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虑重重”是中国外交的常态吗？

中国药科大学 张志坤

　　《环球时报》5月16日刊发了一篇题为《“顾虑重重”是大国外交常态》的文章，仔细拜读下来，笔者以为，这篇文章的标题可能错了两个字，准确的写法应该是，“顾虑重重”是中国外交的常态。

　　显然，这是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文章，所针对的就是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表现，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外交太软，尤其是对比中俄各自在南海争端与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之后，因为反差太过强烈，所以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以致到了需要“专家”出面加以说明的程度。

　　这当然也是一篇逻辑上严谨的文章，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大国的外交都顾虑重重，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所以中国的外交必须顾虑重重。于是，中国外交顾虑重重就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合理的了。

　　但问题是，“顾虑重重”果真就应该是大国外交的常态吗?这样的说法实在值得商榷。

　　好像美国的外交并不顾虑重重，或者很少顾虑重重，更谈不上成为常态。即使面对俄罗斯这样强大的对手，美国也照样制裁，照样敢于施加军事战略压力，态度明确、立场坚定、举措到位;面对中国也是这样，美国没有因为与中国有“夫妻关系”就在钓鱼岛问题上顾虑重重，而是明确宣布钓鱼岛在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内，美国将协助日本保卫钓鱼岛。如果美国的外交一贯顾虑重重，很难想象美国当年会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个顾虑重重的大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战争频率。

　　好像俄罗斯的外交也不顾虑重重，俄国人的行事风格一直都大刀阔斧、简单干脆，即使面对整个西方，俄罗斯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没有什么犹豫顾虑的，更谈不上“重重”了。如果俄罗斯的外交一贯顾虑重重，很难想象出兵车臣，打击格鲁吉亚，吞并克里米亚，说俄罗斯外交顾虑重重，恐怕就像是说太阳从西方升起一样荒唐。

　　好像过去中国的外交也并不顾虑重重。像笔者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过去中国一手打倒美帝，一手打倒苏修，从1949年直到1979年，三十年间，投入的大小战争不小五、六场，平均五、六就打上一仗，这还不算像炮击金门这样的国内军事冲突。这是顾虑重重的大国外交吗?

　　当然，大国外交具有高度理性的特点，必须考虑周详、谋定而后动，不能意气用事。但考虑周详、沉着冷静与顾虑重重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汉语语境中，顾虑重重是什么意思，大概一个初中学生完全能解释清楚。所谓顾虑重重，形容起来就是瞻前顾后、左右徘徊、犹豫不决、难以取舍，说白了，就是胆小怕事的代名词。

　　这样的外交能成为大国的外交常态吗?如果一个国家，不管是大国小国，其外交总是这般摸样，这个国家的外交将让人情何以堪呢?

　　说句实在话，眼下中国南海确实被一些势力搅得危机重重，但也掀不起多么了不起的风浪，中国并不急于出手，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与“顾虑重重”毫不沾边;中国的外交被一些国人指责为缺钙，也并不能仅仅归咎于“顾虑重重”。一些“专家”、“学者”忙不迭地出来帮助解围打圆场，其实就是拍马屁，而且还拍的挺着急。但是，这样急不可耐的拍上去，难道就不怕不小心拍马屁拍到马脚上吗?如果人家反过来责问一句说：我什么时候顾虑重重了，你该怎么办啊?

　　附：“顾虑重重”是大国外交常态

　　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坊间开始给中国外交赋予越来越多的使命。在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日益升温，一些国家甚至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明确表态，出钱、出人、出规则，只要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极尽指责批评之能事。在国内也是如此，一些学者和民众开始按捺不住，动不动就要求中国外交“显示肌肉”，为国际社会“立规矩”，甚至要在亚洲地区霸一霸，与美国一决雌雄。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些都是不冷静和不理性的声音。

　　的确，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上升，要求中国外交要进行创新，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不回避责任，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改革，不断适应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身份定位。然而，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外交改革绝非朝夕之功，需要冷静处理，从长计议。一方面，外交工作攸关国际国内大局，是一个无风三尺浪的地方，一丝一毫的变化都会引发一连串难以预测的反应，搞不好反而自乱阵脚。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出奇不意和朝令夕改，会引发各方对中国的恐惧，甚至造成外交和战略全局上的被动。

　　大国要有坚不可摧的战略定力，要逐步让国际社会适应一个可预期的“强外交”，要比令人一头雾水的“奇外交”有利得多。环顾世界，大国和强国都普遍强调战略稳健和政策连续，一旦要进行战略和政策调整，也是首先在政策界和学术界不断吹风，大造舆论，尽可能减少内外的误判。中国越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外交上越要强调沉着冷静，力避鲁莽乱为，四面出击。

　　当年，毛泽东曾经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观点，来表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制定对外战略时面临的困难。其实，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规模的不断壮大，中国也开始越来越感受到“大有大的难处”之真谛。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看上去人口多，经济规模大，令中小国家有一种战略压力，但实际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中小国家复杂得多，在外交上需要顾忌的事情也要比中小国家要多得多。中国要在某一外交事务上算清楚利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今时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平民百姓，在同一外交问题上，形形色色的观点纷纭错落，谁也不敢拍胸脯说自己就掌握了真理，这就是大国决策之难。

　　正因为面临“大国之难”问题，使得中国外交实力并没有想象那么大。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外交看上去有些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无论在钓鱼岛争端和南中国海争端这样的领土主权问题上，还是在MH370失联和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上，中国外交都不允许像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快刀斩乱麻。事实上，这种顾虑重重的心理也许是大国外交的常态。在外交事务上稳字当头，沉着冷静地理性决策，对捍卫新时期的大国利益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有必要给那些希望中国外交一夜间革故鼎新的学者和舆论泼一泼冷水，告诉他们不要对中国外交抱有超越发展阶段的期望，即使中国外交要改革，也要循序渐进。同时，也要给那些“捧杀中国”国际舆论降降温，中国无意在国际上称王称霸，更无意与一些大国争夺世界领导权，中国外交只能从中国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出发，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不断增强外交能力，推动国际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然，从长远来看，中国外交的确要高度重视能力建设问题，通过人才培养、管控争端、危机防范等途径，稳步提升中国外交能力。在实践中，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断增强驾驭复杂国际局势的外交能力。(作者赵可金：是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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