跳入“海”中，办起了一个名为国营实为私营的贸易公司。其父主管建筑系统，他自然以做建材为主。不必他求人，也不必他父亲开口，“懂味”的建筑公司总是到他这里买建材，而且从不还价。仅仅两年多时间，就赚了近200万。1992年，这位张总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登记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然后，他向一家银行送去一辆进口轿车，三部“大哥大”电话，要求贷款800万元，......张用这800万元在海南买了25亩地，4个月后又以1900万卖出......”（<经济潮>总第三期，32）　　

    1992年，全国批租土地总数220平方公里，总收入525亿元，中央财政只拿到26.25亿元。在北海市，最好的土地从政府转让出去仅9.7万元/亩，市面上最高炒到176万元/亩。“炒地远比开发赚钱，实业更比不上。”海口市最繁华地段，从政府转让出去是每平方米150元，建好的商品房卖到每平方米3000－4000元。有的城市每平方米只有5元，还有分文不取的。（<中国房地产导报>1993年第20期，18－20）　　

    我们无从知道炒股票导致多少国有财产流失。但从几个具体的例子中业可见一斑：　　

上海有个“杨百万”，专做股票生意。去年三月间，一次抛出6800股“电真空”股券，每股价差近50元，一下子就获利34万元。（<中国劳动科学>1992年第三期，15）　　

某报记者的关系网四通八达，......搞到一批法人股后，他就找到迫切需要购买的单位，转手“批发”出去，“批发费”100％。自然，由于股票上市以后价格总要翻上几番，......100％的“批发费”虽然高得惊人，但还是有大利可图，......几次折腾下来，这位记者就成了一个“百万元户”了。（<经济潮>总第三期，54）　　

    （3）官僚机构自办经济实体，攫取巨额垄断利润。1992年，全国新增公司22万户，公司总数比1991年增长88.9％。“这些新增的公司大多是机关办的经济实体。”“全国有60％以上的机关创办了经济实体。”（<经济潮>总第三期，25）“甚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开办了一批豪华饭店，军办工厂为市场生产电冰箱.钢琴.电视机和民用客机。有400个军办工厂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了销售代理。”(Smith,1993,97)　　

    官僚机构自办的经济实体，除了有条件搞“官倒”.“官炒”以外，凭籍官僚机构的垄断权力，可以得到远非正常利润可比的垄断利润。　　

一家物资公司千辛万苦弄到一批钢材，急需1000万元贷款，找到某工商银行，行长说：“最近资金比较紧张，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们行自办的实体昨天刚批去了1000万元贷款，目前还没有提走，我看你们可以和他们联系，合起来做。”于是，以物资公司名义要的贷款最后落到了银行自办的实体手中，银行的实体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一半的利润。（<经济潮>总第三期，26）　　

    （4）统治阶级上层直接与外国资本勾结，帮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再从外国资本取得的巨额利润中分一块赃。外国资本要通过剥削中国人民取得高额利润，需要逃避进出口管制，逃避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少交或不交利润税，尽量取得廉价或无价的土地......所有这些都需要身居高位的统治阶级成员帮助才行。所以，外国资本需要一部分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充当这样的买办资本家：　　

大批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在美国和欧洲的最大的银行和跨国公司（在华办事处）这充任职员。......其中绝大多数人当然会为他们的老板服务，......“买办”就是指这些人。(Hinton,1993,96)　　

袁先生，45岁，共产党员，......一张名片上写着他是广东省东莞市（东莞是外国在广东投资的热点之一）副市长。另一张名片上写着他是香港Fook Man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有几百万银行存款。袁还是另外三家香港公司的董事，是洛杉矶一家有500间客房的饭店的部分所有者，他还计划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新加坡和法兰克福。中国人把这种人叫做“假洋鬼子”。这是19世纪对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国买办的讠虐称。袁对此欣然接受。他说：“我们在赚钱......”(Smith,1993,98)　　

    统治阶级大规模盗窃国库，巨额国家财产转化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陷入财政危机。为了克服财政危机，就要开源节流。开源，主要是提高消费品价格；节流，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　　

    以“价格改革”为名，消费品价格连年大幅度上涨。（见表2.1）　　

表2.1   中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1981-85    1986-90　　

年均财政赤字(亿元)        122        475　　

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比重(%)  1.8        3.5　　

城镇消费品价格　　

年平均增长率(%)           4.2       13.1*　　

*系1986-89年　　

资料来源:马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四期,21　　

    官方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不能归咎于改革，在改革以前，城市长期存在消费品短缺，短缺实际上是“隐蔽的通货膨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有比一切社会现象都看做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现象，才能理解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短缺”经济和“通货膨胀”经济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关系。“短缺”意味着根据货币以外的标准分配社会财富。这种标准可以是政治权力.社会特权，也可以是基于社会平等，或者优先照顾弱者。而“通货膨胀”无非是这样一种社会的特有现象，在这种社会中，谁有钱谁就是老大。　　

    贝特兰在70年代访问中国后曾经这样介绍当时中国的价格制度：　　

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取决于不同的政策。　　

1.必需品贸易利润；必要的话国家还会给予补贴。比方说粮食，是国家专控物资，从农民收购的价格实际上等于零售价。也就是说国家要负担销售.运输等项成本。......总的来说，几种基本食品的销售价格近年来降低了，但是从人民公社收购的价格并没有下降。例如，每50公斤大米的销售价从1950年的17.63元下降到1970年的16.40元。同样，在不提高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情况下，也可以提高从人民公社收购的价格......　　

2.对人民健康必需的商品按成本价销售，也就是销售中不得利润。比如，药品价格随着成本下降而下降。20万单位盘尼西林的价格，从1953年的2.10元降到1970年的1.23元......　　

3.日常必需品价格也是便宜的，但要加上一定的利润。例如，每50公斤煤块的价格，从1950年到1970年，由2.80元下降到2.50元。　　

4.至于非必需品（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等），一般固定在“历史形成的价格”上。这些产品成本价格的任何下降，都用来增加社会积累基金。　　

主要是要理解，中国的价格体制不仅关系到政策，而且体现着政治－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的考虑。(Bettelheim,1974,64)　　

    所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决不仅仅是一般地由于社会总供求之间的不平衡，它实际上是国家既定政策的产物。在“价格改革”的旗号下，把一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交给自由市场支配，实际上是牺牲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到1991年，绝大多数社会产品都由市场自由调节，这就为物价飞涨扫清了障碍。〔3〕　　

    削减社会福利：据全国总工会测算，各地实行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三项改革，职工须承受部分占其生活费支出的6－7.5％。　　

    通过掠夺国库，而归根结底是通过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在少数人手中积聚起了巨额财富。“大陆人口的3％（约合三千万人），属于富有者阶层。他们的私人存款占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的40％，即人均1.5万元左右。”（<北京青年报>1993年12月28日）1992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额达到了18000亿元，照那“40％”推算，“富有者阶层”拥有的个人金融资产总额应在7000亿元以上。这7000亿元从哪里来呢？　　

    如果我们假设，从1986年到1993年每年有1000亿元国家财产被转化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产，那么，在这期间他们便一共积聚了8000亿元财富。显然，所谓“富有者阶层”绝大多数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私人资产阶级。私人资产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它不依靠政治垄断权力，而依靠剥削雇佣劳动发财。私人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会不会使它成为一支民主力量？它能不能领导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　　

    在一份官方学术刊物上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段奇文：　　

一个社会的主体，不只决定于某阶级人数是否最众，同时还决定于该阶级的财产数量，即须用财产加权......从无产阶级中“先富起来”而脱胎形成的有产阶级，正以其日益增多的人数和日益积累的资本，成为社会成份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体，这是一个好的变化......经济利益的增长，必然促使有产阶级寻求政治发言权，并力求通过各种立法途径，干预政府决策。它意味着原有宪法的过时，意味着政治结构的改组......有产阶级不会再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它将影响未来一千年，主宰未来一百年。（孤闻）　　

    谁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呢？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专政呼之欲出啦！作者拐弯抹角地发明了一个“有产阶级”的概念。谁是有产阶级呢？是官僚资产阶级吗？官僚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还何须“寻求政治发言权”？所谓“有产阶级”无非是指私人资产阶级。那么，私人资产阶级能不能“影响未来一千年，主宰未来一百年”呢？纯属幻想。　　

    首先，私人资产阶级实力非常弱小。根据官方统计，1990年中国私营企业共有98000万户，注册资金总计45亿元，平均每户不到5万元。（韩明希，前言）即使考虑到官方统计有低估的成分，私人资产阶级的实力也决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零头，竟想“以其日益增多的人数和日益积累的资本，成为社会成份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体，”正无异痴人说梦。　　

    无疑，官僚资产阶级有其寄生性的一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妨碍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说，私人资产阶级也有争取民主的要求。但是，与专制政权带给私人资产阶级的利益比起来，专制政权的祸害只能算是一点回扣。私人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一样，都是剥削阶级，都靠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发财。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的工资越低越好，福利越少越好。工人越是缺乏斗争力量，资本家的这些愿望就越容易实现。而工人越是没有政治权利，工人就越是缺乏斗争力量。私人资产阶级自己当然也渴望得到政治权利。但是，如果为了自身得到政治权利，必须让工人阶级也得到政治权利的话，这个买卖未必划得来。私人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如果实现了民主，我能得到比目前更高的利润率吗？如果不能，私人资产阶级当然对民主不感兴趣。如果实现民主以后情况与现在差不多，或者极不确定，那又何必为此折腾上十来年.闹个天翻地覆，甚至冒革命的风险呢？　　

（三）1989年革命　　

    任何一个压迫社会，要把它的压迫强加到绝大多数人头上，都不能不经过多次重大的斗争，都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资本主义也不例外。　　

    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因而当时也就不再有用革命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可能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改革”可以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了。恰恰相反，中国的劳动人民决不会不经过严重的战斗就放弃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争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就听任统治阶级把一个“正常”的压迫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随着资本主义“改革”的发展，在整个八十年代，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统治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激化了。　　

    这个矛盾因为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进一步尖锐化了。根据官方统计，1988年职工货币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19.7％，而全国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了20.7％。（<中国经济年鉴>1988年卷）就是说，即使根据官方统计，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也下降了。这是在“改革”时期，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第一次绝对下降。中国已经到了革命的边缘。　　

    一个成功的革命，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和成熟的革命理论，和一套清晰明确的、前后一贯的革命纲领。这个理论和这套纲领，必须能够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必须能够充分地动员绝大多数人民参加革命斗争。而1989年革命恰恰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和这样一套纲领。　　

    1989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几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为什么在1989年没有出现一支由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民主力量呢？　　

    1979年，北京发生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当时，几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没有民主，在于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次运动最后被镇压下去了。1982年，理论界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战。一些知识分子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观点出发，影射和批判现实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社会。官方宣布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宣布这种观点非法。　　

    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宣布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观点非法，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统治阶级树立新的意识形态、新的辩护理论。这种辩护理论不应该帮助人民看清压迫社会的本来面目，更不许煽动人民造反，它必须能证明压迫有理、剥削有功。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才有这样一整套现成的辩护学说。所以，统治阶级起初是默许，后来是鼓励，再后来就积极参与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篡改、伪造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或者干脆取而代之。　　

    统治阶级一方面把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在官方理论中却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统治阶级并不想“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有选择的，根据的是“中国国情”。经济学在“自由化”方面迈得步子最大，因为这个领域直接关系到生产关系，却并不直接威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政治学、法学相形之下就比较“保守”。这两个领域进展慢一些，并不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进展得太快，倒是有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危害一党专政的危险。但是，原地踏步是绝对不行的，也没有必要。如果说，在经济学领域不存在“阶级”概念了，在政治学、法学上又哪里来的“阶级专政”呢？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发现，资产阶级理论既然能证明“剥削有理”，未尝不能用来证明“独裁有理”，新权威主义即是一例。在统治阶级的纵容、怂恿下，中国形成了一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即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官方学者，有不少人还在统治阶级的咨询机构中充任要职，扮演所谓“智囊”的角色。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翼民主力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先后被镇压。要重新组织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就要发展新的革命理论，要反思以往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又要迎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新的挑战。新的革命力量还需要新的革命战略和战术。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1989年革命来临时，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还没有能够形成。　　

    自由派知识分子吹嘘说，1989年革命是他们的“十年思想启蒙”的结果。所谓“十年思想启蒙”，就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五花八门的货色成批地贩卖到中国来。事实上，他们的所谓思想启蒙运动，其影响从来没有越出大学校墙之外。确有一大批大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追随自由派知识分子。在1989年以前，在各主要大学曾多次爆发学潮。但是，1989年以前的历次学潮都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响应。而1989年的运动却超越了狭隘的学生运动而上升为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人民革命。这个事实，当然不能用什么思想启蒙运动来解释，而必须用客观上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来解释。　　

    1989年4月，学潮爆发了。在整个八十年代，大学生都是一个激进的社会集团。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时候为止还没有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管理人员等）带来多少物质利益，也没有为中产阶级的成员增加多少上升为统治阶级成员的机会。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失败的大学生，与上流社会无缘，又不甘心回到劳动人民中去，感到前途暗淡无光，强烈地渴望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这些人是学潮的基本主体。　　

    学潮得到了城市各界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始终没有发展为普遍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学潮起起伏伏。直到5月17日，北京市百万群众示威声援绝食学生，才掀起了革命的高潮，超越了学生运动，发展  我  包括工人、市民、学生等各界群众的人民革命。〔4〕工人阶级参加了革命，但仅仅是自发地和本能地参加了革命。在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还不能够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也就不能够追求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利益。　　

    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不是城市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农民就其潜在可能性来说，必然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但是，在1989年，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它偏偏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　　

    1979年，邓小平统治集团刚刚上台，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推行农业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农产品收购平均提价24.8％，包括18类180个品种。（詹宏松，119）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所谓“轻徭薄赋”的让步政策。由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上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消费水平之比由1978年的2.9:1降到1985年的2.2:1。（李强，113）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在长期，城乡差距是趋于扩大而不是趋于缩小的。事实上，在1985年以后，城乡消费差距就开始重新扩大了，但是直到1989年仍然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这说明，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在农村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此，在1989年革命的关键时刻，农民被中立化了，不能发挥一支革命力量的作用。　　

    没有农民的支持，城市工人阶级就成了革命可以依靠的唯一一支力量。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充分地和彻底地把城市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少数工人组织的“工自联”。但是，这些“工自联”在工人中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而且很快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控制，甚至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筹码，因而并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和把工人发动起来。　　

    但是，在工人阶级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压迫制度，反而是用更严厉的压迫手段来加强压迫制度，是要剥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争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所以，“改革”不仅解决不了旧的矛盾，而且，还会激化旧的矛盾，并不断产生新的矛盾。1986年，全国总工会在一次对45万工人的调查中发现，有38.56％的工人认为“改革以来工人和干部的关系”比以前坏，31.58％认为没有变化，只有26.37％认为比以前好。在这次调查中，有的工人说：“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实行终身制，干部还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严于律己、为民办事，现在实行干部聘任制，结果干部上台就急于捞。”还有的工人说：“干活挣的钱，都让当官的拿去了。现在官是官，民是民，搞不到一起了。”（李强，161，165，167）这说明，“改革”以来，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在工人阶级中蓄积着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巨大的不满。要把这种不满转化成巨大的革命能量是完全可能的。这就必须形成一套完整的、明确的革命纲领，把工人阶级的愿望有力地表达出来，从而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引起共鸣。　　

    但是，这样做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根本不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知识分子实际上与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上。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统治阶级策划“改革”的过程，可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整个“经济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由派知识分子既不会主张“改革”不得侵犯工人阶级的利益，更不会主张否定“改革”，相反，他们最主张把“改革”进行到底。　　

    1989年，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私有化”的主张。当时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讨论经济改革的文章。总的结论是：国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全都不可救药，只有实行私有化。分歧仅仅在于私有化的步骤和方法。有的主张通过股份制逐步实现私有化，有的主张“一跳过河实现民营化”。这种主张即使不马上引起工人阶级的怀疑和警惕，也决不可能得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　　

    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可以说他们甚至害怕这么做。自由派知识分子实际上一直不想推翻政府。从革命发生前一些著名反对派人士的言论来看，他们欣赏“台湾模式”，即利用学生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下一步再开放“党禁”，最后逐步过渡到多党自由选举。他们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又不敢发动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全力依靠统治阶级的“改革派”。在他们看来，只要“改革派”战胜“保守派”，独揽大权，革命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并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不过是统治阶级中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罢了。实际上，“改革派”很可能与官僚资产阶级中带有寄生性、买办性的那一部分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盗窃国库而发财致富，是资本主义“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这个原因，“改革派”更坚决地主张推行“改革”，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愿意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达成某种妥协，以共同对付工人阶级。　　

    “改革派”的力量本来比“保守派”强大。但是“改革派”自身在如何对付革命这个问题上又发生分歧。赵紫阳集团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被吓倒，准备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达成妥协。而“改革派”的领袖邓小平却更清醒地看到，革命有让统治阶级彻底覆灭的危险。特别是人民群众已经明确提出“打倒官倒”的口号，直接威胁到了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很清楚，镇压革命决不会导致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盟的破裂。在教训了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后，他们只会更紧密地依附于统治阶级。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立刻出版《历史的潮流》、《防“左”备忘录》、《中国“左”祸》等书，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积极响应。　　

    当革命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正是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把自由派知识分子出卖了。赵紫阳集团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交出了权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双方都再无退路可言，只有你死我活、一决雌雄。但是，到了这种最后关头，自由派知识分子仍然对改革派抱有幻想。他们始终坚持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这就是说，不许人民群众造反，只能对政府“施加压力”，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改革派”身上。五·二零戒严以后，反对派把主要口号调整为“打倒李鹏”，始终不曾攻击邓小平。在那样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时刻，他们不去组织革命力量，不准备殊死的决战，反而热衷于发动人大常委签名，要求召开什么人大紧急会议，简直形同儿戏！〔5〕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懦弱和愚蠢在这次革命中暴露无疑。　　

    1989年革命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只有用暴力的手段，经过残酷的、流血的斗争，才能把资本主义压迫秩序强加在劳动人民头上，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四）工人阶级反对“砸三铁”的斗争　　

    在1989年革命失败后，统治阶级在对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没有在国有企业中完全确立起来。1992年，统治阶级企图通过所谓“砸三铁”一举完成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结果遭到工人阶级的顽强抵抗，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92年初，这种要求“砸三铁”的呼声得到了中国大陆报界、新闻界的支持。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破三铁、改体制的宣传。然而，未隔多久，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便层出不穷。最激烈的反应来自被解雇的工人群体。国有工厂工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靠工厂、依赖于工厂、隶属于工厂的心理和观念，因此当突然宣布他们被解雇时，他们惊呆了。一些工人做出了激进的反应。例如，1992年3月，天津某厂因亏损严重，被迫解雇了上千员工，结果该厂的二千余名工人及家属集结在天津一座立体交叉桥上，迫使天津环线分路陷入瘫痪。1992年春，中国东北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力推行“砸三铁”，大批工人面临失业的危机，不少工人因不适应辞退、待聘、减薪、救济的状况而爆发严重不满情绪，有些工人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行为报复工厂的领导人。此外，在锦州市、秦皇岛市、合肥市等也相继发生了工人因被砸了铁饭碗而报复厂长、领导的事件。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破三铁的活动终于偃旗息鼓、不了了之。（李强，150）　　

