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曾经与台湾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讨论过民主政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民主政治往往不能实现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民主政治往往带来经济负增长甚至大萧条。这当中的道理并不复杂，民主政治往往为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提供绝对的自由，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往往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倾向，它们往往会迅速吞噬国家和国民的大部分资产，它们往往会将广义税赋(居民的实际的类税性负担)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它们往往会极度地扭曲国民经济结构，它们往往会迫使“民主化”国家陷入经济崩溃。台湾的一位老先生概括的不错：民主并不必然等同于善。很不幸，乌克兰就是一个最鲜活的案例。当然，这样的案例在全世界不胜枚举。
我们关于民主的讨论，有一些初步的结论了。我们认为，必须首先推进经济民主，在经济制度趋于民主化之后，及时地跟进政治民主以完成制度配套。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有朋友认为，可以双轮驱动，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共同进步。不过，当今世界确实还没有实现双轮驱动的成功案例。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先经济后政治的模式，倒还确实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我个人认为，其实并不存在单轮或双轮，从经济立法入手正是推进政治民主的最佳路径，真正的政治民主就应该是发端于经济民主的立法过程。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不是从启动(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经济民主的立法工作开始的。其实，这也符合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基本原则，毕竟是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代表国际金融资本的民选总统可以搞好经济吗?那绝对是一个幼稚到浑蛋的笑话!乌克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非单只乌克兰国民经济会陷入崩溃，乌克兰国家都有可能陷入内战和分裂。
我以为：首先，民主是立体的，民主包含了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绝对不能单纯在某一个方面搞片面的民主，片面的民主往往带来更大的不民主;其次，民主是分段的，民治包含了起步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绝对不能妄想一步就跨入政治民主的高级阶段，不学会走就想跑一定会摔跟头的;最后，民主的真正含义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失去一些自由，既不能让权贵们绝对自由，也不能让资本家绝对自由，更不能让街头革命者绝对自由，都失去了一些自由才有共同自由的平衡点，那就接近真正的民主制度了。可惜，这些浅显的道理，很难为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所接受。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成熟的思想家，他们无法完成深邃的哲学思考，他们需要在硝烟和血泪中觉悟。即便是经历了硝烟和血泪，也未必可以使精英们变得成熟，一些国家常常数十年、数百年陷入动荡和混乱。回想一下，我们亲爱的祖国不也曾经有同样的经历吗。大陆尚未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台湾的民主政治也未臻完善，香港的民主政治反而陷入了倒退。中国人在政治文明方面，仍然需要深邃的思考，仍然需要成熟的思想。是的，两岸三地至今仍然不能完善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经济民主立法，我们依旧在不同程度地侵犯和榨取我国国民的基本经济民主权利，我们有什么基础去搞欺哄瞒骗人民的所谓“政治民主”呢?
香港的朋友告诉我，所谓“民主”之后的乌克兰，国家财富被少数人攫取了，攫取了财富的那些少数人，根本无意于投资乌克兰本土，乌克兰的人才和资本大规模流失，乌克兰的经济必然陷入长期衰退，当前的政治动荡是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确实，乌克兰事变，表面上你可以埋怨美国、欧盟、俄罗斯;但是，乌克兰的悲剧，本质上是乌克兰精英的无知、无耻、无畏造成的。老实说，看到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我总觉得他们的人品令人作呕。正是这些私欲熏心的乌克兰精英葬送了他们美好的祖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千万不要相信拿民主当玩物的政治明星，他们其实就是也必然是国际资本的代理人，他们何曾考虑过那些普通民众的经济主权，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掠夺人民的财产，他们最终往往会亲手埋葬他们自己的祖国。
乌克兰的动乱，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请那些幼稚的评论家们注意了，请不要把结果统统当成原因。我想再重复一遍我在《广义税赋论》中的结论：任何国家，居民的广义税赋超过了其收入的70%，这个国家必然走向动乱。前苏联如此，前南联盟如此，北非如此，中东如此，乌克兰也绝不例外。或许，下一个将是土耳其。至於，种族因素、宗教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等等，只不过是矛盾爆发的偶然切入点。深层次原因是唯一的，就是社会分配严重失衡了。我对于我国主流媒体(包括央视)的舆论误导感到愕然，我甚至对于我国的有关部门的迟钝感到惊讶，不要像闾丘露薇那样幼稚好吗?读不懂别人，如何做好自己?
回到中国现实。我们已经无数次呼吁了，我们希望我国领导人高度关注经济民主的立法工作，我们希望我国可以通过系统完善的经济立法，以完备的立法体现经济民主的基本原则。我们希望尽快制订真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迅速降低我国国民广义税赋的沉重负担(必须降低到50%这个安全线之下);我们希望国家立法保护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必须使人民的经济民主权利获得法律上的保护;我们希望系统的经济立法可以约束国际资本和官僚土豪，确保我国的资源不要大规模流失并得到高效率地配置。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通过政治立法，保障并完善人民的政治权力，最终实现全面的、高水平的民主建设。我们希望，从硝烟和血泪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不要重复乌克兰的低级错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成熟和睿智建设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们绝对不允许中国重复乌克兰的悲剧。
我见过一位来自乌克兰的院士，他对乌克兰人的思想状况感到悲观。他说乌克兰人已经失去了民族自信，乌克兰人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对美国和西方已经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我对他说，中国人也曾经如此，至今仍然有人在搞洋奴哲学，中国本土的思想家仍然被系统地屏蔽和全面压抑着。不过，中国是幸运的，中国的左翼崛起了，中国的老百姓对代理人和买办开始警觉了，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不会继续跪拜祸国殃民的香蕉明星了，想在中国搞一场“颜色革命”已经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问题，中国的广义税赋在迅速攀升，动乱的因素一直在不断地积累着，新一届领导集体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分配问题了。
乌克兰民主政治之殇，能否警醒我国的“改革者”呢?你们是否还是要继续推进扭曲社会分配的“金融改革”呢?你们会否尽早开启理顺社会分配的财政改革呢?又或者，你们能否开始那些推进经济民主的伟大立法呢?在基辅的严冬之后，中国的老百姓更加期待北京早春二月的春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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