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呢，有那么一股子国内国外的势力攻击我……
「郎朗」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一个长期的事业，一段宏伟的历史。
《你行！你上！》所讲的，就是一位1953年生人的父亲，和他这位起始于1982年的「郎朗」之间的故事。
这篇漫长的故事走过了波折，写满了艰辛，充斥着太多外界的不屑与世人的嘲讽，有来自国内同侪的不解，更有来自国际势力的看低……
然而在故事的终章，它终究洒落下喜极而泣的泪水。
1
那是一个必须戴着墨镜隐藏自己的年代，一个“一会红色一会绿色”的年代，一个“甭管四根手指还是五根手指，能弹出音乐就是好手指”的年代。
原因，就藏在郎朗母亲周秀兰的台词里：有人“窃取胜利果实”。
1982年，宛若老崔指挥的手电筒，所有的灯光聚焦在这个伟大事业的身上，哪怕仅仅是起步阶段的尝试，已经引来老崔为代表的强大质疑：
你个拉二胡的，能教出钢琴家？！
是啊，“跟着大师才能成为大师，跟着父亲只能成为又一个父亲”。
所以其时，这位父亲开始给自己的事业寻找一位又一位大师。
他渴望学习，他并不希望自己“复制粘贴”般成为“又一个父亲”。
沈启蒙，第一位大师的名字已经直白得不能再直白了，是她让朗朗弹琴的双手第一次从四指撑开为五指。
解放思想的钟声响起，大步流星的时代降临。
自1983年始，正定县县委班子成员分头带领干部走出去，到南方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取经，赴乡镇企业起步较早的浙江、江苏、天津考察学习，逐步确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成为彼时河北全省的创新先范。
“保险不如冒险”，信哉斯言。
仅仅两年半时间，至1985年底，正定县乡办企业、联合体企业产值达到8850万元，比1980年增长200％。同时，建筑、劳务、运输、餐饮、建材等领域也全面拓展，呈现“五业兴旺”局面。
沈启蒙老师所带领的启蒙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孩子在美国、终究要去往美国的她，其“根子在美国”的象征隐喻意义更是一览无余——1985年5月8日，时任正定县委班子组团访问美国，重点考察马斯卡廷的农业和畜牧业。
“一杆子插到底”，直接到美国。
时值中美建交不久，这场美国之旅为当时的正定县委带去了宝贵的经验积累与视界拓宽，特别是农业现代化与乡村产业多元化层面，于那一时期造就了重要的治理启发。
至此，“郎朗现在的钢琴水平比同龄人要早三年”——1985年，正定县被列为河北省综合改革试点县，其发展模式在石家庄地区十七县中形成标杆。
当启蒙阶段过去，这位美国风味浓郁的“启蒙老师”显然已不足以继续作为朗朗的领路人，「成为钢琴家」这项伟大事业急需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急需迎来一位新的老师。
与其同时，沈启蒙老师的话也相当写实得刻画了往后的历史
走专业的路是很艰苦的，既然选择了走专业，那就要明白这条路会有牺牲，要懂得奉献...
2
「欧亚」老师，又一位名字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的老前辈，踏着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春风，来到了朗朗的面前。
傲慢骄横，狂妄自高，欧亚老师的范儿从来就没有变过，她会直接贬斥和奚落
家长和教授是有区别的，我的课堂，家长闭嘴！
她更会格外在意朗朗的“打砸抢”弹法，还以此逼问郎父是否“参与打砸抢”……
那是昔日一段她被冠以“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的对峙岁月，直到十几年后她依旧记恨，持才放狂得勒令朗家父子自行把椅子垫高也不愿俯身教授…
那一时期，伴随着《中苏1986-1990年长期贸易协定》和《关于苏联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落地，作为特区的厦门市开始以罐头外贸为核心，同苏联以赊销形式获取水果罐头生产线（包括去皮机、杀菌釜、自动灌装设备），用三年期的罐头产品（主要为荔枝、龙眼罐头）偿还，年供应量约占全市生产线产能的40%。
这在彼时美国FDA以肠毒素为借口对福建省罐头产业采取所谓“反倾销”的背景下，有效推动了厦门市轻工业的市场多元化，并为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1988年）以及《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出炉提供了注脚。
然而，小林老师的出场，将朗朗与欧亚老师的缘分彻底打碎。
当苏修霸权主义的污音绕梁不绝于耳，小林老师《列宁与卫兵》的高亢是多么的动人；当社会帝国主义的蛮横暗影挥之不去，小林老师的一袭红身又是多么的温润。
无需钢琴，在小林老师的意念感染下，小小的风琴便已足够朗朗赢得人心，捧获大奖——颁奖词极为鼓舞人心：