工人阶级赢得了反对“砸三铁”斗争的胜利。但是，正如1989年革命的经验所表明的，没有一个由科学的革命理论所指导的成熟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工人阶级仅凭自己是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能赢得争取解放的斗争的胜利的。由于没有这样一个革命政党，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只能处于防御的和被动的地位。而统治阶级，由于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就能够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推进资本主义“改革”，逐步地蚕食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权利。要扭转这种趋势，要把目前这种分散的和单纯被动防御的斗争转变为统一有组织的、积极主动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尽快形成一个有正确理论指导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　　

（五）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克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Marx,1967,101)任何历史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不免被它自身的生活方式腐化。如果仅从本阶级的后代中选拔统治阶级的接班人，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趋于退化。只有经常从被压迫阶级中选拔优秀分子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统治阶级才能保持生命力。　　

    现代学校教育使现代的统治阶级能够以系统的方式从被压迫阶级中选拔杰出人物，这些选拔出来的杰出人物，组成为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通过参加现代社会的管理，培养统治社会的能力。所以，中产阶级既是下层社会向上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又是统治阶级的后备军。据官方统计，1990年中国有“一般干部”1091万人。如按大学文化程度计算，1987年，中国有知识分子659万人。（李强，279）中国中产阶级的实际规模当在两者之间。　　

    中产阶级不同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主要靠家庭劳动力或雇佣少量工人谋生或谋取薄利。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业主，通称为个体户。1990年，城镇个体经营者总数为671万人。（李强，322）中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属于所谓“工薪阶层”，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与无产阶级不同。中产阶级出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凝结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劳动力。这种特殊地位，使中产阶级能够脱离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而进入特权阶级的行列。小资产阶级的个别成员也许会上升为私人资产阶级，但是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现代社会的管理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只有经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才能胜任。　　

    官方学者不承认中产阶级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八十年代，所谓“脑体倒挂”的问题曾经喧嚣一时。即使根据官方学者计算，1988年，“脑力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也仅比“体力劳动者”低5.8％。这是北京市的数字，不包括农民，也不考虑中产阶级的各种物质特权（如较大面积的住房、出国机会等）。官方学者公然抛弃了恩格斯的观点，即“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他们盗用劳动价值论，说什么“知识劳动或复杂劳动可以创造出比简单劳动更大的价值，因而知识劳动力的价格应由它所创造出的价值决定。”（李强，266）　　

    官方学者不懂得，没有什么抽象存在的价值，只有与一定社会关系、一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价值。离开了价值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劳动价值论对社会的说明力就等于0。在资产阶级社会，劳动力价格是  与  供求决定的。而中产阶级的劳动力，如前所述，是凝聚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劳动力，是特殊的劳动力。它不象其它劳动力那样只要在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中就能生产出来，它必须经过正规学校教育才能生产出来。而在资产阶级社会，能够受高等教育，是一项社会特权。中产阶级由于有了这项特权，就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社会的科学、艺术和文化，垄断了“知识劳动力”这种特殊劳动力的供给。就象地主凭着私人土地所有权能索取地租一样，中产阶级凭着私人占有的知识也能获取垄断收入。但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和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丝毫没有什么科学的“合理性”。　　

    实际上，在“改革”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不可能发动全体劳动群众共同参加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统治阶级越来越依赖于中产阶级来完成专门的管理和技术职能。所以，中产阶级不仅享有社会特权，而且在收入上也逐渐向上层社会靠拢，到九十年代初，所谓“脑体倒挂”已经颠倒过来了。（见表2.2）　　

表2.2   1992年7月中国国有企业职工月收入(元)　　

服务人员                    193.5　　

辅助生产工人                224.5　　

直接生产工人                226.3　　

一般管理干部                237.3　　

中层管理干部                237.3　　

高级管理干部                278.0　　

技术人员                    281.0　　

资料来源:李强,262.  　　

    中产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却常常以未来的统治阶级、候选的统治阶级的眼光看问题。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代表了中产阶级的这种眼光。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地位又是矛盾的、动荡不定的，它摆脱不了社会竞争，而竞争就不免产生失败者。有一个在深圳打工的朋友有一次给笔者来信说：　　

昨天有一个来我这里登记住房的客人，他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系，是西威厂的主管，他和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说，有时候真想到死，死是最好的解脱方式。他管理100多人，工资是令人羡慕的三千多块钱一个月，然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来没有星期天，每天上班12小时，下了班也没有知心朋友。他的同学都发达了，他也不想去找他们，会感到自惭形秽。他说，感觉早已麻木。深圳人都是在戴着假面具生活。比如，为了公司，他不得不陪人唱卡拉OK，逢场作戏，为了管好工人，不得不严肃......　　

资本主义永远无法做到让所有的中产阶级成员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一个压迫社会中，人生价值是用能否进入统治阶级来衡量的）。　　

〔1〕官方经济学家追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撰了一个“隐性失业”的概念，说国有企业中所有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时都可以折算为“隐性失业”。这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工人自由的增加纯属一种浪费。从工人的观点看，“隐性失业”根本不是失业。否则为什么前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索性把“隐性失业”都变成“显性失业”呢？　　

〔2〕陕西省的老爷们为了满足个人享乐......不惜花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国家困难时期，大肆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丈八沟高干招待所......名为疗养院，实际是省级干部的休息、游玩、享乐的地方，占地数百亩，有高级洋房、亭台、楼阁，富丽堂皇，还设有游船、树木、假山、餐厅、舞厅、礼堂、名贵树木、奇花异草等，......在西安地区，夏天才能游泳，可是，我们的老爷们有改天换地精神，冬天也游泳，在他们的创造发明下，动员工人同志在丈八沟这个“安乐窝”里修筑了个“暖水游泳池”。......这个游泳池烧一次水，光用煤就一、二十吨，价值几百元，有时个别领导干部星期天带着老婆孩子来游泳，工人同志就得专门烧一次水。......记得我们西北工业大学同学去年在宝鸡参加农村社教时，......有一户贫农一家几口人，可全家的家当就连五元钱都不值，这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生活呀！然而这般老爷游泳一次就花几百元！......这个“暖水游泳池”里装的真是水吗？我看不是，完全不是，而是装了一池劳动人民的血汗呀！（《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材料汇编（第一集）》，7－9）　　

〔3〕1991年各类产品国家定价的比重，农副产品是22％，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21％，生产资料销售总额是36.6％。（《中国经济问题》1993年第一期，5）　　

〔4〕据我的个人意见，在学运领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决定发动绝食时，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事态发展。他们当时恐怕至多是想通过绝食对政府施加一点“道德上的”压力。所以，当人民真的走上街头，民主运动真的发展为一场革命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不是被吓倒了的话）。他们不知道怎样，或者根本不想去利用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革命能量。　　

〔5〕天晓得这样一次“人大紧急会议”，即便召开了，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必说人大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就是在人大里面，即使在革命最高潮时，反对派恐怕连简单多数也凑不到。　　

第三章 从合作化到小农经济　　

    在这一章中我们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农业部门生产关系的演变。革命后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二元经济，由一个现代部门和一个前现代的农业部门组成。但是，由于完成了土地改革，由于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在中国就已经具备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条件，因而现代部门就开始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起主导的作用。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任何进一步发展都有赖于现代部门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所以，从这个时候起，现代经济部门，以及从阶级斗争上来讲，现代经济部门中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开始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农业生产关系的演变。　　

（一）合作化时期　　

（1）为什么要搞合作化？　　

    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指出：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Selden,1993,71)　　

所以，毛泽东认为，只要中国农业基本上仍然是小农经济，农民群众就不可能摆脱“永远的穷苦”和各种形式的压迫、统治。　　

    五十年代中期，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论战中，毛泽东提出了下列论点。首先，毛泽东指出，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使中国农业摆脱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才能有效地与自然灾害做斗争，才能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才能使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   阶级  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Mao,1977a,196)　　

    其次，毛泽东指出：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Mao,1977a,201)　　

    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后，在农村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但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范围内农业生产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质的进步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两极分化也开始在农村发展起来。要同时解决这两个矛盾，农业合作化是唯一的办法。问题是，当时是不是存在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条件呢？　　

（2）合作化的失败　　

    在官方学者看来，合作农业根本上就是荒谬的，是违反人性的，是不符合经济科学的原理的，所以必须完全否定：　　

生产队经营的特点是：“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分配全拉平。”这种劳动和分配的形式，天然地鼓励劳动者偷懒。......人是异质的，每个人的时间偏好并不一样，对劳动的态度也不可能一样，即使依靠某种信念或因一时之需，建立起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也不能长久。因此，集体劳动需要监督，而监督又是需要费用的。监督的费用如果过于昂贵，监督便成为一种奢侈，就需要放弃监督，采取一种模糊产权的方式以节约这种费用，而放弃监督又会产生劳动积极性下降、“免费搭车”行为竞生的现象，同样也会造成生产的损失。农业是一种分散在广阔地域上进行劳动的产业，其对劳动的监督是很困难的，或者说监督费用高昂......即使有规模经济的潜在可能，也被激励的不足所抵销。（蔡日方，14，97）　　

    是啊，人是异质的。但是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现代农业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劳动者，不管他们是“异质的”还是“同质的”，在一起以集体的和合作的方式劳动。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不仅是“异质的”，而且是对抗性的。资本主义农业当然需要监督，并且由于工人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决不会为资本家积极地和负责地劳动，“监督费用”当然是“高昂”的，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农业是一种分散在广阔地域上进行劳动的产业”，资本主义农业仍然是无可争辩地优越于小农经济。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合作农业中，劳动者通过组成集体把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因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劳动，而不是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劳动，那么，他们自然会比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工人更加积极、更加负责地劳动，那么，社会主义合作农业自然需要比资本主义农业少得多的“监督费用”，那么，既然资本主义农业，尽管它的“监督费用高昂”，仍然从根本上优越于小农经济，为什么社会主义合作农业就不可行、不是大大地优越于小农经济呢？　　

    这说明，社会主义合作农业的成功有赖于两个条件：第一，合作农业必须建立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劳动人民把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第二，合作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的基础上，这是合作农业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物质基础。　　

    关于第一个条件，我们知道，在五十年代中国还不具备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条件，因而还不具备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因此，一个新的官僚统治阶级逐渐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化，虽然对于防止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是必要的，只能按照官僚主义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而不是农民群众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尽管由于农业合作化，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确取得了质的进步，这些进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还没有完成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农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经济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化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命运就不取决于农村本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演变和阶级斗争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又是由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即比较先进的和逐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关系演变和阶级斗争的趋势来决定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而以革命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不可能了，只是在这时，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作农业的可能性才完全不存在了。　　

（3）合作化的遗产　　

    按照官方学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意见，中国的合作农业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作为一种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完全抛弃。“在最基本的粮食消费中，二十五年的集体农业并没有任何进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人均粮食生产才达到集体化之前的水平；直到一九八零年，人均营养才稍微超过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Selden,1993,16)　　

    他们说合作化没有能够提高人均粮食产量，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在这期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三亿，而耕地却减少了一半还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976年，中国的粮食单产是491斤，同一年，美国是417斤，加拿大是303斤，法国是452斤，意大利是434斤，都比中国低。日本粮食单产788.6斤，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15亿亩耕地中，11亿亩种粮食，其中有5亿亩都是在别的国家没人种的低产田，包括5000万亩盐碱地、8000万亩涝洼地和3亿亩山坡薄地。日本的粮食单产788。6斤是在4440万亩耕地面积上获得的，而当年中国有197个县在6858。4万亩大面积上粮食单产超千斤。七十年代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农学家诺曼·布劳格也说：“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方原，52）　　

    合作化时代，并非如官方学者所说，是一团漆黑。　　

    评价一种生产关系是不是先进，不仅要看它能不能在短期内提高生产力的量，而且要看它能不能创造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生产力。官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虽然造成了莫大的牺牲，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它毕竟超越了小农经济的狭隘界限，从而使中国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了质的革命。　　

    孟繁琪（少数同情农业合作化的官方学者之一）认为，正是在1958－1978年，中国农业进入了“向现代农业转换阶段”，在这个时期，农业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有了空前绝后的大发展：(1)机械化有了长足进步。1958－1978年，农机总动力平均每年增加24.34％。(2)治理了大江大河，兴建大型灌区，发展井灌、机电排灌。1952－1971年，灌溉面积从占全部耕地的20％增加到78％，复种指数从130增加到185。(3)培育和大面积推广优良品种，建立了庞大、完整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一些西方专家在亲身实地到中国考察以后发现：“农民坚定不移的看法是，如果没有这种大面积耕作的新形式（公社），他们将永远对付不了发生自然灾害时的紧急情况。”(Stavrianos,　　

1981,607)“今日，中国农业受气候所左右的影响比过去少得多，这并不是中央政府对大型水利工程进行大量投资的结果，而是公社在生产淡季通过动员剩余的劳动力进行许多小型水利工程所累积的作用。”（威尔伯，332）如果没有合作化时期在农业领域积累的巨额投资，那么在“改革”时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农业奇迹”。　　

    到七十年代末，在一些合作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农业的现代化已经初露端倪了。1978年，韩丁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山西省长治市的张村时发现：　　

张村的老百姓已经开始在近200亩粮田上实现机械化，他们的设备，有的是重新修缮的，有的是自制的。翻耕撒肥、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和脱粒，所有这些活都用机器。由十二人组成的机械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过去的十五倍，粮食生产成本减少了一半。(Hinton,1990,15)　　

（二）回到小农经济　　

    在前苏联和东欧，集体农业已经基本上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了。所以，在这些国家，农业私有化遭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坚决抵制。另一方面，当邓小平政权开始“经济改革”时，中国农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经济部门。由于这种前现代的技术条件，又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因而劳动人民没有控制生产的权力，（事实上的）私有化成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唯一办法。　　

    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在中国，农业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农民的欢迎（尽管在一些合作化搞得比较好的地方也受到了抵制）。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改革”的性质。由于“改革”，中国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小农经济，作为一种前现代的生产方式，它的发展方向，是要由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来决定的。所以，决定整个“改革”的性质的，和对农民群众的长期生活状况（区别于“农业改革”的眼前的、直接的效果）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城市“改革”或工业“改革”，而不是农业“改革”。　　

（三）小农经济和农业停滞　　

    “农业改革”在最初几年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78－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62％，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4.95％，特别是1984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90公斤，第一次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长期粮食紧张的状况缓和了。　　

    官方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主要归功于“改革”。“农业改革对1978－1984年的产出增长有显著贡献，各项改革所致的生产率变化构成产出增长的48.64％（林毅夫，95）。”在官方学者看来，“农业改革”的成功证明：　　

家庭经营是最适合于农业这种规模经济不显著的产业的经营形式......以农户的劳动力为主，土地、资本在家庭内部作基本的微观配置，直接生产者与决策者合而为一这样一种资产运作层次，在农业中是典型的。在这一资产运作层次上，农业经济可以发挥出极大的经济效率。　　

在官方学者看来，“家庭经营”可以说是“产权明晰”的完美典型，所以，他们对“家庭经营”的迷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承认农业中存在规模经济：　　

在农业中......土地是可分的，各种流动的投入物如化肥、农药、种子是可分的，就连拖拉机也可以通过制造较小的型号、匹配较小的马力而实现其可分性......所以农业中生产要素具有假不可分性的特点，规模经济不显著。（蔡方，97，101，108）　　

但是，化肥、农药、良种要发挥作用，往往要求有良好的灌溉，这就要求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这是在“家庭经营”这一“资产运作层次”上办不到的。至于使拖拉机“实现其可分性”，官方学者忘了说明，这样做，（相对于作业能力）的生产成本肯定是要大大增加的。　　

    官方学者举出日本和台湾为例，作为在家庭经营基础上也可以取得农业现代化的证明。实际上，日本和台湾的经验，与其说是证明了家庭经营的成功，倒不如说是证明了家庭经营的失败。日本和台湾的农业效率极其低下，没有政府的巨额补贴根本不能生存。1970年以前台湾95％的农产品可以自给，1970年以后自给率下降到90％；日本政府每年花1万亿日元（折合800亿元人民币）补贴水稻生产，尽管如此，农产品自给率还是从1955年的87％下降到1980年的72％。（孟繁琪）　　

    孟繁琪认为，在苏南稻麦两熟耕作区，土地经营的最小经济规模是500亩；在华北小麦玉米两熟耕作区，土地经营的最小经济规模是1000亩。他指出：　　

若农业经营主体选择不当，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由于受过小经营规模容纳生产技术要素能力的局限，很难采用较高性能的劳动资料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难以获得相应的技术效益和规模报酬。在活劳动机会成本一定的条件下......亩均作业总成本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呈显著的负相关，实质是劳动资料性能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组合结构比例不断优化的过程。（孟繁琪，57）　　

所以，农业也和其它产业部门一样，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小农经济不是象官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资产运作层次上，农业经济可以发挥出极大的经济效率”，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获得相应的技术效益和规模报酬。”　　

    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1978－1984年农业“超常规增长”的原因，看看“改革”到底发挥了怎样的功效。这方面缺乏全面的资料，但是通过分析几个具体的案例，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的。安徽省凤阳县是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县之一。这个县1977年粮食产量18.29万吨，这是“改革”前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19  89  年搞包产到组，粮食产量增加到22.35万吨，1980年搞包产到户，又增加到25.5万吨。当地农民说：“在合作化的时候，我们整天干活，天天干，一年到头地干，但是我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干。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再干一会儿，再歇一会儿，大伙儿都觉得没劲，生产搞不好，表面上我们在干活，实际上是敷衍了事。现在，我们一分钟都不浪费，多劳多得，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有的是时间。”这说明，在合作农业搞得不好的地方，承包制确实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　　

。但是，农业生产和其它生产部门一样，只有生产积极性还不行，要把生产搞好，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凤阳县以种植水稻为主，所以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有一半的水来自当地的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是五十年代发动群众建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库，稻田得不到灌溉，也就不能应用良种，生产技术与合作化以前比没有什么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再高，生产水平也不会比合作化前有很大提高。　　

(Hinton,1990,53,58)　　

    凤阳县的情况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全国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是在合作化时代搞起来的。正是合作化时代进行的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才使“改革”初期农业有可能“超常规增长”。“改革”的功劳，只不过是由于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把这些基本建设的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常规增长”不仅不说明“家庭经营”优越，反而证明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既然“超常规增长”是合作化时代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的结果，那么要把农业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就必须进行新的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但是，“改革”使中国回到了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状态，不仅不能积累和发展生产力，反而导致生产力退化。（见表3.1）　　

表3.1   "改革"时期中国农业生产力的退化　　

                    1979        1987　　

(百万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       45.003      44.403　　

机灌面积           25.321      24.825　　

机耕面积           42.219      38.393　　

资料来源:Liu,1988,38.　　

