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炎黄春秋》杂志刊载的署名张鹏程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一封信》。读后感觉此文可商榷之处甚多，真有不吐不快之感。
张文所说的毛泽东同志致蒋介石的这封信(信的全文附后)，指的就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张文认为，这封信中“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共同抗日”，且“这封重要的信函在很长的时间里未被国内研究者所了解”。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研究过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写作的这封信并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绝密材料。它诞生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持久作战阶段的关键时刻，诞生于中共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关键时刻。这封信的主旨其一在于鼓励蒋介石坚持团结抗战，其二也是向蒋介石陈述中共关于抗日持久作战的设想。文中所述观点鲜少“秘闻”色彩，正如张文中所 说“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图册中收录了这封信，最先披露此信全文内容”， “1985年印行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合编)，武汉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一书，再次收录此信”，这实在是一份旧材料了。
那么，张先生今日重提此文，其意何在呢?
原来，张先生是在赴台湾游历期间，在“国父纪念馆”有幸见到了这封信的原件，特别是见到信中提到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抗日领导地位的内容，一时如获至宝，以为找到了可以指责共产党刻意回避承认蒋介石“领导”抗日证据的稀世材料。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张先生对史料掌握的不够全面，或者说是“刻意回避”。
须知，承认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领袖地位，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一，对此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史料从未否认。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写作这封信的同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就曾说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见《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2013年10月第一版，第58页)，这段话关于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地位描述的清楚程度，似乎还要在张先生引述的这封信之上，难道还能说共产党在刻意回避历史吗?
由此，我又想到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期间与蒋介石会面时，明确说过“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国共联合抗日这段历史，堪称襟怀坦白，无可指责。
历史，是复杂的，但是很多历史事件本身并不复杂，把简单历史事件搞复杂的正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我们不妨把它看做历史虚无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望文生义，或许这才是对这种言论最恰切的评价吧。
读史需用心，治史当谨慎啊！
附：毛泽东同志致蒋介石的一封信(1938年9月29日)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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