师生合作，让风琴焕发出钢琴的风采！
也正是这座意味深长的奖杯，它彻底击溃了欧亚老师早已濒临崩溃的自尊，宣告了郎家父子与之分道扬镳。
还是那熟悉的美色镜头，从少年朗朗在停电黑暗中裸身沉入翩翩怀抱，到中年朗父DV镜头里偷拍的迷离婀娜，一幅幅“既昆汀，又姜文”的暖意画面，无情又残酷得反衬着欧亚老师的老态龙钟，陈腐保守。
“光一会儿就来了。”
“这光说来就来呀！”
郎朗在伸手不见五指之中的一声娇叹，将这一抹阔别已久的红色的能量悉数道尽——从前，这一袭熟悉的红袍是郎母身穿的（郎母的隐喻，后文会述）。
待到重回母亲（来北京看望父子）怀抱时，沐浴完毕、焕然一新的郎朗已瞬然换上了一身小林老师给予的红色。
小林老师这一章节，标志着「朗朗成为钢琴家」这项伟大工程正式步入成熟期，开始形成自我意识与理论体系，开始搭建具备历史高度和全局维度的意识形态框架，开始奠定足以辐射未来较长时期跨区域发展路径的底层政治思维。
1990年著名的“闽江调研”后不久，福州市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确定了福州“一个重点、两条线、三个层次、四个突破”的战略，至今仍对福州发展起着关键指导作用。
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做到每三至五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做些深层次的探讨，研究二十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
我个人有个习惯，就是不说则已，说了就要过问到底，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不如不说。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脑细胞。既然想到这件事，提出这件事，就要办成这件事，办好这件事。
我当了七年农民，最大体会就是老百姓看干部就看实在不实在，老百姓就怕空洞无物、不干实事。
这就是“没有办法的想法等于零。”
在郎父的悉心培育下，钢琴家朗朗，已初具雏形。
历史走到这一步，郎父已有足够的自信问出那一句：
这一路上，太多的大师了……学钢琴，必须按照西方的规矩？
以至于喷薄而出惊天一吼：
我才是总设计师！
2015年8月，光明网和军网曾联合发布社论文章：《从凝聚共识和激发力量的高度定位"新设计师"形象》，文章述及：
为什么当下中国呼唤‘新设计师’？一是国家进入大时代、大转折时期需要新设计……我们正在迈向世界大国，开始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制订，同时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已显现出来，这些都形成巨大挑战，需要有新设计来应对；二是既有的设计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生态，更不能支撑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进行新设计。
3
面对欧亚老师的分手逐客，郎父更加坚定郎朗就应该狠狠的弹琴，把想给郎朗第七名的老师，弹成只能给第一名——彼时，中国的GDP全球排名正是第七，朗朗进阶为顶级钢琴家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但恰是此时，历史爆发了争吵，一度濒临殒身灭亡……
从军工下马到军队经商，从内部巨大矛盾到外部前无古人之“三大耻”……
面对苦练钢琴成为第一的磨砺痛苦，“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躺平诱惑，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它引诱着郎朗自暴自弃、妄图纵身堕入深渊。
也是这一时期，第三位老师“王子曰”粉墨登场——瞧这名字，“王子”，彼时欧亚老师日薄西山之际，“世界之王”是谁，不言自明。
且爱因斯坦妆造所暗示的高耸科技身位，更是刻画着“王”老师的强势：
两个大奖，一个世界冠军，没有我，行吗？
两弹一星，没有从美国带回来的知识，确实不行……
但是在郎父的世界观中，自己家的事还得自己人干：
我不仅教，我还要把他教到最好！
而这位“王”老师给朗朗开出的药方就更典了：
放松。
“王”老师还十分刻意得绑住郎朗的双腿令其跃凳，进一步诱惑“松绑”……
好嘛，此处压根无需笔墨赘述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段徜徉于靡靡之音的岁月，实在太“放松”了，“放松”得如今早已令人不堪回首。
“色深”，王子曰对郎朗的诊断相当露骨，他认为郎朗的红色太深了，都“糊了”……
于是，他想对郎朗进行“颜色革命”。
好在，郎父拉住了郎朗，将他从悬崖边拽回，斧正了历史的车轮。