    合作社解散以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几乎停止；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面对数量极多、规模极小、户自为战的“经营主体”，很难有所作为，加上小农经济自给性强，吸收新技术愿望低，农业技术推广陷入“网破、线断、人散”的瘫痪状态。（孟繁琪，57）　　

    另一方面，“改革”使农业机械化受到了严重挫折。在山西省长治市的张村，在合作农业下，曾经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但是现在改革了，所有村民都分到一份口粮田，余下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土地被分成数不清的小地块，机械化变得毫无意义，只好让位于分散耕种。农民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大部分先进设备，重新捡起耙子。银行要张村还贷款，村长告诉银行：“把机器拿走吧。”但是银行一直找不到买主。所以直到现在，那些施肥机、碎土机、喷雾器、机灌设备、收割机和烘干机还扔在机器场上，任凭日晒雨淋，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Hinton,1990,15)　　

黑龙江省的一万个村庄中，只有181个保留了对农机的集体所有和集体  和  管理。有20％的村庄把机器承包给个人，另外80％则干脆按牺牲价格把机器卖给了有内线的人，比如队干部，他们的亲友等。平均来说，卖价只相当于机器原价的三分之一，或者假设这些机器已经折旧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些机器就是按半价卖掉的。无论怎样计算，都是集体财产的重大流失。那些买到机器的人，因为得来的便宜，也就不愿意花钱做大的修理。他们的机器，主要是拖拉机、犁和少量的收割机，都是用到需要修理时为止，然后就扔掉了。　　

改革以后，大部分机器都不能象原来那样发挥其全部功能。机器卖了以后，破坏了各种设备之间的配套关系，新的所有人不能用机器完成任何完整的工作，也不能进行农田连续作业，（我所到之处）差不多都是这样。(Hinton,1990,103-104)　　

    土地家庭承包以后，由于农村人口持续增长，出现了土地无限细分的趋势。1986年全国农户户均耕地9.2亩，每户地块平均8.49块，平均每块耕地只有1.02亩，与1960年部分亚非国家农户平均土地规模相比，中国只有后者的14.23％。（蔡方，99，102）1991年，全国农户户均耕地比1986年又减少了13％。（《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5期，6）耕地如此细分，不要说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的规模经营要求，就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精耕细作都无法实现合理经营。　　

    小农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它不能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也不能容纳现代生产力。在短期，小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集体农业的一些问题，能在量上提高生产力，但是这种量的提高是建立在集体经济所创造的本质上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在长期，小农经济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且不能再生产合作化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比较优越的生产力，在把合作化时代遗留下来的生产能力消耗完以后，中国农业只能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1985年，中国粮食减产3000万吨。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人均粮食产量则从390公斤减少到380公斤。（《中国农业经济统计资料1991》，32－33；《北京日报》1994年2月7日）“超常规增长”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农业进入了长期停滞。　　

（四）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　　

    与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同，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剥削，主要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在流通领域。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如果小农经济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那么就会存在工农产品剪刀差，也就是说，工农产品交换，总是工业得益，农业吃亏。这是因为，工业品是由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的，是按价值出售的，而农业品是由小农生产的，只能按劳动力价值出售。如果小农的收入高于劳动力价值，劳动力就会由资本主义部门向农业部门倒流，直到把小农的收入压低到与劳动力价值相等为止。所以，农民出售农产品，总是得不到自己产品的全部价值。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资本家阶级就不仅能剥削自己直接雇佣的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且还能剥削表面上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民。　　

    但是，资本主义对农民的这种剥削方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与小农经济妨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存在着矛盾。　　

    我们用下面两个公式来分别代表资本主义部门和小农经济的农业部门：　　

    P=PK+P'K'+L　　

    P'=WL'　　

P是一单位资本主义产品的价格，K是由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的生产一单位资本主义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K'是由农业部门生产的生产一单位资本主义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L是生产一单位资本主义产品所要投入的劳动力，P'是一单位农产品的价格，W是一单位劳动力的工资，L'是生产一单位农产品所要投入的劳动力。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农业生产不需要任何生产资料。　　

    如果我们用R来表示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率，则：　　

            P　　

    1+R=----------　　

        PK+P'K'+WL　　

              WL'K'+L　　

              -------　　

                1-K　　

       =-------------------　　

        (WL'K'+L)K　　

        ----------+WL'K'+WL　　

           1-K 　　

             WK'+L/L'　　

             -------　　

               1-K　　

       =------------------　　

         WK' K+W(1-K)　　

        ---+--------(L/L')　　

        1-K    1-K　　

    如果我们假设W不变，即假设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且如果K、K'是常数，那么由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比小农经济的农业部门快，在长期，随着L趋近于0，L/L'也趋近于0，从而1+R趋近于1，也就是说，R趋近于0。　　

    所以，在长期，如果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得比资本主义部门慢，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率就会逐渐下降，这就会严重地妨碍资本主义积累。　　

    其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绝对需要量不断增加与中国农业长期供给能力有限之间存在着矛盾。　　

    小农经济作为一种个体生产方式，无力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规定着农产品价格的上限，农业投资无利可图，导致国家和“集体”投资“向非农产业倾斜”。1979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1.1％，1993年下降到2.8％。1990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7％，1993年下降到6.9％。“据有关资料测算，中国各个时期的农业基础投资份额和农业基建资金再投入的比重均低于理想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农业资金供给不足几乎贯穿着农业发展的全过程。”（《绿皮书》，234）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无限地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消费，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却不能再生产自然资源。由于农业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部门，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就会破坏农业生产的基础。这突出地表现在耕地不断减少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上：　　

全国乡镇企业在吸纳九千多万劳动力的同时，也占去耕地一亿亩。......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乡镇企业正不惜占用着大量的优质农田。（厉以宁等，164）　　

（1992年）仅各地兴建、扩建各种开发区，即占去耕地2400多万亩，几乎相当于中国现有耕地面积的2％。（《参考消息》1993年1月7日）　　

另外，据有关部门估计，八十年代后期，全国受工矿企业排放“三废”污染的农田多达1亿亩，每年减产粮食50－100亿公斤。　　

    一方面，投资长期不足，另一方面，耕地又不断减少，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农业的长期生产能力。　　

    在小农经济范围内，显然是无法解决上述问题的。在现存社会制度范围内，唯一的出路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农业改造为资本主义农业。但是，第一，虽然八十年代初的“农业改革”，使中国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确立了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但是法律上的土地私有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也还不具备彻底实现土地私有化的社会条件。第二，即使完全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仍不能完全具备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性质，因为对于农民，土地还起着储蓄和保险的功能。即使农民外出务工，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保留土地而不是把它卖掉。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只能十分缓慢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构成严重的障碍。　　

〔1〕不是在所有的地方，在合作农业下，农民都没有生产积极性。比如山西省有个王公庄村，学习张村的榜样，搞了机械化。“改革”开始时，大家都不愿意分田。每次县领导来到这个村子，村干部就躲起来。这样过了一两年，等承包风过去了，合作社也就留下来了。在王公庄村，农业生产坚持“四个统一”，即“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经营、统一耕作”。农民把所有的小麦、豆子种在一起，由村里统一负责采购种子、化肥，由集体所有的机械队统一犁地、耙地、施肥、播种和灌溉。1984年，小麦单产比1978年提高了160％。(Hinton,1990,99)　　

第四章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1979－1993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3％(PRC,1994)。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也预测，到下个世纪初，中国经济的总产值将成为世界第一(The Economist,October 1994,4)。官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威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指令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自始就排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愈来愈把适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大大延缓了生产建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提高的进程，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效、充分发挥。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个科学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轨道。......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1979年以来，我国的生产建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新台阶。......1979－1991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6％，显著高于1953－1978年6.1％的速度......初步显示了正在建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威力。（汪海波，220－223）　　

    在官方学者的论述中包含着局部真理。首先，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天然的历史使命，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存在的根据。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胜过以往一起压迫社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永远要以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利益为代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摧残最根本的生产力－人的生产力，才能发展物质的生产力。　　

    其次，官方学者的观点割裂了历史。从统计上看，1979－199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1953－1978年高三个百分点。但是，仅仅这个数据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钱纳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发现，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经济发展也渐趋加速，只是到了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才有所放慢。（见表4.1）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不仅引起国民收入的量的增加，而且同时还引起国民经济的质的进步，因而改善经济发展的一般条件。所以，较后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在各方面都具有比较前阶段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经济发展速度也就相应比较快。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4美元（《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卷）。大体上处于钱纳里“标准模式”中280－560美元这一阶段。因为七十年代末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五十年代初的三倍，五十年代初中国大约处于钱纳里“标准模式”中的100－140美元这一阶段。照此看来，1979年以后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979以前三个百分点，本不足为奇。　　

表4.1   钱纳里的经济发展"标准模式"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经济增长率(%)    人均经济增长率(%)　　

100-140                3.81                1.26　　

140-280                4.80                2.02　　

280-560                5.67                3.17　　

560-1120               6.30                4.10　　

1120-2100              6.58                4.58　　

2100-3360              6.21                4.71　　

3360-5040              5.60                4.60　　

资料来源:刘世锦和江小娟.　　

    正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为197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1）首先，从经济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看，八十年代远远胜过五十年代。例如，1949年，中国只有铁路2.17万公里，公路约8万公里。到1980年，铁路增加到了5.2万公里，公路增加到了87.6万公里，分别是1949年的2.4倍和11倍。（《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卷）　　

    （2）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制约着整个经济发展的好坏。由表4.2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末以前农业的增长速度直接关系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是由于农业的高速增长。如果不是因为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远远高于五十年代的水平，因而能够为城市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1979年以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表4.2   中国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农业总产值    国民收入　　

1952-1958      4.19        10.57　　

1958-1965      1.01         0.08　　

1965-1978      3.05         6.61　　

1978-1988      6.63         9.23　　

资料来源:PRC 1985;冯海发,115.　　

    那么，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中国农业能达到远远高于五十年代的水平呢？从生产关系看，八十年代初的改革不过使中国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与五十年代并无根本不同。但是，八十年代的小农经济并非就是五十年代的小农经济的简单重复。经过合作化时代二十多年的建设，中国农民已经在全新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农业生产了。（见表4.3）如果没有合作化时代积累起来的巨大生产能力，中国农业只能停留在五十年代那种原始的农业生产水平上。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能够创造出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　　

表4.3   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952    1979　　

农机总动力(万马力)           25    18191　　

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公斤)   0.7   109.2　　

农村用电量(亿度)             0.5   284.1　　

灌溉面积(万公顷)           1995.9  4500.3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卷，56。　　

    （3）1949－1979年，中国始终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尽管现在遭到非议，但是毕竟，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工业已经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落后和畸形发展的状况，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生产体系。”（《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卷，54）1979年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新中国前三十年形成的重工业基础同样是分不开的。　　

    以乡镇企业为例，“乡镇企业的装备基本上是城市工业提供的”，“1987年仅乡村两级企业净增固定资产总值达280亿元......而其所消耗的国营工业产品就占到70％。”（厉以宁等，166）如果1979年以前中国没有形成相当的重工业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就必须进口。1988年，乡镇企业累计固定资产原值约3600亿元。假设这3600亿元在1980－1988年平均分配，分别依当年汇率计算，那么累计需外汇1500多亿美元。如果用增加出口的办法来换取这笔外汇，同期中国出口收入就必须增加60％；如果用借外债的办法来筹集这笔外汇，八十年代中国借入的长期外债就得增加三倍以上。显然，这两种办法，或者完全不现实，或者实现起来有很大困难。因此，如果没有本国的重工业基础，乡镇企业恐怕就不能实现八十年代的飞速发展了。　　

    （4）但是，中国革命最伟大、最深远的成就却在于绝大多数人的发展，在于形成了巨大的人的生产力。　　

    这表现在绝大多数人民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上。　　

    体力：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七十年代末的68岁。　　

    智力：在旧中国，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到七十年代末，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3％。（《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卷，73）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男女成人识字率分别达到81％和55％。　　

    中国人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发生的巨变是长期经济发展中真正有决定性的因素，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有必要指出，所有这些条件，大多是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条件下办不到的。如果不是在合作化时期，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广农业新技术，发展农业机械化，怎么能够在八十年代奠定农业起飞的物质基础呢？如果不是实行计划经济，推行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又怎么能够为后来的工业高速增长创造条件？特别是，只有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才能为绝大多数人的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将中国与另外几个人口一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较，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超过印度，不如印度尼西亚，仅相当于巴西的六分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这几个国家中最高的，成人识字率与印度尼西亚相当，与巴西相比差距也不大。（见表4.4）　　

表4.4   人口一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社会发展水平比较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西　　

人均预期寿命(岁)*　　

                    男   66      50         46         60　　

                    女   69      49         49         64　　

成人识字率(%)**　　

                    男   81      51         77         76　　

                    女   55      28         57         73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304     183        369        1793　　

*中国是1981年数据,其它国家是1975-1980年数据.　　

**中国是1982年数据,其它国家是1980年数据.　　

***中国是1980年数据,印度、巴西是1979年数据,印度尼西亚是1978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一九八五年)>,12,211;<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卷.　　

    因此，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从物质方面为1979年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准备了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只要有了适当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便能够迅猛发展。这种生产关系既可以是压迫性的生产关系，也可以是解放性的生产关系，区别只不过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牺牲人的发展（就绝大多数人而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人的发展的条件，并且以人的发展为前提。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　　

    中国到底选择哪一种生产关系，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计算和推理，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取决于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一方面，在八十年代，中国劳动人民尚并具备必要的物质力量和理论力量以按照自身的意志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证明，统治阶级要完全征服被压迫人民的意志，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并非轻而易举，甚至可能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　　

    劳动人民不经过严重的斗争，决不会放弃他们在革命中争得的社会主义权利，听任资本主义压迫秩序的摆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障碍。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并无不同。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在所谓“改革”过程中陷入了空前可怕的经济危机，事实上，资本主义复辟在前苏联能否成功到现在还是个问题，而中国却显然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向资本主义过渡。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观点看，这必须用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不同的阶级斗争条件来解释。　　

    在中国，就象在前苏联和东欧一样，有一个城市工人阶级，也就是国有企业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改革”的斗争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并不占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当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中国农业仍然基本上建立在前现代的技术条件上，并且仍然有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这里我们不来讨论毛泽东时期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我们只须指出，一方面，在农业私有化之后，农业部门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农民因而也成为“自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1984年以后出现了对农民越来越不利的局面。于是，一个庞大的、总数在一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队伍在中国农村出现了。这些“剩余劳动力”准备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来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成为中国的新无产阶级。我把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新无产阶级”是因为，这些人与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不同，他们不受“铁饭碗”等社会主义权利的保护，而是不得不在纯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听任资本家的剥削。由于存在着新无产阶级，就可以在国有企业部门旁边，另外发展起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的或半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在中国，这个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各式各样的“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并在其中建立起基本上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统治阶级就在实际上绕过了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抵抗，在新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直接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改革”的胜利由此就确定了。　　

（三）中国的新无产阶级　　

    直到1978年，农业劳动力占中国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达71.4%，官方学者认为，其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剩余劳动力”。（厉以宁等，151）1979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开始大量向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到1988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57.9％。（厉以宁等，155）这些离开农业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被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吸收。到1989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总数达到9366.3万人，全国个体、私营企业雇工约700－800万人，另外全国离土离乡的民工约2000万人，其中仅广东省就有400万人，三资企业工人主要来自这部分民工。（李强，98）这样，到1989年，以上三部分人加起来有大约12000万人。这些离开农业的劳动力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是中国的新无产阶级。　　

    下面是在深圳打工的一个普通工人创作的一首诗，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新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　　

    隆隆的机声已经响起，　　

    时间又逼我起了早床。　　

    坐在机器面前，　　

    老板似乎又来到身边。　　

    那威逼的眼神，　　

    就象绿色的钞票在闪耀。　　

    于是　　

    我们又低下了头，　　

    圆满着自己的未来。　　

    即使因一时的激动，　　

            丢了手脚。　　

    但在金钱面前　　

    我们却露出了笑脸。　　

    ......　　

    当领去薪资的时候，　　

    身后传来的却是　　

    神秘的微笑。　　

        因为　　

    我们得到的　　

    仅仅是遗弃的　　

          面包。　　

    中国的新无产阶级生活在极其悲惨的状况中，但是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极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改革”时期，正是靠吸收农业转移劳动力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发展最快。1979－1990年，这三类企业占了中国工业产值增长额的51.9％（郭克莎，178）。更重要的是，这三类企业又特别集中在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出口部门。1993年，乡镇企业出口商品交货额占全国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额的45％，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的27％（《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4日）。所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和源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资本家是用什么魔法把生产力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吧。　　

（1）延长劳动时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的百家私营企业调查，有53家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劳动8小时以上，其中18家工人每天劳动超过10小时，66家在节假日、星期天从来不让工人休息。（韩明希，94）广东省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劳动普遍在10小时以上。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对27家企业调查发现，有26家每月加班超过48小时，有的超过近一倍，很多情况下要昼夜加班，星期天和节假日都被占用。（安子，152）　　

（2）增加劳动强度。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统计资料，但是可以用间接估计的办法了解一些情况。1987年城市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约1.88万元，是1988年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的5倍。（厉以宁等，157）但是，前者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后者的3倍多。为什么城市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是乡镇企业的5倍，但是劳动生产率只有乡镇企业的3倍多呢？官方的“劳动生产率”是按职工人数统计的。所以，如果乡镇企业工人劳动时间长，虽然实际上劳动效率没有提高，但是在官方统计中，就表现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仅仅是劳动时间较长还解释不了全部差距，余下的差距只能解释为乡镇企业工人劳动强度较大。比如，山西原平县7家乡镇煤矿，1985年每工产煤2.2吨，而1984年全国重点煤矿每工产煤只有0.903吨（社科院经济所）。乡镇煤矿的装备水平远远比不上全国重点煤矿，每工产煤竟然多出一倍多，说明劳动强度非常大。深圳市的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没有很大差距，但是1987年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31999元，合资企业是87787元，而外商独资企业是94141元（刘志庚，40）。这说明，三资企业工人的劳动强度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工人。　　

（3）压低劳动力价格。压低、克扣工资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惯用伎俩。在这方面，深圳可谓是最善于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走在时代的前面。仅在1990年下半年，深圳市宝安区就有19家工厂拖欠工人工资总计72万元。（安子，151）有一个手袋厂，原加工一打手袋给0.25元，已属偏低，工人加班加点拼命干，月工资超过标准工资后，老板反而说单价定高了，将单价降到0.085元。深圳市平湖镇某盐制品厂，其包装部的34名工人，月工资在200元至300元之间的仅5人，其余29人均不到200元，最低只有119.73元。（《深圳人》总3期，25）　　

（4）雇佣女工、童工。在深圳的工业区，经常可以看到厂房上披挂着巨大横幅：“本厂急需几百名女工。”资本家为什么喜欢雇佣女工、童工呢？据说，一是因为他们听话、不闹事，二是因为工资低廉，很多在私营企业做工的女工、童工月工资只有40－60元（韩明希，94）。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香港最大的玩具制造商－卡德尔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的工厂有12000名工人，这些工人每天劳动14小时，没有星期天，月工资约合21美元。工人中大多数是17－25岁的女青年，还有很多是童工，最小的只有12岁。卡德尔公司的经理说：“我们可以让这些女孩子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在香港就不行。即使我们愿意接受香港的工资水平，我们也得不到这样的劳动力。”香港报纸报道说，在珠江流域的14000家企业中，广泛使用童工，每周工作96小时都是司空见惯的。有的调查者在深圳发现，在所调查的200家企业中，有40家雇佣童工，她们是10－12的女孩，每天劳动15小时，月工资折合10美元，厂方为了节省宿舍，让她们两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休息。(Smith,1993,95)　　

