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仪：由“特殊党费”想到的故事
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为更加有力地支援汶川地震灾区，非灾区各级组织部门在全国组织系统和广大党员中，开展了自愿交纳“特殊党费”活动。截止当天（5月26日）中午12时，全国共收到“特殊党费”17.73亿元。
这十几个亿的“特殊党费”，是广大共产党员继前一段参加民政部门捐款之后献出的新爱心，凝结着党员对灾区人民的一份情意。个人在参加这一活动的同时，想到了有关党费的几个故事，其中有的是在媒体上见到的，也有的是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整理出来，发在这里。
周恩来与邓颖超交党费
第一个故事可能是大家熟知的，从中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品格。我想在这里再重说一遍。
据一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介绍，70年代以前，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月薪，分别为404.8元和342.7元，加在一起是747.5元。他俩在生活中，除每月交纳应交的党费之外，如能有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再交党费。这位工作同志在总理身边工作期间，周总理和邓大姐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他俩全部积蓄为5709.8元。这以后，邓颖超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邓大姐收入随工资调整逐渐增加，1992年7月逝世前最高达到706.5元。邓大姐去世后，工作人员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92岁女红军临终前交党费
第二个故事见之于网络。说的是92岁的老红军邬家珍老妈妈，临终前托女儿代交党费并嘱咐不要给政府找麻烦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一位老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的高风亮节。
2007年3月8日妇女节那天，搜狐网新闻中心发出一篇报道：曾经翻雪山过草地，参加过长征的92岁女红军战士邬家珍，于3月7日凌晨在延安辞世。此前的3月2日，当记者去探望病重的老人时，她仍不忘嘱托女儿“替我把今年的党费交了”，并拿出1000元钱让女儿和记者帮她留意：“如果有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一定代表我把这些钱捐了”。
1915年出生的邬家珍，16岁时在原籍四川旺苍县（现属广元市）参加革命，1935年参加长征，1937年6月到陕北后，在延安工作和生活70年。她的66岁的长女告诉记者：“我妈非常疼爱最小的孙子，尽管她也希望在陶瓷厂当工人已下岗的小孙子工作和生活都能有所改观，但她还是不愿给政府添任何麻烦。各级领导多次询问她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从来没要求过什么。临终时还嘱咐我们，不要给政府添任何麻烦。”
郭绍虞教授的党费
这第三个故事是本人亲身经历的。
郭绍虞（1893--1986年），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过系主任。1971年他已经78岁了，虽然不再教课,但有时党员组织活动还来参加。有一次他的一份发言稿，是用毛笔写的，我们都拿过来欣赏书法。听我们说他和毛主席同龄，他高兴地笑起来。
刚到复旦中文系做学员时，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党支部委员。一次收党费，记得总共是140多元。因为当时不少教师月工资只有六七十元，每人每月交党费还不到5角钱,所以几十个党员党费总数没有多少。在我收的差点不到150元的党费中，就有郭绍虞教授个人交的100元。当时我感到新奇，问过其他老师得知，郭教授那时月工资为300多元，他说过，孩子们都大了，有收入，他自己的工资用不完，就多向组织交点党费。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每月交100元党费。郭教授的这一行为让我顿生敬意。
此后的年月里，在个人看过的有关复旦大学情况的书籍如《复旦逸事》、《老复旦的故事》与其它相关文章中，也有介绍郭教授的,都没见有人提过此事，今天在这里把它讲出来，也算是对已故的郭教授的一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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