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是杜甫的《忆昔》，写作时间约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在诗人的笔下，开元年间的大唐府库充盈、百姓富庶、国家繁荣昌盛，一副太平盛世情景。
后世的人们，也常常引用这几句诗，来赞颂大唐。
但诗人的赞颂，能当艺术品来欣赏，却未必能当真。来看看历史给后人记录了一个怎样的“盛世”：
贞观年间：“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人稀，流寓者多。”（《全唐文·卷2·罢差科徭役诏》）
武周时期：“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继减，国用不足。”（《旧唐书·韦嗣立传》） “民户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旧唐书·狄仁杰传》
开元年间：“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全唐文·卷35·禁逃亡诏》）
为了禁止在籍户口逃亡，唐代出台了严苛的法律，如唐高祖年间，便规定凡逃亡者“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
但即便如此，百姓还是冒着被官府重罚的风险，纷纷大量逃亡，变成无业流民。如果真如文人讴歌的盛世，这没战乱没瘟疫的，老百姓逃什么啊？
“流寓者多”“亡逃过半”“逃亡未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史记载了那些底层百姓的佝偻、卑微、痛苦与无奈，与文人笔下不吝溢美之词的盛唐气象大相径庭。
经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底层民众的生活之艰苦，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旧唐书·杨炎传》记载：
天下残瘁，荡为浮人(流民)；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满目疮痍，流民遍地。原住地居民，逃亡他乡，最后连一半数量都难以剩下。
到了晚唐，官府的横征暴敛，更是无处不在，变本加厉，老百姓已是无处可逃。诗人杜荀鹤有写过一首《山中寡妇》：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丈夫命殒沙场，桑树、柘树皆被损毁，田地麦禾也尽荒芜。孤儿寡母靠挖点野菜，烧带着叶子的生柴，在孤单绝望中勉强度日。但饶是如此，仍然逃不过赋税兵徭。
2、
今天的人们在图书影视作品中，想象盛唐时代长安的开放与繁荣。但真实的大唐长安城，也许是另外一副模样。
下面是唐代长安城的布局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整座长安城的布局像一个棋盘，是由东西、南北交错的25条大街划分为108个里坊。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一诗中这样描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一条条大街把城市分隔得像整齐的菜畦。
这108个里坊，每个里坊，全都用高大夯土坊墙围起来，只在四方开四个门。生活在里坊里的居民必须经由这四门才能出入。
在长安城里，绝大多数地方是不许开商店的，商品交易集中在东市和西市，中午12点开业，太阳落山前就关门。你要到市场买点东西，去早了不行，去晚了也不行。所以，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写道：“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尽管已经饥肠辘辘，太阳也已经很高了，还是只能在外面待着，因为市场还没开门。
为了便于控制，唐代还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每天黄昏，街鼓响起，里坊的四门关闭，禁止居民出入。“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六街宵禁鼓声停息，长安街上人声绝迹。
夜禁期间，城内有禁军巡逻执法。据《唐律疏议》的记载：
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
除非有特殊原因（如紧急公务、急病等），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还在街上行走的人，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太平广记》中的一段记载，生动地描述了宵禁的严格：“（张无是）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闭门的街鼓声一响，在街上行走的人不敢回家，只能在桥下蜷缩一夜。
回家晚了不行，出门早的，同样不行。唐任奇《任氏传》写了一个叫郑生天的唐人，将晓时，辞别任氏后，“乃里门，门扃未发。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由于晨鼓未敲，只能在胡人的一处饼摊前等候，晨鼓敲了以后，才能出门。
大唐的长安，也许远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繁荣，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真实的长安城，其实是高度封闭的，更像是一座巨大的监狱，普通百姓被严格控制在一个一个的“里坊”里，买东西要掐准时间、外出如同放风。
3、
诗人杜甫在诗中回忆开元盛世，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可能是，杜甫写作《往昔》的年代，正值安史之乱，杜甫在兵荒马乱中辗转流离到四川，寄人篱下，生活清苦，穷困潦倒。
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更像是处在困境中的诗人，在幻想过去如何美好，聊以安慰。因为现实太糟心，所以美化过去。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
事实上，杜甫的小儿子，便是被活活饿死的（“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那是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尚未爆发。
另一个可能是，杜甫描述了一副真实的开元盛世场景：“稻米流脂粟米白”。但那盛世，只是大唐贵族的盛世，并不是普通百姓的盛世。
唐太宗曾大力提倡戒奢尚俭，但王公贵族奢糜之风未减。曾担任宰相的武后从父姊之子宗楚客，其第宅在皇城西侧的醴泉坊，“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璧，开门则香气蓬勃。”其宅第之靡丽，就连生活已是极尽奢华的太平公主在观看过后，也自叹弗如，叹息说：“观其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
即便经过安史之乱，王公贵族们也没有停止对奢糜生活的追求。一些贵族官员，甚至在家中自建马球场（马球的比赛形式为两队骑乘马匹或驴子争击木球，以击球入网囊为胜）。如唐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家在长安永崇坊有自筑的球场。唐文宗时的翰林学士承旨王源中在太平坊家里筑有球场。贵族们打球，非常奢靡，《资治通鉴》记载：扬渥“昼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的一烛费钱数万”。
在王公贵族们极尽奢糜生活时，普通百姓则又是另一番光景。在另一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诗中，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比杜甫写下“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时间要早十年。这首诗以穷奢极欲和饥寒交迫对比形成的巨大反差，写出了另一个真实的大唐。
4、
和平年代，底层民众日子过的苦；战乱年代，日子过的更苦。对老百姓来说，哪有什么大唐盛世，只有苦与更苦罢了。
也不仅仅是大唐，历史上那些被后世吹捧的盛世，大多如此。“朱门酒肉之道，乃践踏万骨铺就。”所以元代的张养浩在目睹百姓生活之凄苦以后，哀民生之多艰，才会写下那首传唱千古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一朝兴盛，百姓受苦，一朝灭亡，百姓受苦。这首词为百姓的苦难疾呼，可谓震聋发聩。
值得一提的是，张养浩并非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他的诗词不是发泄心中幽怨，而是“哀民疾苦”。
张养浩出身富贵，少年得志，一生仕途平顺，官运亨通。他在19岁时便得到山东按察使的赏识，被推荐为东平学正（相当于县教育局长）。青年时期又经元朝平章政事（宰相）保举，做了礼部令吏，后来又进了御史台。
天历二年（1329年）时，陕西大旱，百姓流离失所，朝廷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前去赈灾。
到陕西后，张养浩听到民间有人为了奉养母亲而杀死自己儿子的事，为此大哭了一场，并散尽家财分给穷人。为赈济灾民，张养浩日夜辛劳，连续四个月没有回过家，终于积劳成疾，累死在任上，殁年60岁。《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听闻张养浩去世的消息以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身居高位，仍然为底层百姓发声；生活富足，始终为弱者鸣不平。对这种人，我总是心怀敬意。
当无数的人争先恐后的在为帝王唱颂歌时，张养浩以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将揭露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秦汉以来的整个封建王朝。仅凭这一首词，张养浩的文学成就便称得上卓越非凡，达到了令人高山仰止的境界。如果评选古代最伟大的诗（词）人，我首推张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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