（5）敲诈勒索。广东省的三资企业流行一种押金制度，工人新进厂，必须交100元至500元不等的押金，说是合同期满后还给工人。但是，厂方往往找借口开除工人，或者百般欺侮工人，逼工人“自动”离职，厂方自然把押金吞没。比如海南必远鞋业公司，两年中炒掉2000多工人，侵吞押金20多万元（《工人日报》1993年12月10日）。　　

    资本家还有一个高招叫罚款。深圳海特制衣厂工人在厂里上厕所要交费，每人每次1角，厕所每堵塞一次，全厂200多人，不论男女，每人罚款5元。有时厕所一天堵两次，工人苦不堪言。（安子，13）深圳市南头添利厂规定，上班时间工人如讲话罚款5元，有一次连续工作了12小时的工人已经完成当日任务，提前10分钟出来排队打卡，被管理人员发现，18个临时工每人被罚款50港币。深圳市平湖镇一家工厂，1990年4月，全厂227人，有74人受罚，6月全厂215人，有124人受罚，最高罚款78元。（《深圳人》总3期，25）　　

（6）节约工人的生命。资本家关心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且还关心剩余价值与资本的比例，即利润率。通过节约生产资料，可以提高利润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节约生产资料主要是靠技术进步。但是中国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对于它们，节约对于维护工人生命和健康必不可少的设备和材料是节约生产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　　

    《工人日报》（1993年12月11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披露：“一些县乡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劳动保护设施建设及职工的身体健康......丰润县一家水泥厂的破碎车间粉尘超过标准四百二十七倍。职工的身体健康在那里根本无法保障。”　　

    深圳市宝安区仅1989－1992年，三资企业就发生重大工伤事故30起，死亡25人。有一个工程师因超时加班、身体疲劳，检查机器时无名指、小指被打掉，中指被打断，食指被打至指背裂开8厘米。事故发生后，经理竟不屑一顾，说什么：“残废算什么，死人也不算什么，你可以告去，我不怕。”（《深圳人》总4期，20）陕西省长安县有一个服装厂女工，被机器轧断右手，厂方只给她500元就把她辞退了。（韩明希，327）笔者在深圳也听说过类似的事件，不同的是厂方只给20多元就把伤残工人打发了。　　

    陕西省韩城市1986年有212家小煤矿，其中私营66家，占31.1％。当年发生事故39起，死44人，伤22人，其中私营煤矿发生事故23起，死23人，伤22人，分别占59％、52.3％和100％。1987年1－7月，私营煤矿发生事故16起，死17人，分别占全部小煤矿事故次数和死亡人数的84％和87％。（韩明希，327）　　

    1991年5月30日夜，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境内的兴亚雨衣厂发生火灾，80名青年女工被烧死，40人重伤。R·史密斯评论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类悲剧在华南出口加工工业中太常见了。在那里，资本家享受广泛的权力和自由，而中国政府却不许工人有权力和自由。”广东省消防局的报告说，仅在珠江流域，1990年就发生了1700起工业火灾和爆炸。(Smith,1993,95)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深圳大爆炸和11·19火灾烧死82个打工妹的惨剧，也就不足为奇了。〔1〕《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5日）也不得不发表评论：“悲剧何以一演再演？......主要是企业主忽视防火和安全生产，没有把职工的人身安全放在心上......”　　

    有人恐怕要问：工人的权益受到侵犯，他们为什么不寻求法律的保护呢？深圳是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为现代资本主义服务的各种官方法律最完备的地方。1993年5月28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条例》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法规，规定了一些保护劳动者免受资本家过度剥削的条款：用人单位招用劳务工，应与劳务工订立劳动合同；劳务工有权参加和组织工会；严禁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用人单位招用劳务工，不得收取报名费及押金；如劳务工患病或因工负伤，医疗期间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务合同，医疗期满未痊愈者，用人单位如解除劳动合同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并付与劳务工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助费；每周正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每人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加班须按正常工资的150－200％发加班工资。　　

    但是，《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也和现代资本主义法律一样，到处标榜自由、平等，实际上浸透着阶级偏见。《条例》一方面企图约束资本家的过度剥削，另一方面，却本着维护资本家特权的立场，不许工人反抗。《条例》规定：劳务工如果辞职须提前一个月通知用人单位，否则要向用人单位支付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如果劳务工经常迟到、早退、旷工、消极怠工，或者故意损坏设备、工具、浪费原材料、能源，用人单位有权无条件将其辞退。这实际上使资本家可以随便找借口开除那些敢于斗争的工人。　　

    如果说，《条例》还不得不在纸面上标榜一点平等，那么官僚执法机构就完全没有必要标榜任何东西。笔者曾跟随6个打工妹打过一场官司。这6个打工妹是深圳市华侨城盛隆服装公司的工人。这个公司的工人每天要劳动14小时以上，经常通宵加班，从来没有节假日，甚至大年初一还要工人通宵加班，厂方从来不给加班费。这6个打工妹不堪忍受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决意辞工，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公司方面。但是，一个月后，公司方面扣住她们的押金不还，还不发给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该公司向来要拖欠一个月才发给工人上月工资）。工人告到劳动局，劳动局官员一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工人无理取闹，要工人回去。这6个打工妹坚持不走，反复申辩，劳动局官员才开了一纸公文，让厂方调查处理。厂方当然不予理睬。工人又到劳动局告状。这次劳动局官员有了些耐心，教导工人不要只从单方面着想，要想到她们辞工给厂方带来损失，说什么：“如果都说走就走，工厂还开不开？”然后他又恐吓工人：“你们都是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边境证、无暂住证），属深圳市清理对象。”又说什么即使资本家违反《条例》，也不许工人违反劳动纪律，工人只有反映问题的权利。在6个打工妹反复要求以后，劳动局官员才同意处理此事。他把厂方代表找来协商，但是厂方代表矢口否认工人曾提前一个月提出辞工，要工人拿出书面证据，工人当然没有什么书面证据。这样纠缠当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后一次，有一个劳动局的科长，算是对工人比较有同情心，听了双方陈述以后，要求厂方把押金、最后一个月工资都退还给工人。公司方面口头上答应照办，回去以后对工人说，最后一个月工资可以给她们，但是她们的产品质量差，还旷工，所以要罚款，还要赔偿厂方损失，七扣八扣，最后每个工人只拿到几块钱。这官司还能打吗？要说明的是，盛隆公司在华侨城，距离深圳市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从华侨城到劳动局往返车费大约是每人8块钱。到了劳动局要排队，要介绍情况，与厂方代表对质，所以实际上一去就是一整天。每人每天损失工资10－20元。再加上到市区吃饭，每人每顿至少10块钱（如在工厂附近只要两、三块钱）。这6个打工妹为了打这场公司去市劳动局5次，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普通劳动者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打一场官司，要耗费多少他们耗费不起的东西，他们想讨得一点公正有多么困难！　　

    这个事例说明，千万不要迷信法律！很多知识分子呼吁要实行“法治”，认为只要在法律上写上“人权”，就可以消灭丑恶的社会现象。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离开“人治”的“法治”，  “法治”无非是有钱人的“人治”罢了。在深圳，有上百万打工者，上万家企业，劳动局处理日常纠纷的只有十来个人，怎么可能管理得过来呢？其结果，就是凡是《条例》上对资本家有利的条款，都能得到执行，凡是对工人有利的条款都得不到执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事实证明，中国的新无产阶级只有自己起来斗争，才能捍卫自己的权益，除次以外别无他法。据统计，1990年仅在深圳市就发生停工、罢工69起，有9677名工人参加（安子，151）。但是，由于大批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外出谋生，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劳动后备军。所以，资本家有恃无恐。听说有一次，深圳莲塘工业区一家工厂，一条生产线上全部女工都停工，结果资本家把她们全部炒掉。有时候，资本家通过对工人稍作让步，然后把领头的开除的办法，既平息了罢工，又清除了工人的领导力量。所以，新无产阶级为改善自身处境而斗争的条件是非常恶劣的。他们是从极困难的起点开始自己的斗争的，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采取盗窃、破坏、怠工等原始的反抗方式。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不遗余力地毒化无产阶级的思想。有一个打工妹曾对我谈起这样一件事。一个技术工人因对资本家不满，故意搞了一个错误设计，然后逃走了，资本家因此损失了几万元。这个打工妹认为，这个技术工人素质太差，“老板对工人不好有时也是以外工人素质不高。”“打工者的权利要维护，老板的权利也要维护。”又说，“打工者不受尊重主要是厂方不会管理，其实老板还不错，主要是管理人员不讲道理。”象“素质”、“权利”、“管理”这些时髦词汇当然都是电视、广播、报纸每天在灌输的。　　

    但是，绝大多数工人从朴素的经验出发，深深感觉到自己是受剥削的，所以他们本能地要反抗这种剥削。不管这种“反抗”素质如何，当工人要反抗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再是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了，而是象疯狗一样地乱咬起来。　　

    福州市台商永骐鞋业有限公司，有一个女工拿了该厂两双鞋，被发现后，两个台湾人伙同大陆保安人员把她捆住毒打，然后把鞋子挂在她脖子上示众。示众以后，又把她关进狗笼子，与两只狼狗“同笼”两小时之久。台湾经理公然对女工说：“我把你们当狗看！”该厂女工一上班，大门就紧锁，停电也不让女工出厂。晚上下班时，女工要排成队，一个个接受搜身。（《报刊文摘》1993年12月9日）自由派知识分子说什么“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边缘》，5）中国的新无产阶级不要说公民权利，连人身权利都无从保障，还侈谈什么“政治民主”。实际上，直接的暴力压迫向来都是资本家一个重要的“管理方法”。广州海丰鞋业有限公司，有一个男工钉鞋钉得不规范，被厂长打得遍体鳞伤，这还不算完，厂长又命令这个男工所在的整条流水线近百名工人站在中午的烈日下曝晒一小时之久，有的工人因中暑当场晕倒。　　

    这才是资本家最欢迎的。资本家最讲实际，不象知识分子那样喜欢讲一些漂亮的抽象原则。资本家只关心利润。在庞大的劳动后备军的压力下，新无产阶级不得不接受极其低廉的工资、非人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而且无力组织起来进行捍卫自己的斗争，只有听凭资本家任意驱使、奴役，因而创造出巨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器就这样被发动起来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就这样用亿万打工者的血泪铸成了。　　

（四）资本主义和人民贫困化　　

    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人民相对和绝对贫困化。　　

    资本主义竞争迫使资本家最大限度地以资本代替劳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或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直接减少了一定量资本所需雇佣的工人人数。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部分在业工人变为失业工人，重建了劳动后备军，从而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资本的变化，进而压低社会平均工资。这两方面作用，共同导致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下降，即导致绝大多数人民相对贫困化。　　

    以乡镇企业为例，1984－1987年，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年平均增长4.8％，1988－1992年，猛增到25％，其中1992年竟达到56％。1984－1987年，乡镇企业每增加产值6700元，即可吸纳一人就业，1988－1992年，则须增加产值73000元，才能吸纳一人就业。（马宾和孙尚清，29）　　

    一方面，社会劳动力总数趋于自然增长，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却逐渐缩小，其结果，便是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增长。在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农田10亩以上。中国现有农业劳动力约3.4亿人，劳均耕地约5亩。（马宾和孙尚清，28）据此计算，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1.7亿人。　　

    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一方面使新无产阶级在资本剥削面前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趋于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使农业劳动力不能转化为工业或其它产业的劳动力。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便促成了构成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两个阶级－新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贫困化。　　

    有必要指出，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增长决不是经济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一部分转化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的增长，从而使普通群众都能够自由地发展他们在体力和智力上的潜能、表现他们丰富的个性。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才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　　

    在中国，大体上可以用“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个指标来说明新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生活状况。在官方统计中，“农民”指农村户口的居民，大体上相当于新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总和。如果我们把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作为100，那么“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指数从1984年的58.9下降到了1993年的39.4。如果我们把1985年时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国民收入之比当作100，那么199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69.7。（马宾和孙尚清，26）　　

    资本主义积累不仅必然导致绝大多数人民相对贫困化，在一定条件下，还导致绝大多数人民绝对贫困化。1989年，在整个经济增长4％的情况下，“农民人均纯收入”竟然下降了7.4％。1993年，在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3.4％的情况下，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却下降了0.9％。（马宾和孙尚清，26，266）　　

    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要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基础上。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不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　　

（五）依附性发展　　

    由于确立了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就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1979－1993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3％。1994年和1995年中国经济继续以10％以上的奇迹般地速度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　　

    怎样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呢？一方面，在官僚资产阶级独裁政治的压迫下，在没有有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的情况下，劳动人民不能有效地进行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为了谋取生计因而不得不按照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通过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办法直接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一方面剥削廉价劳动力，一方面采用先进技术，或者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术语说，通过同时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就能够赚取超额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这就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要进口外国的技术设备，就要有一个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通过出口来赚取外汇。在“改革”时期，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了整个经济的增长。1980－1994年，中国的商品贸易额从181亿美元增加到1210亿美元，或者说增加了6倍。（PRC 1994；《人民日报》1995年3月2日）与此同时，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到1995年底中国总计实际利用外资1334亿美元。（《人民日报》1996年2月1日）　　

    所以，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中国的商品贸易额现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需要在结构上进行了改组。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档机电工业，也就是那些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凭廉价劳动力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技术设备。这反映在中国机电产品对外贸易的模式中：　　

中国机电产品的对外贸易存在着下列问题：第一，进多出少，贸易逆差迅速扩大。1980年机电产品贸易逆差42.6亿美元，1993年增加到了267.6亿美元，其中机械产品贸易逆差占90％，电子产品贸易逆差占10％。第二，高进低出，多数主要工业设备和关键产品依靠进口。1993年有12种产品进口值超过10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主要是低附加价值的消费品。第三，在市场竞争中，中国机电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逐年下降。例如，1980年中国的机床工业占有国内市场的95％，1990年下降到了70％，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了44％。（《世界日报》1995年11月14日，转引自北京出版的《金融时报》引用中国机械工业部有关部门透露的信息所做的报道，这里是根据英译转译，非原文）　　

    对私人资本（在中国，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私人资本的具体形式）来说，在那些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润率，并且销售市场也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先进的资本品工业或其它高技术产业投资，他们无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竞争，或者根本就没有力量在这些产业投资和承担相应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为什么要在高技术产业投资而不是在那些在世界市场上前景良好的产业投资呢？所以，按照私人资本的逻辑，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一方面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档机电工业，另一方面严重依赖外国的技术设备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依附性发展。　　

    依附性发展的模式还可以通过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状况来说明：　　

中国的目标......是要成为国内和世界市场上低档个人电脑和附件，比如打印机、终端和接线板等。通过大规模出口这些产品，中国可以挣得外汇以进口支持计算机工业发展所需要的高档产品和技术。　　

中国的集成电路生产能力十分低下，并且仅限于生产消费品，如电视机、电冰箱等所用集成电路。因此，中国不得不进口发展计算机工业所需的几乎全部集成电路。(Hui and Mcknown,1995,17)　　

    中国政府官员承认，在技术方面，中国的集成电路工业比国际水平落后15年。虽然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集成电路产量可以达到10亿块，国内需求预计届时将达到20－30亿块，因而有10－20亿块需依靠进口。　　

    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但是，从长远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成功，就必须有能力实行独立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有效地保护国内工业免受世界市场竞争的压力。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中国如果采用自由贸易的体制，使本国经济完全暴露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都是无法生存下来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技术设备，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就越来越依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出口市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就可以通过贸易保护等手段迫使中国奉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相一致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越来越难以采取独立的经济政策了。事实上，在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中国已经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和做出其它重大让步的强大压力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历史趋势是以资本代替劳动，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代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所以，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倾向于削弱乃至完全消除廉价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如果中国不能发展本国的高技术产业，那么在长期，中国的出口部门将会在世界市场上逐渐丧失竞争力，而依附性发展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六）国家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私人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国是不能够发展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国家才有可能超越私人资本的狭隘眼界，推行反映民族发展长远利益的经济战略和政策。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通常并不在资本积累中起主导的作用。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私人资本相对于国家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国家才在一段时间内，在资本积累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改革”初期，中国的统治阶级曾经从毛泽东时期继承下来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改革”在国有企业中遭到了工人阶级的顽强抵抗，使得国有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却靠剥削新无产阶级而迅速发展起来。到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已经占中国工业产值的50％以上。　　

    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崛起一方面使统治阶级能够顺利地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兴起，社会积累主要不再是由国家，而是由私人资本来进行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因而也按照统治阶级内部新的力量对比关系而发生了变化。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3年的16.3。在同一时期，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份额从60％下降到34％。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不仅国家直接投资的比重已很小，而且可有效控制的部分也不大，社会总投资中绝大多数已经转变为中央不能直接调控或难以调控的自筹投资。”（郭克莎，173－174）表4.5说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国家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按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说，不仅低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低于很多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表4.5   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份        百分比　　

中国*       1992        17.27　　

美国        1990        19.63　　

日本        1990        14.38　　

德国        1991        30.80　　

英国        1991        37.05　　

法国        1992        40.63　　

加拿大      1989        20.12　　

澳大利亚    1991        27.11　　

印度        1991        14.74　　

印度尼西亚  1991        18.16　　

泰国        1990        20.41　　

马来西亚    1991        28.53　　

新加坡      1991        32.80　　

缅甸        1990        10.70　　

韩国        1992        18.45　　

埃及        1990        18.58　　

墨西哥      1990        14.05　　

巴西        1991        25.92　　

阿根廷      1989        9.85　　

*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资料来源:PRC 1994.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在社会积累中起次要的作用，私人资本的逻辑就不可避免地要占主导地位。表4.6显示，中国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都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低于一些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这说明，私人资本，为了追求最大的私人利润，不愿意投资于研究开发活动和无利可图、风险大、需要巨额投资的高技术产业。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国家由于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无力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　　

表4.6   中国和若干其它国家的研究开发支出　　

         年份  研究开发支出(亿美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中国     1993            34                   0.6　　

美国     1988          1400                   2.9　　

日本     1986           417                   2.8　　

联邦德国 1987           228                   2.8　　

英国     1986           157                   2.4　　

法国     1987           164                   2.4　　

印度     1988            缺                   0.9　　

新加坡   1987            缺                   0.9　　

土耳其   1985            缺                   0.7　　

韩国     1988            缺                   1.9　　

资料来源:PRC 1994;Economic Report of President 1990,113.　　

（七）跨国公司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尽管私人资本不愿意投资于高技术产业，而国家又无力在财政上提供帮助，中国政府最近还是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2005年，“高新技术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要从1993年的10％增加到15％，占全部工业附加值的比重要增加到20－25％，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要从1994年的6.3％增加到15％。我们不知道所谓“高新技术产业”是怎样定义的。不过，据说，如果中国能够实现上述计划，那么到下个世纪初，中国就可以达到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九十年代初同样的发展水平。（《人民日报》1995年8月10日）所以，即使上述计划能够实现，中国仍然还落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大约10年，就更不必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了。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中国政府把绝大部分希望寄托在跨国公司的投资上。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和陕西等地建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给予外资种种优惠，希望跨国公司能够投资于中国的高技术产业。　　

    1979年以来已有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香港、澳门和台湾，而不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见表4.7）。为了应付他们本国、本地区日益上升的劳动成本和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家企图靠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办法渡过危机。这种外商直接投资当然对中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表4.7    按国家、地区区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　　

           1992      1993      1994　　

总计        113       278       338　　

其中:　　

港澳         79       180       202　　

台湾         11        31        33　　

日本          7        14        21　　

美国          5        21        25　　

新加坡        1         5        12　　

韩国          1         4         7　　

资料来源:PRC 1994.　　