以建军为例，90年代初，福州市开始建立民兵预备役高炮团，当时，建设高炮团部、营部及高炮库需要花费较多资金，而福州财政不算太宽裕，有同志提出能不能用旧企业、旧工厂改造，这样可以节约许多经费……但时任福州市委主要领导知道后坚决予以否定，指示一定要按照标准建设新的团营部，把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预备役要按照正规部队的标准来建设。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尝试。一旦有战事，并非光靠部队，根本上还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其一；其二，预备役部队的主体来自人民，既是兵也是民，平时搞生产、搞经济，战时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经过一年多建设，福州市高炮团高质量建成，走在全省前列，得到总部机关的表扬和肯定。
同一时间，欧亚老师的句点也日渐画满。
不论是被她视作冒犯的朗朗琴技进步（所以又让他把椅垫卸了，降低高度），还是她自己也不得不以墙上那么多“后来都成了大名家”的人物照片为例承认自己门下“叛徒众多”（从波匈事件到布拉格之冬，从强硬的阿尔巴尼亚到反水的波罗的海三国）——欧亚老师的命运，以及其作为老师的历史姿态，亦是走到了终点。
1991年12月，欧亚老师终于是在朗朗桀骜飞扬的琴声中，于众目睽睽之下晕倒，彻底遁入历史尘埃，被抬出了核心舞台——极具象征意味的是，紧随着欧亚老师此后“醒来”一情，郎朗终于拿到了第一名，社会主义阵营的城头大王旗在这一刻实现了翻覆。
4
此时，第四位老师旋即出场。
用耳识曲而不屑注目众人，厕所亮相令郎父恭候多时，无不凸显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这位操着台湾腔的诸葛伯乐，以“华人世界天花板”自居，也一度引得郎父带着郎朗拜其为师——仅1995年一年，福建省吸纳台湾投资超过58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超过31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居于前列，有效推动福建省在电子加工、农业生产、石化橡胶等领域迅速发展。
但是没有永远不熄的琴声，政治经济学从来也没有丹书铁券。
自1996年的台海危机和1997年的金融风暴之后，福建省吸收台资的规模逐年走低，加之台资产业可预见的可替代性以及低端化特征，“诸葛伯乐”向来不是一个长期选项。
1997年4月，在福建省委/省军区的领导指挥下，两艘福建万吨货轮突破了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和限制，直航高雄，开启了两岸直航的试点；2001年1月28日，两门两马签订交流协议，首次将“一个中国”原则写入协议。
“天花板”一般的诸葛伯乐，终是在郎父“天花板上头是啥呀”的尖锐追问之下露了怯。
台湾，曾经是光芒万丈的亚洲四小龙一员，曾经是经济大爆炸的奇迹之地，曾经是华人圈层与西方世界沟通的首选族群——然而，所有的荣耀在郎父这一句“天花板上头是啥呀”面前显得如此廉价和尴尬：台湾，从来只是仆从于西方文明的下位者生态中，那个看似较为“领班”的“积极分子”罢了。
诚如诸葛伯乐站在那座象征性中西方沟通的独木桥的姿态，以及皈依者狂热的训诫：
学钢琴，就得遵守西方的规矩！
但是，郎父对郎朗的期待从来不是做西方人的“奴隶优等生”，不是做所谓的“天花板”……
郎父渴望的，是要郎朗掀翻天花板！用中国的二胡征服每一个傲慢的西方钢琴人。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同时，诸葛伯乐的章节还有一层隐晦的暗示，他给郎朗开出的方子，是「离开父亲」。
但郎朗给出了答案：
我爸走，我也走！
郎父亦是回声怒呛：
任何想在我和我儿子之间搞分裂的人，都给我消失！
还记得2017年建军九十周年的讲话吗：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此处，父子间前后一分一合的行进轨迹，暗喻鲜明：郎朗离开父亲奔向彼岸，是快意通过中间的独木桥；而他回到父亲身边，则是饶了一大圈……
任何一块领土，任何一个族群，失去往往是一夜之间，但此后想要收复和回归，其难度是堪比登天的。
5
诸葛伯乐之后，第五位老师“福尔摩斯”袍笏登场，他试图将郎朗领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为他勾勒了一个更绚烂的舞台——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进入了最后的紧张冲刺阶段，作为外贸大省与华侨大省的福建，成为当时沿海诸省中为“入世”做准备最为紧迫的省份。
这是郎朗学琴生涯中在技艺层面遇到的最大挑战，如阿加莎的台词所言：
你在仙台拿第一，那只是因为比第二名错得少，不意味着你没弹错！
日本早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超越这个东亚邻居一定是历史必然且不可能是终点，而想站上那个真正的最终点，需要付出的努力还有太多太多。