    但是，1992年以来，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开始迅速增加。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有以下特点：第一，投资规模大。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是100－200万美元，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约为2000万美元。第二，它们主要是投资于高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使用的是最新一代的技术而不是过时技术。（《人民日报》1995年10月18日；Shaw and Meier,1994）　　

    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在中国投资，特别是投资于高技术产业呢？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落后，廉价劳动力在高技术产业中相对又不重要，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不是因为中国是从事高技术产业的最有效率的地点，而主要是为了占领正在迅速扩大的中国国内市场。(Shaw and Meier,1994)这一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南亚国家那种为了剥削廉价劳动力和追求出口导向型发展的外国直接投资，倒是很类似于拉丁美洲国家追求进口替代工业化时外国资本在拉丁美洲所做的直接投资。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看中的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市场。鲍恩歇尔和奇思－杜恩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外资有助于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在长期妨碍了本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导致国内市场萎缩和经济停滞。(Bornschier and Chase-Dunn,　　

1985)　　

    中国政府的策略是用国内市场来换取外国投资和技术。中国政府希望靠这种方式来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这个策略要成功，就必须在有关工业设置有效的贸易壁垒，从而使跨国公司不在中国投资就不能进入中国的市场。但是，虽然贸易壁垒对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有利，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的总的利益是相违背的。由于中国越来越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合在一起，并且日益在技术、资本和出口市场上依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不得不在贸易政策和体制方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最近，中国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又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将关税水平平均降低30％。但是这仍然没有能够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加入这个组织对于中国出口的进一步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至多只能在高技术产业“进口替代”方面取得有限的成功，并且仍然要严重依赖进口的技术设备。　　

    在短期，迅速扩大的中国市场仍然可以吸收大量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但是在长期，由于跨国公司有较高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它们将在若干产业中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主要生产者。在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确立了垄断地位以后，它们就可以通过设定垄断价格的办法来谋求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需求增加，它们只需采取提高价格的办法，而不必进一步增加投资。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由于无力与跨国公司竞争，则没有能力进行积累。不仅如此，由于跨国公司多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导致失业增长和社会不平等扩大，从而缩小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导致国内市场萎缩，这就使资本家更加不愿意增加投资了。所以，正如鲍恩歇尔和奇思－杜恩所说，在长期，这一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大量吸收这类投资的国家造成投资不振、经济停滞。　　

〔1〕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港商致丽工艺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烧死82人，烧伤41人。事后调查发现，该厂为了防盗，竟然把4扇供人出入的大门锁闭了3扇，出事时根本无法逃生。工厂附近   美元   消防龙头，连水池都没有。（《工人日报》1993年12月4日）　　

第五章 资本主义和民主　　

（一）新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1989年初，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队伍中爆发了一场论战，论战双方分别是新权威派和所谓“民主派”。新权威派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由一些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强制性地推进现代化，比马上实行彻底的民主更为可行。......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政治上实行集权制。”民主派则认为：“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新权威主义’赖以存在和发挥对经济自由化的促进作用的社会条件，......盲目地加强政治集权和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只能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萎缩。”“经过经济改革的锻炼和近几年的民主启蒙，......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1－8）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爆发这么一场论战呢？1989年，“改革”发展到了所谓“危机”阶段，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众对于现状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自由派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革的风险日积愈重。”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中国需要“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及行为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采取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其权威政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进程，必定会伴随着一个霉变、腐烂、死亡、新生的过程，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一切旧的社会存在，终将被抛弃。”（《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6）自由派知识分子俨然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热烈地呼唤朝气蓬勃的“现代化”力量，无情地扫荡一切腐朽龌龊的旧势力。　　

    所谓“现代化”，无非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在英国，是靠了专制君主的血腥法令，才迫使英国的下层劳动人民逐渐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要求”。在中国，正如R·史密斯所说：　　

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今天要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剥夺工人的就业保障权、子女顶替权、住房权、医疗保险权，还必须取消维持工人生活必不可少的补贴－一句话，打破“铁饭碗”。只有打破“铁饭碗”，才能使工人听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摆布。(Smith,1993,99)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亿城市工人阶级的坚决抵制，只有经过重大的和残酷的斗争，直至斗争的一方被完全打垮，才能决定到底是谁“终将被抛弃”。所谓“议会民主制”显然难以完成如此重大的斗争任务。新权威派指出：“掌握在软弱无能者手中的民主制度，在维持秩序、维持正常生活和经济繁荣方面，往往缺乏能力。”（《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2）英国的资产阶级只有借助“血腥法令”才能使无产阶级听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摆布。任何一个国家，在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过程中，都只有用暴力摧毁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抵抗，才能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哈耶克说，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而计划经济是人为设计的。事实恰恰相反，“现代市场经济”在它诞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靠人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且每次都是借助于暴力无情地践踏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之心潮澎湃的所谓“霉变、腐烂、死亡、新生的过程”，无非是一个以暴力践踏绝大多数人基本权利的过程。这就是这帮知识分子老爷们所谓的“进步”、所谓的“自由”。　　

    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方面认识到，在所谓“现代化早期阶段”，“中产阶级力量脆弱”、“民主意识贫乏”，“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这里，“中产阶级”应读作“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顾虑重重，唯恐新权威主义“退回到更为保守落后的传统主义”：　　

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往往借助传统的价值体系，以作为凝聚社会精神的支撑点。而传统的价值体系，在思维及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专制导向的暗示性，它暗示着权力的集中与个人崇拜。其次，新权威主义强调强权政治，追求权力的个人化而又缺乏有力的监督，由此产生的便是权力与政治的腐化。（《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2－3）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对它意味着直接的、重大的物质利益（知识升值）。所以它倾向于支持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制度，包括“强人政治”。但是，中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又要求统治阶级在选拔自己的接班人时能实行一种比较“公平”的竞争制度，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的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所以，他们又非常害怕“权力的个人化”会把自己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强人政治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冷淡”。新权威派与民主派的论战，正是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这一重大危机关头，中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二）资本主义民主小史　　

    资产阶级学者经常向人们灌输一个神话：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天生的一对双胞胎。“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不巩固的。经济上获得自由的公民很快就要求有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边缘》，5）　　

    如果说，“经济自由”导致“政治自由”，那么如果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只有这少数人才有“经济自由”，因而才有“政治自由”，而大多数人只能是既没有“经济自由”也没有“政治自由”。　　

    所以，早在启蒙时代，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就认识到，民主制度决不是资本主义理想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认为，共和政体容易导致“极端平等”，甚至会形成许多造反的“小暴君”，权力主要应由贵族和资产阶级来掌握，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因为“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认为，人民群众是“没有判断力的”，“强横的和反复无常的”，终日受人欺骗，常犯错误，是不可信、不可靠的；而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虽然是少数，却富有知识才能，只有这些人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地位，才能“遏制民主政治的轻举妄动”。（何汝璧和伊承哲，207，231）　　

    1787年美国宪法完全是根据联邦党人的思想制定的，查尔斯·A·比尔德在分析这部宪法时认为：　　

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要从根基上，也就是在政府各部门的政治权力的来源上，分散侵犯的力量......借以抗衡麦迪逊所谓的“利益一致的压倒的多数”......在政府各主要部门里，没有两个部门是出自同一来源的。众议院是从各州认为可以享有公民权的人民大众产生的。参议院则由各州的议会选举－在1787年，各州议会几乎一律定有财产的限制，惟参众两院议员的限制有所区别。总统由依照选举议员的方法产生出来的总统选举人选举，并不由一般的选民直接选举。法官由总统和参议院委任......政府各部门的任期截然不同，因而不能一举而完全改组政府。众议院任期两年；参议院任期六年，但每两年要改选三分之一。总统任期四年，最高法院的法官终身任职。因而十八世纪的法学家所谓的“人民的猖狂”不但受到了限制，不能够凭直接选举为所欲为，而且就算他们能够冲破总统和参院的间接选举的障碍，......他们也得经过六年的期间。最后，这里还有一种司法的钳制，这种力量只有凭借需要时间的委任权力或经过麻烦的修正制度的手续，才能够加以操纵。实际上，整个结构的关键就在于司法的钳制制度－这可说是美国人的政治天才对于政治学所提供的最卓越的贡献。......授予最高法院裁定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权力，......《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无疑是持有这种主张，而且认为这是一个高超的原则......(Beard,1960,161)〔1〕　　

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说起民主，似乎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三权分立、两院制等似乎都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美国宪法之所以规定三权分立、两院制，根本不是为了民主，恰恰是为了限制民主。比尔德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是：有产者利益集团凭其卓越的力量和知识，可以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同时又可不受国会里的多数的控制。”如果承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为什么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还要受其它权力的制约呢？有必要指出，1787年在美国，有四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集团被剥夺了公民权：（1）奴隶；（2）契约仆役；（3）根据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财产标准而无投票资格的多数男子；（4）被剥夺公民权而遭受法律歧视的妇女。据比尔德估计，当时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投票赞成宪法，美国宪法根本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什么“全民的创造”。(Beard,1960,24,　　

161,250)　　

    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决不是导致民主。作为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压迫者怎么能不害怕被压迫者起来造反呢？，又怎么能不镇压被压迫者的造反呢？如果没有其它力量的妨碍，如果听凭资本主义的逻辑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只能导致少数上层精英对绝大多数人民的专政。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给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却没有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民主权力。在这次革命中，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平等派主张废除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建立由人民普选产生的、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一院制议会共和国。结果，克伦威尔镇压了平等派，建立了个人独裁政权。1688年光荣革命后，直到1885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没有民主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1832年议会改革使选民人数由50万人增加到87.3万人，也只占总人口的二十二分之一。　　

    英国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民主的斗争。工业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工人阶级参加民主斗争以后，民主力量才得以不断发展。1819年，曼彻斯特工人集会，要求政治改革，政府派兵镇压，打死打伤数百人。1838年5月，英国工人阶级宪章运动开始，各地工人群众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普选权。1839年5月，宪章派向国会递交有1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7月，国会否决了请愿书，政府下令禁止群众集会，逮捕宪章派领袖。1841年5月，宪章派再次向国会递交有33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又被否决。全国工人举行大罢工，政府大举镇压，逮捕1500人。1848年5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向国会递交有5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国会以“许多签名系伪造”为由否决了请愿书，政府逮捕了宪章派领袖。在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压力下，1867年英国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选民人数由135.9万人增加到245.5万人，当时英国有成年居民1600万人，仍有1300多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1885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又过了60多年，到194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刘宗绪，218－219，299，333－334）　　

    英国的政治史说明，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自动带来民主，相反，资本主义恰恰要求压制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要求，维护少数上层精英的专政。只有经过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持久的、顽强的斗争之后，资本主义才不得不接受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它西方国家的政治史也完全能证明这一点。法国在1793年大革命时期就宣布了普选权的原则。拿破仑上台以后实行军事专制，废除了议会民主制度。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实行金融贵族专政，整个法国只有三十万人有选举权。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直到1944年，法国妇女才得到选举权。意大利1870年实行君主立宪制，1919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1945年妇女才得到选举权。瑞典1814年就有了第一部宪法，到本世纪初才实行男子普选权。（杨祖功和顾俊礼，58，66－67）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说明，在历史上，现代民主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与资本主义压迫势力长期斗争赢得的成果。因此，民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民主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巩固，因而也只能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不过是以往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主发展的顶峰，而只能是如列宁所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2〕　　

（三）依附性发展和民主　　

    资本主义既然是一种压迫制度，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就只能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存在。一方面，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要足够强大，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接受某种形式的民主；另一方面，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又不能太强大，以至于超出了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界限。那么，在依附性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存在的界限就更狭窄，民主存在的基础也更脆弱。　　

    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向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单纯凭自由市场的自发作用，显然不能长期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所必要的水平。只有借助政治暴力，系统地摧毁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才能持久地压低劳动力价格，维持一支数量充足、价格低廉的劳动力队伍，依附性资本主义才可能发展。托马斯·韦斯科普夫指出：　　

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都往往把强大的独裁政权视为今天外围地区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最大希望所在。第三世界许多地区的工人战斗性不断加强，公众对于扩大分配经济利益的要求与日俱增，以及革命运动开始形成和活跃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镇压看来往往是保证劳动力愿意在保障投资获得高额利润的工资水平下驯服地干活的最可靠手段。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起重要的合法作用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并无严重威胁。但是，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民主往往阻碍资本积累的过程。（韦斯科普夫，“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见威尔伯）　　

    八十年代，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出现了所谓“民主化”浪潮。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据此认为：“搞强权政治、新权威主义是行不通的。......时代不同了，现在不是30年代，也不是50年代，现在的趋势是民主。”（《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45）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发展壮大，他们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必然不满足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从而要求政治上有相应的统治地位，从而最终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在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中产阶级（有时还有私人资产阶级）作为政治上无权的特权阶级，必然要求有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要求与统治阶级分享统治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成为一支民主力量。但是，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作为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特权阶级、既得利益者，又必然要求维护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压迫秩序，因而必然要求镇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就是反民主力量。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是象自由派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只须经过一番简单推导，就得出民主化的结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取决于统治阶级、中产阶级、被压迫人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见表5.1）　　

表5.1 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类型的关系示意表　　

    被压迫人民*  中产阶级*  统治阶级*  政治类型　　

I       强          强         弱          ?　　

案例:"人民联盟"政府时期的智利;现在的前苏联、东欧.　　

II      强          弱         强      资本主义独裁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拉丁美洲;1979年以来的中国　　

III     强          弱         强      社会主义革命　　

案例:俄国、中国、古巴革命.　　

IV      弱          强         强          ?　　

案例:1911-1924年的中国.　　

V       弱          强         弱      资本主义民主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韩国和拉丁美洲.　　

VI      弱          弱         强      资本主义独裁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台湾.　　

*被压迫人民,一般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产阶级,有时也可以是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的联盟;统治阶级,一般是官僚资产阶级,有时也有私人资产阶级参加.　　

    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强大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积累无法进行的地步，那么社会的发展方向，就首先取决于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依二者力量对比之不同，分别出现情形II或情形III。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统治阶级以独裁统治打垮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力量，或者被压迫人民以革命打倒统治阶级，没有别的出路。情形I必然是过渡性的。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  以及  强大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无法正常进行的地步，却没有强大到足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而统治阶级又无力恢复“秩序”，这时就出现情形I，而中产阶级也就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3〕，社会发展的前途捉摸不定，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最后结局。　　

    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不足以对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构成威胁，那么社会的政治类型就取决于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依这一对比的变化分别出现情形IV－VI。当中产阶级占优势的时候，统治阶级又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就具备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条件。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便属于这种情况。其中，台湾的资本主义长期顺利发展，因而私人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实力日益壮大，最终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实行“民主”，让出一部分统治权。这是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也正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设想的那种“民主化”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对于情形V中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并不适用（韩国介于拉丁美洲和台湾之间）。拉丁美洲的“民主化”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基础上，而是由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陷入了严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几乎完全破产，严重丧失合法性，被迫改变统治形式。　　

    但是，拉丁美洲为什么没有走向情形III或情形I，而是走向情形V呢？显然，如果没有过去二十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就不能严重地削弱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而如果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依附性资本主义就克服不了如此深刻的危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了。〔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过去的独裁统治，就没有今天拉丁美洲的“民主化”，今天的“民主化”正是独裁的产物。因此，这种“民主化”必然是极其脆弱的，它没有内在的生命力，自己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既然它现在的生存条件是独裁统治创造的，那么一旦这种条件失去的时候，它除了重新求助于独裁统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　　

    综上所述，“民主”并非如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说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而充其量不过是六种可能情形中之一种罢了。最主要的是要看到，片面的政治“民主”解决不了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根本问题，尤其解决不了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资本积累这个根本问题。各个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争相压低劳动力价格，如前所述，这就必须借助政治暴力。否则，坐等市场调节，只能在竞争中被动挨打。既然依附性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没有因“民主化”而发生任何变化，那么“民主化”赖以存在的条件显然只能是偶然的、暂时的。所以，“民主化”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新的独裁统治的危险。相反，这种“民主化”，由于它坚持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压迫秩序，也就为新的独裁统治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就为新的革命准备了条件。　　

（四）腐败问题和社会动乱　　

    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没有政治民主，中国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当经济体制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45）　　

有人以所谓的“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员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必然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人民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许良英）　　

    消灭腐败，并不等于铲除压迫。腐败，在一个压迫社会中，只不过是说它违反了压迫社会本身的压迫规则。对于广大被压迫人民来说，一个没有腐败的压迫社会决不比一个腐败的压迫社会更人道。但是，难道能够设想，一个置绝大多数人民于被压迫地位的社会，能让它的官僚机器受到广大人民的有效监督吗？难道能够设想，一个允许少数人依法掠夺多数人的社会，竟能有效地防止某些人不按法律程序进行掠夺吗？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既想要资本主义，又不想要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祸害。一个压迫社会，不论它采取怎样的政治形式，都不可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专制政体如此，民主政体也如此。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丑闻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实际上，意大利的政治腐败，早已是妇孺皆知，时至今日才曝光，而且牵涉整个统治集团，足见“民主”解决腐败问题的功效了。　　

    新权威派抨击民主派浪漫天真，认为过早实行民主会导致腐败泛滥、经济停滞；民主派又抨击新权威派富于幻想，认为搞新权威主义“只能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萎缩”。实际上，通观世界上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实行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有哪个比较好地解决了腐败问题，或者哪怕是发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呢？　　

    有没有解决腐败问题的办法呢？有的，那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害怕的“多数暴政”。只有靠“多数”，才能够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人民大革命，打倒压迫阶级的统治，才能使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真正地高涨起来，才谈得上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逻辑，只要压迫者按照规则进行压迫，实行Fair Play，被压迫人民就会安然接受压迫，“经济体制改革”就可以顺利进行，“社会矛盾”也就不会激化、不会“不可收拾”，压迫社会也就平安无事了。有腐败也罢，没有腐败也罢，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在短时期内在少数人手中积聚巨额财富，这就必然要求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独立战争以后，杰弗逊目睹多数少数人发财致富、大批小生产者破产失业的社会状况，遣责资本主义是“把社会上大多数人变成贫穷的自动机器”。（何汝璧和伊承哲，207）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美国，有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和汉密尔顿为首的反民主派（联邦党人）之间的斗争；在英国，有平等派和长老派、独立派之间的斗争，民主派、平等派都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奋起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势力。资本主义要发展，要掠夺多数人，就必须粉碎这些反抗力量，这只有靠暴力、靠专制，而不是靠民主。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既要掠夺人民大众，又要人民大众自由地、民主地接受掠夺，这可能吗？　　

    “六四”事件，镇压了人民的反抗力量，从政治上为中国走上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准备了条件。但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建立在残酷剥削、压榨中国的新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又建立在广大农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因而就建立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然而，在一个曾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在一个人人平等的观念、剥削压迫可耻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家，人民就更加无法容忍被压迫的命运，就更加敢于起来与一切形式的压迫做斗争。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　　

    新权威主义认识到，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遭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抗，只有用政治暴力才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这点来说，新权威派比民主派更高明，也更诚实。值得注意的是，向来标榜与新权威主义势不两立的杜钢建先生〔5〕最近也撰文宣称：“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一步一步走。一个连法治局面都未实现的国家当然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杜钢建先生认为，要注意“区别自由和民主”，不要“将自由问题混同于民主问题对待”。在他看来，新权威主义的过错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不仅不要民主，而且不要自由”。有意思的是，“不要民主”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杜钢建先生认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在理论上只看到民治和专制，在现实中又必须面对立宪需要”，结果，“要末选择民主政治，要末选择集权专制。”然而，“民治”，“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专制”，“结果是经济落后，文化贫困，国民素质下降，出路只能是‘第三种选择’：变换一个角度，抓住自由人权不放，将自由人权作为宪政的核心任务。”（《边缘》，10－12）“不要民主”的“宪政”，“不要民主”的“自由人权”，这不是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又是什么？　　

    “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的当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要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所以，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社会，可以唤起人民群众几乎无穷的智慧和能量。民主，只要不是那种专门用来掩饰压迫社会疮疤的“民主”，就决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发展最有力的推动力。　　

〔1〕“司法钳制”的原则如何“高超”可以用一些案例来说明。比如，美国国会曾经通过《反托拉斯法》以遏制垄断势力发展。有一个垄断公司控制了一种产品市场的95％，最高法院裁定这不算“垄断”。首次应用《反托拉斯法》是针对工会，最高法院裁定工人组织工会是“垄断”行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另一个重要案例是罗斯福实行新政期间，最高法院裁定有关新政的法律违宪，导致罗斯福第一次“百日新政”失败。　　

〔2〕这种“残缺不全的民主”尤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立法机关是唯一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都是按照官僚制方式自上而下委任的。（2）政府官员、议员、法官按照职位高低享受程度不等的物质特权。（3）现代世界著名的法学家凯尔森曾经指出：“议会在法律上相对独立于人民意味着，民主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被分工原则所取代。为了隐匿这个从一种原则向另一种原则的转换，于是就利用了议会‘代表’人民这一虚构。......假若在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大国不可能实现直接民主，那末就需要努力确立公意和必要的人民代表制之间最和谐最密切的联系。......运用一个......立法机构系统取代一个单一的议会，这些立法机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它们必须不仅限于制定法律......而且必须对法律的实施负责，......因而公民将成为行政的主体，而不是行政的客体。(Della Volpe,1979,54)　　

〔3〕比如，1973年在智利，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的默许，皮诺切特才得以发动政变，建立法西斯统治。　　

〔4〕1973年9月智利军政府上台后，”智利工人首当其冲。工会要么被取缔，要么被严密控制起来。工人政党被取缔，工人领袖被杀害。实际工资锐减，工人无能为力。（据不同统计，实际工资在1972年到1975年下降了44％到60％，以后又进一步下降，如以1975年1月的指数为100，那么1976年3月就是77.5。1977年以后，实际工资多少稳定了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经济大衰退。）(Johnson,1985,187)　　

〔5〕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第六章 中国革命的前途　　

    从1989年革命的失败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　　

第一，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充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是完全不合格的。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第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制度，是违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因而就其本性而言，就民主意味着人民大众的权力而言，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在1989年革命时，即当向资本主义过渡遭到了工人阶级的顽强抵抗时是这样；而今天，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而只有靠一个极端压迫性的政治制度才能维持一支廉价、驯服的劳动力队伍时，也是这样。因此，争取中国民主的斗争，如果按照其自身逻辑所要求的发展下去，就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第三，劳动人民，由于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难以超越他们个人生活经验的狭隘视野，达到对于社会的科学的和整体的认识，因而仅仅凭他们自己，也就不能够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赢得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一支由科学的革命理论所指导的、能够和劳动人民一起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就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条件。　　

    1989年革命的失败从政治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统治阶级渡过了风雨飘摇的阶段，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重新得到了国际资本的支持，并恢复了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得以确立，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阶段。　　

    另一方面，1989年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蹶不振。他们在国外的流亡政党濒于瓦解，在国内也不再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没有任何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要不是凭着在中美两国统治阶级的外交斗争中充当一枚筹码，他们在政治上还能否存在下去恐怕都成问题。　　

    但是，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不仅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发展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至少是默许，才可能存在下去。但是，在依附性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凭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这就必然招致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抗。要维持资本积累，中国资本主义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基础；而要维持自己的社会基础，中国资本主义就不能不破坏资本积累的条件。要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它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合法性；而要维持自己的社会合法性，它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经济合理性。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够同时维持自己的社会合法性和经济合理性，因而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　　

    的确，从表面上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现在好象是很有力量、很有前途。资本主义积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劲，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并且看起来再持续一个十年也没有什么问题。这在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陷于经济停滞、社会矛盾重重而难于自拔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统治阶级在面向未来时充满着自信，百年以来的富强之梦似乎就要变为现实了。但是，所有这一切，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它的一切内在矛盾，决不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从此可以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了。正相反，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是术语的矛盾。　　

    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观点看，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是不合理的和充满矛盾的。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高涨中就准备了它日后崩溃的条件。这里，我们不能够详细讨论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只须指出，根据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资本主义积累包含着下面的矛盾：　　

    首先，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家不得不不断追求技术进步，以资本（机器设备）代替劳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这就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之比，或者生产资料价值对劳动力价值之比）上升。这样，如果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对劳动力价值之比）不变，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就会导致利润率（剩余价值对全部资本－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之比）下降。〔1〕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利润率下降到了一定点以下：　　

生产的炽烈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陷入到睡眠状态中。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只有那种在生产上有利润可得并且实际会提供利润的东西方才会被生产出来。......使李嘉图不安的事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推动力，将会由生产自身的发展受到危险。(Marx,1967,259)　　

    要扭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家阶级就必须努力提高剩余价值率。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质量上加强了。由于资本主义积累在快速扩张过程中要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这就逐渐缩小了由失业人口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的缩小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减轻了工人之间相互竞争的压力。这就改变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资本家阶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资本日趋集中，因而也就便利了工人的集中和组织，促进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的发展。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有效地防止了剩余价值率的上升。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决没有办法摆脱这些矛盾，任何一次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扩张或迟或早要被长期衰退所代替。在历史上，每隔几十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要陷入一次长期衰退。在长期衰退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都会严重激化，从而为重大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性。根据比利时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厄内斯特·曼德尔的观点，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调节，资本主义经济是无法走出长期衰退的。因为要摆脱长期衰退，就要大幅度地提高利润率，而这又要求大幅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率。但是，资本家阶级想要大幅度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必须与工人阶级进行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事先保证资本家阶级能够赢得斗争的胜利。(Mandel,1995)〔2〕　　

    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观点看，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只有用不同寻常的高利润率来解释。这种不同寻常的高利润率，一方面来自对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则建立在进口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主义积累，按照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或迟或早，利润率会下降到资本主义积累无法正常进行的地步。　　

    除了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所共有的一般矛盾以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首先，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依附性发展，是建立在进口外国技术、设备的基础上的。中国能够进口这些技术、设备，是因为中国的出口部门能够凭着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历史趋势是以资本代替劳动，也就是趋于不断削弱乃至完全消除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因而从长期来说，将从根本上动摇依附性发展的基础。　　

    其次，资本主义积累要进行下去，就不仅要能够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必须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但是，资本主义依附性发展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人民购买力的增长因而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当然，只要中国还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迅速扩大出口，一个相对狭窄的国内市场就不会对资本主义积累构成严重障碍。但是，在整个世界经济缓慢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迟早要不能持续下去，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要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实现”问题（一个日益相对萎缩的国内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积累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所有这些矛盾共同构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虽然我们不能够精确地预测中国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会陷入重大的危机，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从资本主义积累开始进入扩张阶段到长期衰退阶段开始，一般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大约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长期衰退阶段。到时候，所有现存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都会严重激化。中国资本主义能不能从长期衰退中走出来，将取决于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果。　　

    在这方面，下列因素将对斗争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公开独裁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政治合法性方面远远不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因而在遇到重大政治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就处于极端脆弱的地位。　　

    其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没有通过阶级妥协，比如，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缓和阶级矛盾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只有完全地、彻底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必须完全地、彻底地予以解决。改良主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三，与大多数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劳动人民是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曾经打倒过压迫者、掌握过自己命运的，是在此以后又受到过多次革命洗礼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精神状态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样一场革命的国家的劳动人民所无法比拟的。对中国劳动人民来说，剥削、压迫、统治再也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他们在革命中争得的权利，统治阶级不经过殊死的斗争是决不能夺去的；他们既然经历过革命，就决不害怕再以新的革命夺回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权利、扩大和发展自己的权利。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悲观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绝大多数人民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不合理和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为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曾经以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中国劳动人民，也决不会长期忍受现在的压迫秩序而无所作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次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发生在遥远不可及的未来，进行这场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的责任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里，不妨借用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评论当时法国的革命形势时所做的预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Marx,1977,297)　　

附：自由派知识分子论市场经济、民主和革命　　

    谁有资格提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方案呢？第一个看起来有资格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正式的反对派、唯一的反对派、民主的象征、王位觊觎者。所以，它不仅承认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矛盾，而且认为那是在现存社会范围内不可解决的矛盾，并因而提出了它的社会改造方案。　　

    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　　

对私产与经济自由的剥夺则封闭了市场，保护了特权，偏袒了懒惰，禁锢了创造力，从而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使富国发穷，穷国更穷。而出路只有一条：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边缘》，5）　　

    人民为什么贫困？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不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是革命的结果，是革命剥夺了“私产与经济自由”，才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便是“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本身，而在于没有“民主政治”。只要有了“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使不能迎刃而解，也决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民主政治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呢？如果民主政治能够成为被压迫人民手中的武器，用以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那么就可以成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手段。这显然并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本意。　　

    “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加上“民主政治”呢？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　　

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不稳固的。......财产权和自由市场还必须有政治上的保障，否则就会被统治者的滥权所践踏。（《边缘》，4－5）　　

所以，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民主政治”就是保障“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是，统治阶级的“财产权”难道不正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吗？所以，保障“财产权”不就是对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吗？　　

    自由派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意识到了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必然意味着侵犯财产。所以，他们才担心“民主政治会释放暴民心理，蜕变成无政府状态，最终又以专制告终。所以，民主政治在战胜个人专制后又面临着一种新的专制的威胁，即多数的专制，特别是道德多数的专制。”（《边缘》，6）什么是“多数专制”？抽象地谈论“多数专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多数”是什么，“少数”是什么，“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是怎样的，才可能理解“多数专制”本身的性质。当“少数”压迫着“多数”，因而实行着“少数专制”的时候，“多数专制”无非是指被压迫人民奋起反抗压迫者的统治。说它是“专制”，就是说它违背一切压迫者的意愿；说它是“多数专制”，就是说它符合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意愿。　　

    所以，说民主政治面临着多数专制的威胁，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民主政治的威胁。民主，就它的本性而言，就它把权力交给绝大多数人民因而也是被压迫的人民而言，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只有在这点上，自由派知识分子才有了一点老实和科学的态度。　　

    “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在实践上这就是向人民许诺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确有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被新兴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劳动者的悲惨状况所震惊。抱着良好的愿望，他们希望这不是出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现象，他们希望“使竞争人道化”，他们要为劳动争得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尽可能好的交易条件。但是，这些“好心人”没有看到，劳动和资本的交易条件已经越来越不取决于一国无产阶级和资本的力量对比，而越来越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本的力量对比。一方面，世界资本已经联合起来了；另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仍然是各自为战，因而各个击破。现在，欧洲的工人已经发现，要保证他们的“福利国家”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最近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人权之争尤其能说明问题：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凭着它在人权上的“成本优势”，竟能部分地抵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优势，而使后者的人权成为问题。当然，我们应当争取、必须争取颁布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使竞争人道化”，而在于它有助于揭露以下事实：第一，如果这些法律没有得到贯彻，这些法律就是一堆废纸；第二，如果这些法律得到了贯彻，那么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就难以立足，资本就要外逃，资本积累的源泉就要枯竭，资本主义就要出问题。　　

    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寻找。那种凭空杜撰出来的社会改造方案是一文不值的。但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来说，要保全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赢得的权利，难道不是只有不满足于这些权利本身，只有不再依靠统治阶级恩赐这些权利吗？那么，如果不把国有制－即统治阶级所有制变为工人阶级所有制，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于新无产阶级来说，哪怕是要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要实现节假日休息的权利，要避免以牺牲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来谋取利润，不也要把资本吓跑吗？那么，哪怕是为了实现这些起码的资产阶级权利，不触犯资本主义所有权又怎么可能呢？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他们的收入要有任何根本的改善，都会对资本积累构成威胁，那么，如果不把积累的权力从资本那里转到劳动人民那里，改善农民状况又怎么可能呢？对于最贫困阶层来说，不剥夺100万个百万富翁，又怎么能解决一亿赤贫的问题呢？所以，被压迫人民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革命。　　

    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剥夺了“私产与经济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忘记了，在革命前绝大多数人民根本没有什么“私产与经济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又忘记了，如果不是因为“普遍的贫困和落后”就根本不会发生革命。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禁锢了创造力”，“使富国发穷，穷国更穷”。事实如何呢？　　

    世界著名的统计学家和研究经济增长的专家麦迪逊在他的最近一部著作中，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了全世界199个国家从1820年到1992年一百七十二年间的主要经济指标。这本著作里所提供的有关国际经济发展比较的数据，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完备、最可靠的。尽管在麦迪逊的这本著作中，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被大大调低了，现有数据仍然表明前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有种种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弊病，确实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表6.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0-1989　　

                    1950  1960  1970  1980  1989　　

资本主义国家         100   128   174   208   227　　

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00   127   172   222   240　　

南欧和拉丁美洲       100   128   178   235   233　　

苏联和东欧           100   141   198   238   256　　

中国*               100   143   178   238    /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按1980年价格计算的.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　　

    表6.1说明，无论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所有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苏联、中国、和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就是拿苏联和东欧与南欧和拉丁美洲相比，这两组国家在战后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当的，也是苏联和东欧的增长速度比较高。　　

    在压迫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处于被压迫的状态，被剥夺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享受自己的创造成果的权利，这是社会的创造力被禁锢、被扼杀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这当然是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永远无法理解的。革命，即使不能完成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全部事业，但是，它使“扶犁黑手翻持笏”，它使“大地象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它使绝大多数人民有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消除在压迫社会中弥漫于人民群众当中的那种麻木不仁、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它的生命力、它的创造力当然远远胜过那些没有经过革命洗礼的社会，胜过压迫社会的正常状态。　　

    正如阿赞·玛吉贾尼所指出的：　　

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功的原因，是人们向来不理解的。......有充分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实行的（财富）再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再分配使在贫困煎熬下的亿万人民有了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在旧社会中，他们想改善生活的愿望，想在社会产品中多得一点的愿望，一向被压制。再分配使贫苦人民精神振奋、干劲冲天，这是生产和基本消费增长的重要源泉。(Makhijani,1992,64)　　

所以，单单革命本身，就可以成为最伟大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发展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基础上，还是为广大劳动群众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正是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发展从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发展。正如阿赞·玛吉贾尼所说，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比如考察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食品供应、饮用水供应等指标，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社会主义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见表6.2）　　

表6.2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1975年)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主 义　　

                    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平均      东欧   中国　　

人均预期寿命(岁)       70        55     60        70     65　　

婴儿死亡率(千分之)     25       130    100        30     60　　

人均每日卡路里摄取量  3100      2100   2400      3200   2200　　

饮用水人口覆盖率(%)    90        50     65      80-90   不详　　

*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Makhijani,1992,75.　　

    的确，革命向人民许诺解放，结果却是以一种形式的压迫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革命就是骗局，是一场恶梦，是用千百万人的性命和信仰去换取少数人的功名利禄的肮脏游戏。所以，被压迫人民之所以被压迫，就是因为他们反抗压迫，这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逻辑，这就是被压迫人民应该安于被压迫命运的理由。在我们看来，革命被革命自身所玷污，这一事实不过证明，革命决不应满足于它已经取得的成果，它必须超越自身，必须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否则就不能保住它已有的成就。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所指出的：　　

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们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Meisner,1986,440)　　

被压迫人民决没有理由为曾经进行革命而后悔，更没有理由害怕革命。　　

    的确，被压迫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起来反抗，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压迫者打败，这就是以往一切时代的历史。这个历史现象被有些人拿来做为压迫永恒、压迫天然合理的证据。这些人忘记了，历史上一切实际的斗争，其胜负都不是在书房里论证出来的，而是由实际斗争本身来决定的。压迫社会的矛盾在于，它永远不能避免产生自己的对立面，永远不能避免绝大多数人反抗自己，永远要使自己成为问题，因而也就永远证明不了自己的永恒性、天然合理性。　　

〔1〕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建立在资本有机构成在长期趋于上升的假设的基础上的，或者在资产阶级统计中，则表现为资本－产出率，即固定资本（机器设备、厂房等）对于产出的比率在长期趋于上升。根据麦迪逊的最新研究，资本－产出率上升确实是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趋势。就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们的非住房资本存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英国从1820年的0.68上升到1913年的0.84，又上升到1992年的1.82；美国从1820年的0.95上升到1913年的3.30，到1973年下降到2.12，此后又开始趋于上升，到1992年为2.43；日本从1890年的0.71上升到1950年的1.77，又上升到1992年的3.02。法国、德国、荷兰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数据，但是这些国家在战后都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产出率上升的趋势。(Maddison,1995,36)所以，资本－产出率上升确实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一个长期趋势。问题是，怎样从理论上来说明这一趋势呢？从技术上说，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共同构成生产过程的要素。因此，技术进步既可以是以节约生产资料为目的，也可以是以节约活劳动为目的。以节约生产资料为目的的技术进步通常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而以节约活劳动为目的的技术进步，通常则要求以比较复杂的机器设备代替比较简单的机器设备，因而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问题是，哪一种技术进步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主要趋势呢？很显然，由于技术进步，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不是价格）必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如果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的技术进步的速度一样，那么单位消费品的价值将与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按同一速度下降。另一方面，一单位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一单位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品价值之和。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因而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历史的、道德的”内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工人阶级在量上和质上也不断发展壮大，因而与资本家阶级斗争的力量不断增强，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维持一单位劳动力所需要的消费品趋于不断增加。这样，单位劳动力的价值相对于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必然趋于不断增加。因此，在其它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在全部生产要素价值中，生产资料所占比例越小，活劳动所占比例越大，资本家的实际生产成本增加得就越快，对资本家就越不利。反之反是。这就要求资本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尽可能地以（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死劳动来代替活劳动，以减少活劳动在全部生产要素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以节约活劳动为目的的技术进步显然比以节约生产资料为目的的技术进步更符合资本家的这一要求。因此，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主流必然是以节约活劳动为目的的技术进步，进而决定了资本－产出率上升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一个内在趋势。　　

〔2〕根据曼德尔的意见，1873－1893年的大萧条是由于1893年以后利润率显著上升才得以结束的，而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征服在这次利润率上升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非洲、中东、东亚和中国被纳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帝国或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出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大大下降，从而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利润率得以显著回升。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胜利。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则是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并最终导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在东欧一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是，由于在战后利润率大幅度上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长期扩张阶段。曼德尔认为，这次利润率上升，主要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法西斯主义和冷战体制统治下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在西欧和日本，剩余价值率从100％增加到300％，在美国，剩余价值率也有比较显著的增加。(Mandel,1995,17-18)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进入了长期衰退。这次长期衰退已经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美国的非农产业私人部门每周平均工资从1969年的300美元下降到了1990年的264.22美元（1982年美元）。(Monthly Review,December 1994,5)西欧劳动人民则面临着持久的大规模失业。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八十年代下降了20－60％。(Mandel,1995,159)　　

第七章 市场，计划，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这对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对马克思来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以及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只有通过计划经济，人才能够自觉地控制生产力，控制社会关系，因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生活，才能从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和异化中解放出来。　　

    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出一种技术模型，来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具有解决现代经济问题的能力，并且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率。事实上，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不少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正是认为这个问题无非是一个技术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即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可行的经济制度，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同意，某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也是人类文明所不可避免的，不仅仅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而是在人类文明存在的整个时期。而由于市场，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必然要发展为资本主义，这就无异于说，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着种种的不合理和不公正，仍然是一切可能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　　

    但是，既然是这样，既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这个问题包含着如此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它也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就它的本质来说，与其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所以，要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也就不能仅仅从技术上来回答，而必须首先从社会上、从历史上来回答。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在前苏联、中国和东欧遭到了失败。据说，20世纪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失败了，而这一失败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确，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没有能够保存下来；的确，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国家的革命为什么失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更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行。事实上，说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完全是一个失败，根本就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麦迪逊对国际收入和财富比较所做的最新研究（这项研究只会低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1950－1980年，东欧（包括前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8％。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以同样的幅度增加。按照这个速度，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每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就翻一番。这当然不是一个奇迹般的速度，但这也决不是什么经济失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8％。其中，与东欧在1950年时发展水平相当的南欧和拉丁美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5％，而与中国在1950年时发展水平相当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2％。（见表7.1）所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至少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差。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一边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合理、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一边又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可行呢？　　

表7.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0-1989　　

                1950  1960  1970  1980  1989  年平均增长率(%)　　

                                              1950-80 1950-89　　

1950=100:　　

东欧             100   141   198   238   256    2.93    2.44　　

中国             100   143   178   238    /     2.93      /　　

世界上其它国家    100   128   174   208   227    2.47    2.13　　

南欧和拉丁美洲    100   128   178   235   233    2.88    2.19　　

亚洲.非洲和　　

大洋洲*          100   125   166   212   248    2.53    2.35　　

南欧和拉丁美洲=100:　　

东欧             112   123   124   114   123　　

亚洲.非洲和大洋洲=100:　　

中国              80    91    85    90    /　　

*不包括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表A-3(a),A-3(e),B-10(a),B-10(e),F-5,F-6,F-7.　　