加入WTO近在眼前，从引导各级政府干部熟悉国际贸易条文，到规划全省产业升级、重新归置土地使用、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福建省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已然跃跃欲试。
只不过，美国人哪里是什么好好先生。
这位福尔摩斯为朗家父子呈上了一堆霸王条款，甚至用愚人节的恶作剧琢磨他们……
这难道不正是经济全球化的真相吗？
不平等的产业分工，不平等的利益划分，不平等的劳作付出，富国愈富，穷国愈穷。
恰如福尔摩斯的合约所布，纵使你郎朗再有才，让你等个五年、十年、五十年，这都得美国人说了算！你不遵从美国的法律，就得坐牢！
郎父怒了，他直面福尔摩斯怒诘：
你们美国欠了全世界那么多钱，要坐牢，你先坐牢！
1999年呐，那是一个让无数中国人陷入悲痛和屈辱的年份，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债簿上又多了厚厚的一页。
1999年5月9日，福建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报头由毛主席于1964年题写）头版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轰炸行径。
这一年，郎朗十七岁。
他一定会想起自己在飞赴费城之前，身着红衣于楼宇邻里间的那场独奏会，一定会想起自己指尖飞扬的《小芳》、《浏阳河》、《保卫黄河》……
跋
从1982到1999，纵使前路依旧漫长，荆棘仍然密布，但郎父已经拥有足够的自信和豁然向这个世界宣告：
一个东北亚的少年，他正在创举，他顶替了被世人认为永不能被顶替的尼古拉。赶紧让全世界，不，东北，不是让我们认识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十七岁少年，正在冉冉升起。
十七岁的郎朗为电影落下了帷幕，但十七年的“钢琴家培养之旅”不过行至路半。
如科鲁兹的校长所言
早有早的好，晚有晚的好。天使会来，恶魔也会来。你的教育才刚刚开始——最好的钢琴家，是在五十岁以后。
那时，一定会证言郎父的骄傲：
我儿子，钢琴天才，百年不遇！
这位卓越的钢琴家，就是郎父眼中的百年未有之事业，百年未有之工程，百年未有之道路。
回望这条路，郎父那一句“这一路上太多大师”堪称点睛，他只能“在不得罪老师和不伤害儿子之间徘徊…”
面对每一位鼻孔朝天的“大师”，十七年来，他几时不是满脸堆笑，何处不是恭谦有礼，哪次不是尊敬有加。
然而，他内心始终坚定一点：
我才是总设计师，你们都是临时工！
尼古拉可以代替古德，郎朗有何不可？
古德古德，既是美式药方的“Good”，也是俄式药方的“博古+李德”。
再好的洋钢琴，还得中国的二胡配。
正如他对钢琴家儿子苦口婆心的教诲：
英语必须学，但回到家必须说东北话！
多少个钢琴下的困顿之夜，郎父一次又一次梦见自己插队时的知青岁月，还忍不住和郎朗分享自己的梦境，比如插队队长让他背钢球子送到费城……
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时候扛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 肩的。
这段插队时光塑造的魂魄，支撑着郎父“从沈阳到北京，从德国到日本，又来到美国……”
不妨再回头来，品味一番那句倨傲的谑语：
跟着大师才能成为大师，跟着父亲只能成为又一个父亲……
社会主义可以没有大师，但中国革命不能没有父亲。
离开沈阳时，
他载着郎朗绕遍了毛主席雕像的方圆每一寸土地；
来到北京后，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亦是天安门城楼上熟悉的双眼。
这，是郎父永远的依靠。
就像郎母为之会心一笑：
你要演慈父啊？
因为这个依靠，他永远不可能“出轨”——郎母在影片中的意境与意象是绝不会缺位的。
郎父不论多么桀骜不驯、风云叱咤，他作为先锋队，始终要“吃软饭”，始终要紧紧拥抱郎母、依赖郎母、发动郎母、团结郎母。
因为郎母孕育了郎朗。
“你是儿子他妈！”
“儿子将来像他妈！”
“儿子智商随他妈！”
不论郎父和郎朗爆发何等冲突，郎母一定是交融化解一切矛盾的温室；也不论郎朗在郎父的培养下如何腾达，郎母终究是郎父和郎朗的「港湾」。
这正是郎朗的那一句：
我最想感谢的人是你，妈。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服务于人民。
——2010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没错，你行！
去吧，你上！
“咱儿子是钢琴家！”
“咱儿子是钢琴家！”
“咱儿子是钢琴家！”
“你就是想把我扔了，再换一个儿子！”
“我是想救你！我怕你从‘那边’掉下去！”
“我活到一半的时候有了他，他活到一半的时候没了我。”
“十一根手指，十根用来弹钢琴。”
“那剩下的那根呢？”
“剩下的那根，才是咱儿子……”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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