    如果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确实是可行的，并且其经济成就不亚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立刻就有了不同的性质。看来，问题并不是真的在于我们缺少一套在现实世界中可行的技术模型。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个，就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型，虽然这决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型。另一方面，整个的经院经济学界，按照其目前的思维方式，看来根本就不能够理解和解释前社会主义经济在早期的相对成功，因而也就不能够真正理解它们后来的失败。如果我们用一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直觉，就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同样不能单纯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解决。只有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演变做一番历史的分析，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个问题。　　

（一）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本身并不等于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关系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在最纯粹的市场经济－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异化的一切要素的萌芽。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的生产力在人们看来“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Marx,1978a,161)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包含着从“劳动的分工”演变为“劳动和资本的分工”，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可能性。所以，怎样才能够一方面消除或至少是有效地遏制市场经济内在的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不严重破坏那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经济机制，是市场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个关键的矛盾。要防止市场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主要有三种办法：（1）禁止买卖资本和劳动；（2）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以限制社会不平等的发展；（3）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1）禁止买卖资本和劳动　　

    任何现代经济制度要正常运转，都必须根据供求变化经常地调节社会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或者用资本主义的术语说，劳动和资本）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但是在市场经济中，除非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要将社会劳动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买卖资本和劳动。既然这样，如果禁止买卖资本和劳动，市场经济还怎么运转呢？　　

（2）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以限制社会不平等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倒是可以自由买卖了。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投资是为了谋取利润，而人们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这些劳动力能为他人带来利润。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买卖资本和劳动的机制要发挥作用，其条件与资本主义经济中没什么两样。也就是，必须保证一定的利润率，以鼓励人们投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也不能给予失业人口过多的保障，要不然就没有人愿意按照允许投资者获取相当利润的工资水平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出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累进税所能够起的作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什么不同，累进税又怎么能够有效地防止市场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呢？　　

（3）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如果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在各生产部门中分配社会劳动的任务就可以通过国家投资来完成，这就避免了买卖资本和劳动的问题。在国家所有制下，企业可以由国家任命的经理来经营，也可以由工人集体来经营。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正如布鲁斯和拉斯基所指出的，都面临着委托－代理问题：国家把企业委托给国家任命的经理或工人集体来经营，但是如果企业经营不善，谁来承担国家财产的损失呢？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利益不再与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相背离，那么为什么劳动者不以负责的态度使用国家财产呢？这样做不是能够增进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吗？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详细讨论。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要让人们以负责的态度对待社会财产，前提是为了社会而生产。怎么能够设想，在人们为了私人占有而生产，在生产以私人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为基础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以负责的态度对待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呢？　　

    约翰·E·罗默也提出了解决市场社会主义矛盾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使市场社会主义更象资本主义。在他的“股票社会主义”中，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股票。股票价值的总和等于全社会生产资料价值的总和。人们可以用他们的股票来购买企业股份，但股票不得买卖。股票持有者死后，股票由社会收回，然后在全体公民中平均分配。“股票社会主义”的企业据说是与资本主义企业同样有效率，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企业在经营上没什么两样，也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Roemer,1994)“股票社会主义”企图通过禁止股票买卖来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但是，在竞争中，总有一些企业要破产的。如果有些企业破产了，那么那些用他们的股票购买了这些企业股份的人们就会失去他们的股票。这些破产企业会被另外一些企业兼并，而那些购买了后一类企业的股份的人们就会有更多的股票。所以，光凭禁止买卖股票本身，即使真能禁止得了，也是防止不了两极分化的。让我们看看“股票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股票不得继承，在股票持有者死后必须归还社会，并由社会在全体公民中平均分配。首先，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是靠将资本主义纪律强加在工人头上来维持的。资本主义企业能够强迫工人接受这套纪律，是因为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生。一方面，“股票社会主义”在经营上与资本主义别无二致。另一方面，在“股票社会主义”中，工人有可能拥有一些生产资料。比如，失业工人可以用他们所有的股票购买一家企业来雇佣他们自己。既然是这样，“股票社会主义”怎能迫使工人接受资本主义纪律呢？如果不能的话，它在经济上又如何运转？其次，如果唯一能够防止“股票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不过是禁止继承股票的一条法律，那么那些拥有大多数股票的少数富有者为什么不能够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来影响立法机关，把这条法律废除掉呢？而且，如果股票不能继承的话，股票持有者到了晚年又何必在用股票投资时认真负责呢？如何防止他们将股票用于不合理的、风险过高的投资呢？“股票社会主义”同样没有逃脱市场社会主义的困境，尽管它已经和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差别了。　　

（二）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行，因为它解决不了信息问题。什么是信息问题？任何现代经济要运行，都必须能够收集和处理数量庞大的信息。在市场经济中，这些数量庞大的信息是由几百万个私人生产者同时处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要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市场经济，中央计划当局就必须有能力收集和处理原来是由几百万个私人生产者收集和处理的巨大数量的信息。问题不仅在于中央计划当局的计算能力。更主要的是，很大一部分经济信息是以零碎的和分散的形式存在的。这些信息只有由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处理才能够加以收集和利用。由于中央计划当局不能够收集和利用这样很大一部分经济信息，它也就无法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计划经济也就无法合理运行了。〔1〕　　

    在我们分析信息问题以前，让我们先说明一下什么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并不等于说每一件事情都纳入计划或者每一件事情都由中央计划当局来决定。在计划经济中，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都由社会所有，全部（或大部分）社会产品都直接为了社会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了私人占有或谋取交换价值而生产。由于实行了社会所有制和为直接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在计划经济中，生产者就有可能相互积极合作，并利用一切的现有技术，通过不同层次的经济计划，来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经济活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计划经济为什么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呢？如果中央计划当局，或者说，最高的生产者联合体，不能够处理所有有用的经济信息，它只须处理它能够收集和处理的信息就可以了，然后把其余信息交给下级生产者联合体去处理。不过在这样做时，要与降低协调层次所造成的不利的方面相权衡。至于下级生产者联合体，他们可以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来做出相应层次上的经济决策，而把他们处理不了的问题交给更下级的生产者联合体或基层生产者－劳动者集体。数以百万计的下级生产者联合体和劳动者集体，就象市场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一样，可以处理数量庞大的零碎的和分散的信息。这样，计划经济至少可以收集和处理与市场经济同样多的经济信息。　　

    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可能以更优越的方式利用经济信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生产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协调。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各个私人生产者各自独立地、分散地作出经济决策，不能够事先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经济均衡只能在事后以经济危机的形式，通过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来实现。〔2〕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中，只要能够掌握相应的经济信息，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经济计划来协调许多生产者的经济活动，因而避免或减少由于没有事先协调而造成的对经济资源的浪费。这当然不是说，在计划经济中，中央计划当局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纳入计划，而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尽可能地协调各种经济活动，只要这种协调的收益大于收集和处理相应信息所需要的成本。这就为极大地提高整个经济的合理化水平提供了可能。而这个可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没有的。所以，计划经济不仅能够收集和处理与市场经济同样多的经济信息，而且还可以以比市场经济更合理的方式来利用这些信息。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问道：那些下级生产者联合体和劳动者集体为什么要积极地收集经济信息并且按照经济上合理的方式来利用这些信息呢？这就是所谓“激励问题”。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激励问题，信息问题是不能够真正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所有生产者都直接为社会生产，社会总产品则按照民主决定的原则分配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利益－社会总产品－是一切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源泉，为什么不能用社会利益本身来有效地激励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追求经济合理性呢，也就是说，积极地收集和合理地利用经济信息呢？　　

    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建立在为社会利益而生产的基础上呢？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生产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协调。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追求自己的私利。他们有足够的激励在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倾轧，却没有什么东西激励他们相互合作。市场所给予的激励因而是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相违背的。这个矛盾只有通过生产者直接为社会利益而不是为私人占有而生产来解决。所以，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就帮助人们追求和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言，为社会利益而生产（与为私人占有和交换价值而生产相比）是在经济上合理得多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利益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Marx,1978a,160)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又说，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地决定了的利益。这个利益，只有根据社会所确立的条件、通过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得以实现。”(Marx,1971,65)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利益本身就是实际的物质利益，并且是实现一切个人利益的前提，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了追求社会利益而生产和劳动呢？为什么不可以用社会利益来有效地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呢？　　

    当然，这并不能说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为社会利益而生产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解决不了搭便车问题。就是说，在任何建立在社会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制度中，劳动者的个人收益不直接取决于他本人的努力程度，而是取决于整个集体或全社会所有工人共同的努力，因而，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激励每一个劳动者有效地工作和合理地工作。但是，搭便车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正是由于劳动者的收益不取决于他本人的努力，而是取决于整个集体或全社会所有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来说，要增进其个人利益，合理的策略就不应当建立在个人抉择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集体抉择的基础上。问题不在于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什么是他增进其个人利益的最好策略，而在于对于整个集体或全社会的所有劳动者来说，什么是他们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最好策略。显然，如果每一个劳动者都采用搭便车的策略，据认为是最优的个人策略，每一个人都会蒙受损失。因此，搭便车的策略实际上是与增进个人利益的目的相违背的。既然是这样，并且人据说是有理性的，是追求个人利益的，那么为什么人们要采用搭便车的策略而不去采用对于集体来说或对于社会来说是最优的策略呢？　　

    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下据说是不存在搭便车问题的。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在激励资本家追求私人利润方面是很有效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能够给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人什么激励呢？实际从事生产过程的是工人，不是资本家，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用什么激励来使工人积极地收集经济信息并加以合理的利用呢？没有有效的激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工人都是潜在的搭便车者。资本主义经济要运转，就必须花费一大笔交易费用来对付搭便车问题。比如，很大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必须处于失业状态，以对在业工人施加竞争压力，否则后者就会变得非常“懒惰”。而在在业工人当中，又必须要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充当监督工人，帮助资本家执行劳动纪律而不能参加生产。　　

    这说明，搭便车问题，与其说是产生于集体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倒不如说是产生于压迫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状况下，劳动者对于追求经济合理性没有任何兴趣，而搭便车却是他们争取改善自身状况的一种合理的策略。如果是这样，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消灭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当然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地解决搭便车的问题。　　

    同样的，人们是否愿意为社会利益而劳动呢？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搞清楚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为前提。在压迫性社会中，所谓社会利益无非就是压迫者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去为所谓社会利益而劳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掌握了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社会的利益也就无非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那么，劳动人民为什么不可以为了社会利益，也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呢？　　

    所有的争辩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社会利益而劳动，是不是符合劳动人民自己的利益？如果是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什么劳动人民不可以为了社会利益而劳动呢，为什么不可以用社会利益来有效地激励劳动者追求经济合理性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不能有效地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这一问题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人们要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最合理的办法就是直接为社会而生产，这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吗？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社会的利益不再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背离，这不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吗？　　

    在这个问题上，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观点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出发的：即人们的一定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是人类一切生产活动和促使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合理性的最终的原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建立当然没有废除这个根本的原动力。正相反，由于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社会主义社会使绝大多数人民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利益而生产和劳动。从这个观点看，就调动绝大多数人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积极性而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提供的激励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或其它任何压迫制度所能提供的强大得多，因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有效地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的问题就完全不成其为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从下面的假设出发：人们只有在为私人利益而生产和劳动的时候才追求经济合理性。正是从这个假设出发，才产生了下面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是建立在社会而生产，而不是为私人占有而生产的基础上，怎么能够有效地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呢？但是，如果人们追求经济合理性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那么至于这些利益是采取社会利益的形式还是采取私人利益的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这些利益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同样一件产品，它所能给予人们的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当然不会因为它现在是直接为了社会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为了私人占有而生产出来的而有所减低。所以，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出发点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这个假设不经过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这个基本假设提供一个科学的证明，而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似乎它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并且自以为是地从这个假设推导出他们的所有论点，包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够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因而不可行的论点。　　

    有必要指出，有不少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挑战。因此，他们捍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努力（主要是设计一些五花八门的技术模型）总是难免归于徒劳。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并且同意只有用私人利益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那么，解决“激励问题”的唯一办法就只有设计一些“监督机制”。但是，计划当局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而问题恰恰在于计划当局没有能力收集和处理足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激励问题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狭隘眼界，我们就会立刻发现，激励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无非是由于下面这个事实：由于废除了私有制和市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废除了建立在私人占有制度基础上的经济激励机制。但是，正是由于废除了这些东西，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废除了对绝大多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而绝大多数人也就有了比在压迫制度下大得多的积极性来追求经济合理性。不仅如此，由于把生产交给社会来管理，并且由于直接为社会利益而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就能够积极地相互合作，把增进全社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最充分地利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生产潜力。所以，一方面，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激励问题就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或者任何其它一种压迫制度的方式来解决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就使问题有可能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按照与绝大多数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相一致的方式来解决。激励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激励问题解决以后，信息问题就没有理由不能解决了。在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就没有理由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行不通了。　　

    于是，在逻辑上，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个逻辑要成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必须首先建立起来，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不能建立起来，要取决于实际的社会斗争。正是在实际的社会斗争中，而不是在经院式的争辩中，才能找到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的实际的历史的解决办法。　　

（三）革命中国的经验　　

    人们愿意为社会利益而劳动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集中讨论革命中国的经验，看一看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动人民是怎样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斗争的。他们在斗争中取得了哪些成就？他们的斗争为什么最后失败了？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中可以汲取哪些教训？　　

（1）官僚主义，革命政权，和经济计划　　

    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从国民党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极端落后的经济。新生的革命政权因而立刻就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呢？由于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于大多数现代的生产资料都集中在了国家手中，革命政权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经济计划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生产资源。　　

    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必须是建立在“生产者自治”的基础上。这就要求劳动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各级经济管理，而这又以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为前提。但是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据估计，在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上海，1949年时，有46％的职工是文盲，而在蓝领工人中文盲率高达80％。(Andors,1977,48)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在没有“生产者自治”的情况下，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建立起了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党和国家的机关因而迅速地官僚化了。其次，为了管理这些官僚机构，大批来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被吸收入党，因为他们拥有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专业技能。其中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是出于革命理想，而是把党看做是获取权力的阶梯。第三，官僚主义计划依靠物质刺激来调动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在1956年工资改革以后，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平等主义的供给制被取消了，代之以等级制的工资和奖金制度。所以，到五十年代末，一个拥有一定物质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已经初步形成了。(Meisner,1986,125-130)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就是官僚主义计划，那也是非常错误的。一方面，官僚主义者阶级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部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工作。〔3〕只要很大一部分政权还掌握在这些革命干部手中，这个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仍然是革命社会主义政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计划搞得怎么样，不能不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1953－1957年，也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9％，工业年平均增长18％，农业年平均增长4.5％。如果按照西方的估计，柏格森估计中国这一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8.3％(Riskin,1987,58)，赵康（音）估计中国这一时期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是14.4％。(Chao,1960)即使按照赵康的估计，中国也是这一时期世界上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政权是不是革命的性质为什么会影响经济计划的好坏呢？我们知道，计划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须要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如果劳动者自觉地为社会利益而劳动，这两个问题就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革命社会主义者手中，社会的利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一致，这就为劳动者为社会利益而劳动提供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部和工人能够“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同时还善于独立思考和富于首创精神(Meisner,1986,129)”，很多需要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问题就可以及时得到解决。这些革命干部和工人，同时又是有力的榜样，鼓舞着许多其他人为社会利益而劳动。所有这些条件，只有在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革命社会主义者手中的情况下，才能够存在。而革命政权能不能制止住官僚化的趋势，保持其革命的性质，则是要在实际的斗争中来决定的。　　

（2）毛泽东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大跃进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逐渐注意到了官僚主义计划的矛盾。在批评斯大林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毛泽东指出：　　

书中说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促使生产增加”，“是促使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变化。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要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他们不能解释同级工资中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干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是一样，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是解释不通的。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要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精神鼓励的原则。同时，物质刺激不能单讲个人利益，还应该讲集体利益，应该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Mao,1977b,83)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计划片面地依赖物质刺激调动人的积极性－这行不通。只有靠提高人们的觉悟，从而使人们愿意自觉地为社会利益而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而劳动，才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潜力。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官僚主义计划为什么不能够提高人们的觉悟呢？毛泽东说：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是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既然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一长制而不能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制”......？政治弱，就只好讲物质刺激了......(Mao,1977b,86)　　

    毛泽东说：“政治弱，就只好讲物质刺激了......”这是很对的。但是，“政治”的毛病在哪里呢？毛泽东认识到，要劳动者为社会利益而劳动，就必须有平等的社会关系，工人还必须参加社会、经济管理。另一方面，毛泽东仍然认为，只要在党内提倡发扬革命精神，以及依靠党委来监督技术官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共产党，在他看来，仍然是一个革命政党。　　

    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大跃进中被付诸实践。为了解决官僚化的问题，对计划制度进行了改造，很多权力下放到了地方和企业；在一些工厂进行了工人参加管理的试验；物质刺激受到批判，很多工厂废除了计件工资和奖金。(Andors,1977,68-96)　　

    行政分权本身无助于解决官僚化问题。在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过多的权力下放只会破坏官僚主义制度原有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从而导致经济混乱。至于工人参加管理，在大跃进中还只是限于班组一级，不触及整个的社会经济关系。　　

    大跃进的尝试中是有一些合理成份的。比如，在官僚主义计划中，据说靠物质刺激就可以鼓励人们为社会利益劳动。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完美的”或“科学的”刺激机制。于是，单纯的物质刺激不但不能激励人们为社会利益而劳动，还往往鼓励人们做违背社会利益的事。比如说，如果计划是根据实物产量制定的，这就鼓励人们用牺牲质量的办法来增加产量。显然，这个问题只有靠人们自觉地追求社会利益才能够解决。比如，即使没有计件工资，劳动者也可以努力增加产量，同时自觉地维持一定的质量标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的利益与劳动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所以，物质刺激不是问题的原因，而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这个社会条件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权力已经不是在革命者手中，而是在新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手中了。大跃进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社会权力，而是想靠人为地消除问题所起的一些后果来解决问题本身，这当然行不通。　　

（3）文化大革命及其教训　　

    在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开始认识到问题是不能够在现存权力结构范围内得到解决的。到1965年，毛泽东认为，在革命后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  认识  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后来，毛泽东从这里后退了一步，将革命对象定义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很清楚，对于毛泽东来说，问题已经是只有靠向现存权力挑战才可能得到解决了。1966年，毛泽东亲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社会权力已经不在革命者手中，而是在“走资派”手中。革命力量因此必须与“走资派”做斗争，把权力夺回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还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CPC,1968,398)所以，文化大革命不仅是要推翻旧的官僚主义权力，而且要代之以新式的人民政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CPC,1968,401)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理论上，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没有能够对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做出一个科学的分析。首先，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对象不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本身，而只是一小撮“走资派”，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仍然被认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其次，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看来，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CPC,1968,395)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把党内出现“走资派”简单地归结为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完全没有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科学地解释官僚主义者阶级产生的原因，因而也就不能够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一方面，尽管革命的正确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劳动人民由于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被剥夺了从事科学探索的权利，完全凭他们自己是不能够达到对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即使在革命后的社会中，只要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这种情况仍然是不能避免的。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能够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进程的革命政党做领导，劳动人民，仅凭他们自己，是不能够成功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革命的。在旧的共产党已经蜕变为一架官僚主义机器的情况下，要成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必须有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没有这样一个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成果，而只有毁于一片混乱之中。　　

（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所以是行不通的。但是，即使是按照资产阶级统计，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按人口平均的经济发展速度上也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见表7.1）而且，有那么一个时期，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曾经明显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那么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一度取得的成就又怎么解释呢？　　

    对于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有这样几种解释。首先，他们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结构相对简单，比较容易管理。但是在经历了早期阶段以后，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计划经济要合理运行也就越来越困难了。然而，这个说法与经验事实不相符合。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恐怕还比不上五十年代的东德经济复杂。但是五十年代的东德经济成就卓著，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到七十年代末已经难以为继了。另一方面，所谓经济结构越来越复杂，基本上是说，劳动分工越分越细，产品种类越来越多，生产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因而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这基本上是一个怎样求解“几百万个方程”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靠着现代计算机的帮助，是并不难解决的。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央计划当局无法收集和处理大量的分散的、零碎的信息。只有身在现场的生产者才能够了解和处理这些信息，比如，对某种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性能的详细描述。这个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实际上与在后来的阶段是一样复杂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又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式增长”而不是“集约式增长”，靠  得  是大量投入资源而不是技术进步，因此在长期是行不通的。充分利用过去未经利用的资源的确对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合理和没有效率的证据。只靠投入资源本身是变不出经济增长来的。即使是“粗放式增长”，也要按照经济上合理的方式来配置和使用生产资源，工人也要知道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而所有这些，只有在工人或多或少按照预期的要求去做的情况下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就是说，即使是“粗放式增长”，也要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所以，问题仍然是，如果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又怎么能实现哪怕是“粗放式”的增长呢？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也不符合经验事实。表7.2表明，1950－1973年，17个资本主义国家（包括7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10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算术平均数是4.4％，其中10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算术平均数是4.2％。在同一时期，6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算术平均数是4.5％。这些数字当然不表示社会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方面比资本主义经济差。〔4〕　　

表7.2 若干国家劳动生产率(每工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50-73年　　

资本主义国家           %     社会主义国家             %　　

阿根廷                2.4    保加利亚                6.1　　

巴西                  3.7    捷克斯洛伐克            3.4　　

加拿大                3.0    匈牙利                  3.9　　

智利                  2.9    波兰                   3.8　　

哥伦比亚              3.3    罗马尼亚                6.2　　

法国                  5.1    苏联                   3.4　　

德国                  6.0    算术平均数              4.5　　

希腊                  6.4　　

意大利                5.8　　

日本                  7.7　　

墨西哥                4.0　　

秘鲁                  3.4　　

葡萄牙                6.0　　

西班牙                6.4　　

英国                  3.1　　

美国                  2.7　　

委内瑞拉              3.4　　

算术平均数            4.4　　

"中等收入国家"算术平均数     4.2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79-80.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须要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所以，如果不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做一番分析，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国家一度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一方面，在前苏联、中国和东欧，在革命以后，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不是劳动人民自己，而是劳动人民利益在形式上的代表－一个革命先锋队政党。就此而言，这些国家革命后的社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政党，在它们的早期阶段，确实曾经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党，曾经真诚地为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过奋斗。既然是这样，那么毫不奇怪，这些国家在革命后所产生的政权，在早期必然或多或少是带有革命性质的政权，因而能够推行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基本一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所以，在这些社会的早期，社会的利益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这就为劳动人民为社会利益而劳动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基础。　　

    在那个年代，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人不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劳动，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怎么能不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呢？正是这一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才能正确地解释前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如果我们对革命中国整个的历史时期做一个考察，那么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7年。在这个阶段，旧的压迫秩序和剥削秩序已经被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有了极大的改善，而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尚在形成过程中。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高速地向前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第二个阶段是从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右，大跃进）到七十年代末。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全面兴起和阶级斗争全面激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潮。在这个阶段，尽管有巨大的社会动荡，由于革命社会主义力量仍然掌握一部分社会权力，因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仍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以一定的速度（不低于世界中等水平）向前发展。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在政治的和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不可行了，资本主义市场化因而也就成了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官僚主义者阶级当然不可能靠动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来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      　　

    我们从革命中国的经验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第一，在革命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下，计划经济是完全行得通的，并且其经济成就是完全有可能超过资本主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完全建立起来以后，情况会是怎样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仅可行，而且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将比资本主义合理得多、有效率得多。第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是可行，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其结论要取决于历史上的实际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夺取政权以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努力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教育和组织劳动群众，采用象巴黎公社那样的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通过积极的斗争来遏制官僚化的发展和保障新生政权的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在具备了必要的生产力条件以后，革命社会主义政权应当立即着手对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以便伴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逐步地缩短劳动人民的一般的劳动时间，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地发展他们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潜能，都能够参与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也就是说，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因而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5〕〔6〕　　

（五）阿列克·诺夫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批判；对阿列克·诺夫的批判　　

    照阿列克·诺夫的意见，即使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问题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是在一切历史时代中都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还是要为他们的私人利益而不是为社会利益而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根本不同。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原教旨主义者”争辩说，（苏联式计划）的根本问题在于异化，在于劳动者、管理者和中央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他们都认同一个共同利益，那么一切就都会变得很好。......但是，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包含着几重错误......这些人没有认识到，没有市场的计划模式必然是集中式的（一个纯粹地方的机关怎么能决定社会的需要并很好地满足它呢？），而中央计划经济的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恰恰是造成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巴兰指出：“除非我们认识到，要对相互联系的生产活动进行调节，调节的系统在客观上只能是等级制的，否则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切讨论都不过是煽动人心罢了。”可惜，巴兰没有由此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最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原教旨主义者”）以为，世界上可以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个部门之间，部门与中央之间，更不必说个人之间，将不会因为资源分配而发生冲突。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传统中这一基本上是乌托邦的部分，是建立在，只能建立在一种极大丰裕的基础上。任何唯物主义者都得承认，（关于资源分配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当机会成本的概念，即在相互排斥的各种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Nove,1980)　　

    首先，的确，经济计划，并且事实上任何公共事务的管理，“必然是集中式的”。并且，就这些事务是“公共的”来说，也就是说，就它们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和地方的界限来说，可以说它们“客观上只能是等级制的”。但是，这些怎么会与“异化”，与社会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系在一起呢？任何社会都要有一些人来管理它的公共事务。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社会会分裂为阶级。要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成为统治阶级，这些人就不仅必须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且还必须独占公共事务的管理。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系统地利用他们的权位为他们的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服务。正如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所知道的，只要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因而绝大多数人还不能够参与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还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情况（一小部分人独占公共事务的管理）就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合理地利用现代社会的生产力，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可以消灭阶级压迫的物质基础。　　

    其次，诺夫说：“中央计划经济的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恰恰是造成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社会是怎样管理这些活动的。在阶级社会里，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之外，所以，必须要组织一个庞大的和复杂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需要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之外。正相反，社会主义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正是要建立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庞大的和复杂的官僚机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才能管理“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由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来进行的。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具体说明了“自由人联合体”是怎样工作的：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组织形式......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e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Marx,1978b,632)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就可以通过在各级“生产者的自治机关”之间合理地分工来有效地管理所谓“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通过这种分工，每一级“生产者的自治机关”都只须负责“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因而便于群众或下级的“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对它们进行监督和控制，因而所谓“造成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是，诺夫说，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普通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和控制社会的公共事务，人们还是不愿意为社会利益而劳动，因为人们的个人利益总是相互冲突的，“除非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当机会成本的概念，即在相互排斥的各种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这样一种“极大丰裕”被诺夫说成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传统中这一基本上是乌托邦的部分”。没有比这更加庸俗的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歪曲了。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这个基础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来准备的）。只有有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够大幅度地减少一般的劳动时间，从而使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有可能自由地发展他们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潜能，有可能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但是，这与什么“当机会成本的概念......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或者诺夫所说的那种“极大丰裕”毫无关系。抽象地说，人们的个人利益总是相互冲突的。已经被一个人所消费的东西就不再能被另一个人消费。但是，首先，说人们的个人利益总是相互冲突的，不等于说人们就没有共同利益，并且这些共同利益当然也是人们的个人利益。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的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这件事本身为什么会妨碍人们去追求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呢？其次，在任何东西能被消费以前，这些东西必须先被生产出来。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东西的生产都或多或少有赖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因而只有在生产者彼此之间积极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的情况下，现代生产的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的个人利益不是只有在他们相互合作为社会利益而生产而不是为了他们的私人利益而相互倾轧、竞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吗？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作为理性的存在，人们为什么不愿意为了社会利益而劳动，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他们的个人利益呢？　　

〔1〕罗默认为，前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技术进步的速度比资本主义经济慢，而技术进步问题或创新问题是独立于信息问题（罗默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创新问题不过是信息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罢了。如果中央计划当局知道所有的有关信息，它当然可以命令生产单位用正确的投入、在正确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所需要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创新包含着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且需要更多的灵活性，中央计划当局要收集有关创新活动的信息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有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创新问题可以说是信息问题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Roemer,1994,44)　　

〔2〕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减少由于私人生产者缺乏协调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私人资本主义公司把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各种非生产性的活动中，比如市场营销、广告、与市场调查和推销有关的研究开发活动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恐怕是重要性不亚于公开的经济危机的一种经济不合理性。据赛克和图纳克估计，美国非生产性工人占全部工人的比重，从1948年的43％增加到了1987年的64％。说明有很大一部分社会劳动被浪费掉了。(Shaikh and Tonak, 1994,110)　　

〔3〕迈斯纳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这样描述毛泽东主义的革命干部：“在理想情况下，干部应当是毫不利己的，是用革命的价值观武装起来的，愿意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而献身的......他能够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同时还善于独立思考和富于首创精神；他遵守党组织的纪律，同时还密切地联系群众......共产党的革命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确实有很多党的干部或多或少符合毛泽东主义的这种革命干部的标准。”(Meisner,1986,129)　　

〔4〕有必要指出，前苏联和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和开发能力用于与帝国主义大国的军备竞赛，这使他们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们的绝对经济规模要比帝国主义大国小得多。他们还受到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和限制，因而不能够象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后来者”的便利。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因素，那么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本来是可以快得多的。　　

〔5〕道森和福斯特估计，1988年“经济剩余”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5％，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浪费“吸收”掉的，比如市场营销、广告、金融活动、军火生产等。此外，很大一部分被浪费掉的社会劳动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剩余”，而是成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比如，华丽的包装，频繁的更换产品形式，人为地造成产品过时等。(Dawson and Foster,1992)在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的浪费是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经常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在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夺取政权以后，只要立即着手消除资本主义对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为大幅度地缩短一般劳动时间准备好条件。　　

〔6〕拉坦西认为，只要有“稀缺性”存在，要普遍减少劳动时间就是不可能的，而要消灭“稀缺性”又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所以，虽然有些稀缺性被消除了，别的稀缺性又不断产生了......除非一切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都停止，很难看出怎么样能消灭稀缺性本身。考虑到世界自然资源的潜在危机，这种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Rattansi,1982,185)拉坦西忘掉了一件事，“新的需要”不仅包括对物质产品的需要，也包括对人自身的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可以想象，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一部分转化为人民物质消费的改善，一部分转化为人们的自由时间的增长（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那么人们的自由时间就可以不断增加。事实上，假设相反的情形，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将要求把全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转化为物质消费的改善，倒是极不合乎情理的。　　

附录一 我怎样成为一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　　

    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的青少年时代从家庭获得的认识是极其狭隘的。但是，象所有的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自认为属于一个比体力劳动者更高贵的社会阶层。我的父母希望我明白，我必须进入名牌中学和名牌大学，只有在升学竞争中把别人挤掉，我才能保住自己的高贵身份，或许还有希望在社会地位和名望上超过父母。　　

    我自幼好读历史。历史故事倾力描绘的英雄人物成了我最早的模仿对象和个人理想。我发现，社会中有一些人，他们生来与众不同，他们高贵的形象淹没了无知的芸芸众生，历史仅仅是由他们写的并且仅仅记住了他们。我强烈地希望自己成为“伟人”、“超人”。主宰历史命运的领袖，其他的生存方式似乎都是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　　

    历史也教会了我另外一些东西。在历史中，我看到了人民群众为了摆脱压迫的枷锁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从中看到了一种理想，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开始有了追求社会正义的愿望，并且开始把这种追求当作自己生活的目的。　　

    我带着这两种矛盾的心态开始了我的大学时代。一种心态是英雄史观、精英统治论和个人奋斗，我幻想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开明政治领袖。另一种心态是人道主义以及对真理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当时我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入学不久，现实就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我幻想能够通过官僚政治的渠道爬到上流社会中去。但是，我对官僚政治的技巧显然一窍不通，我没有来得及学会这些技巧，我的“领袖梦”很快被击得粉碎。在官僚政治中出人头地的幻想一旦破灭，我的共产主义者的假面也就戳穿了。我真正渴望的是爬入上流社会，而不是为理想献身。社会正义、追求真理现在对我毫无价值，被挤出官场在我看来似乎就是失去了一切。人生从此不再有任何意义。极度灰心中，我百无聊赖，每日到图书馆偷书填补空虚的生活。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展开了要求民主的斗争。一些学生组织了“行动委员会”，准备发起政治性示威游行。在最后几天，我参加了游行的准备工作。我参加学运的思想基础是非常复杂的。这里决不能排除个人失意、生活空虚、喜欢出风头的因素。但是，也决不仅仅是这些，而且主要不是这些。一些学运活动家的勇气和胆识（当时给我深刻印象的有刘刚、萧旭）唤起了我原有的良知和热忱，我从中又找到了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不能够再无动于衷了。无论如何，从此我从颓废萎靡中爬了起来。　　

    这期间我的政治信仰急剧转变，我不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参加学运以后，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益成为自由主义者。八十年代后期，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由主张激进的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的厉以宁教授领导，事实上是当时中国传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中心。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方面。当时，集权计划经济日益暴露出自己不再是合适的统治方式，官僚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更加强有力的统治手段。象所有同学一样，我刚入学时无形中已经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如下观念：生产率、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和衡量标准，劳动者不是被看做人而只是被视为应该尽量削减的一项成本要素，虽然自己有强烈的精神生活要求却有意无意的认为劳动者生活的意义仅仅是物质消费的增长，国民福利似乎仅仅是更多的彩电、冰箱、汽车......这些观念是通过无数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和家庭教育灌输进来的。按照这种灌输好的观念，我站在与劳动者对立的立场上，把劳动者视为天生是懒惰的、唯利是图的。既然资本主义早已被经验证明是制服劳动者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我就把私有化看做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主张全面拍卖国有资产。这一时期是我系统研究并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期。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初，中国知识界的自由思想运动达到高峰，北京大学在运动中处于中心和领袖的地位，我个人的批判意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写了一篇论文，驳斥专制政府和国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的理论观点（即所谓“硬政府、软经济”）。这是概括我当时思想状况的代表作，可惜现已遗失（这篇论文曾与萧旭、王丹交流过）。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全国性民主革命运动爆发。在运动期间，我始终与核心学生领袖保持密切来往。我对运动的认识最初也十分模糊，将它限定为单纯的学生运动，对它的意义估计不足。五月中旬以前，我一直倾向于选择适当时机收尾。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过于保守了。在自由思想运动的高潮时期，波及的也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样一个极其狭隘的范围。表面的思想活跃掩盖了反对派对人民群众的极端无知。没有人了解劳动人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对社会革命的成熟程度没有什么科学估计，斗争行动往往带有赌博的性质。但是，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斗争是一次中了巨奖的赌博。在实际斗争中，人民群众比反对派领袖们要先进得多、英明得多。五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斗争进入了全新阶段。一方面，运动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学生运动范围，一举上升为全民性的民主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以发布戒严令为标志。官僚统治集团悍然向人民宣战。斗争进入决战阶段，革命和反革命都再无退路可言。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反对派分子都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的反对派领导集团或者幻想与统治集团取得妥协，或者寄希望于上层宫廷政变。五月中旬以后，我对运动的认识一天天明确起来，坚决主张采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反击反革命的进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的主张没有形成居于领导地位的意见。由于我对运动的认识和判断始终与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们相左，至运动最后失败时，我始终没有正式加入反对派组织和承担起领导责任。　　

    对一九八九年民主革命运动的反思促成了我的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变。首先，反对派没有任何成熟的革命理论。他们迷恋民主，却不懂得民主为什么能够战胜独裁；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人民拥护，却找不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刺刀临头的时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除了剥夺人民反抗的权利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有些患了革命恐惧症的反对派迄今不敢提“革命”二字）其次，反对派严重脱离广大劳动群众。在民主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