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清朝对蒙古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落后的自然经济，任由军阀、商人盘剥，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1960年夏天，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黄家骙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在那年高考之前，他本打算当一个粤剧演员，但最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名北大的蒙古语专业学生，结果“一辈子就为(蒙古的)这200多万人服务”了。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有无数叱咤风云的身影，从建国初期的周恩来、陈毅，到现今活跃于媒体前的吴建民、李肇星。但黄家骙只是在北部边境一个“被遗忘的国度”里，默默工作了20年，从基层科员做起，带着蒙古总统授予的“北极星勋章”退休的驻蒙大使。
按照黄家骙的说法，他经历了中蒙关系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也得以迎来当下最“黄金”的时期。2009年2月底，黄家骙回忆录《五进蒙古》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了首发式。这本记载大量亲历和秘闻的书，为那个神秘国度揭开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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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曾经的“阶级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鹏正打算访蒙，有些极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达赖
达赖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达赖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
“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
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1943年，黄家骙出生在广东佛山。1960年秋天，黄家骙跨进了北京大学的门槛，因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生源紧缺，被调剂去了蒙古语专业。5年东语系学习后，22岁的黄家骙进入外交部。
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192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发表署名文章，赞成外蒙古独立。1945年《解放日报》时评，对外蒙古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还表示过祝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这种“冷而不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前苏联开始政治改革。受大环境影响，中蒙关系也跟着“回暖”。集会场所，蒙方也不再指名反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机。不久，1987年中，彼时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中蒙关系走向正常化。
不过，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活动，原本希望更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只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都不谈”。
曾经的“阶级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黄家骙担任翻译，陪同钱出访。钱其琛的外交行程当年安排得很满，不论时间还是惯例，当年本来无法立即回访蒙古，但由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开始制裁和孤立中国，外交行程一下子就空下来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连锁发生的。1989年年底，蒙古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经过再三考虑，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前东德执政党总书记昂纳克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采取了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蒙古民主化进程在前，前苏联解体在后，蒙古剧变对前苏联“垮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蒙，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鹏正打算访蒙，有些极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驻蒙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就在李鹏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
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达赖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
陈水扁过去当台北市长时，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是老熟人，他当上台湾“总统”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一开始，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
附文：蒙古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国家”?
蒙古一系列寻求“第三邻国”的举动也的确表现出蒙古正在大力加强与西方的合作。但蒙古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这个强大邻国的帮助，中国也需要一个平稳和平的发展环境。对于希拉里的高调称赞，我们完全可以报以一笑了之的态度，但中国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只用经济手段一张牌。
10日，希拉里结束了对蒙古的访问，临行前高调宣称蒙古国是“亚洲民主典范”，“与某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外交政策》这样评价希拉里在蒙古的讲话：“一次一点都不微妙的挖苦”。
在外交舞台上，蒙古这个国家似乎没什么“存在感”。尽管毗邻中国，中国百姓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却远远不及隔着太平洋的美国和欧洲各国。此次希拉里访问蒙古，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不够民主，又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这个被中国和俄罗斯包围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那么，这个“亚洲民主典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国家?
人民党与民主党之争
按西方标准，蒙古基本上是一个议会制国家，目前最大的政党是蒙古民主党(DP)和蒙古人民党(MPP)。自从90年代初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以来，尽管困难重重，但蒙古大致是一个运转正常的国家，定期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只有一次选举因暴力事件受到影响。2008年7月1日，数千名抗议者在乌兰巴托进行过激的示威游行，抗议议会选举结果，他们认为这次选举是被操纵的。示威活动最终演变成严重暴力事件，造成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暴力事件的矛盾根源在于国家应该如何开发矿产资源。当时的执政党是人民党(时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其前身是蒙古共产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民主社会和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政府应当是矿业的大股东;第二大党民主党则是亲西方的政党，他们主张，应当由私有企业成为矿业的最大股东。看起来，这是坚持公有制还是推行私有化的问题，实际上，俄罗斯与美国的暗中较量也紧密地渗透其中。直到现在，蒙古民众对政府管理蒙古矿产资源的行为仍然抱有相当大的不满和质疑。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将蒙古丰富的土地和资源卖给了外国人，赚足了钱，富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而他们却得不到一点儿好处。
蒙古的寒冬，严寒中20只羊被冻死了
在蒙古的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曾在国外留学。例如现任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市军事政治学院，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戴维·皮林在《蒙古为什么富不起来》一文中提到：要在76个席位的蒙古议会获得一席之地要耗费200万美元，而议员的月薪为800美元，而这更是给了他们当选议员后腐败的理由。随着外资涌入，蒙古政府官员腐败已经抬头。可见，作为“亚洲民主典范”的蒙古，也像西方一样不能摆脱金钱对政治的控制。
民主并没有为蒙古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在蒙古，有许多人从草原上迁徙到城市中，大量游牧民涌入城市，却不适应城市生活，居住在贫民窟中。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政治离他们距离很远，他们对选举的参与度也不大。2012年蒙古大选刚刚落幕，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形成了蒙古民主党、蒙古人民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得票率分别为32.24%、28.38% 、20.51%。这微弱的差距暴露了蒙古政治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党能真正得到民众的支持与信服。各个政党仅仅关心经济利益，却很少考虑民生与民众的生活。根据当地SantMaral基金会今年6月17日的调查，大约60%的蒙古人认为政府政策“由富人支持”或“缺乏对社会的整体关怀”。
官方宣传：经济正在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背后：贫富差距大 怀念社会主义制度
蒙古国经济以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1991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十几年来，蒙古经济的各个领域(铁路、电力、航空除外)基本上都实现了私有化和半私有化，特别是土地实现了私有化。1997年7月，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目标是使私营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蒙古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年位居世界前列，但仍被世界银行归为中低收入国家。去年，蒙古国财政部副部长表示，蒙古国的人均GDP将在今年达到5，000美元。
目前，蒙古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本国蓬勃发展的煤矿产业。它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焦煤矿储备。蒙古是对中国最大的煤矿出口国。畜牧业是蒙传统的经济部门，也是蒙国民经济的基础，素有“畜牧业王国”之称。蒙古拥有可开发几十年的煤炭、铜、黄金、稀土和铀。
蒙古资源如此丰富，蕴藏着无穷的开发潜力，也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路矿商、银行家们相信，蒙古将会是下一个黄金国。然而，在蒙古经济日趋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贫富差距的加大。蒙古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增多。有钱人不但在乌兰巴托有多处房产，有些还在国外购买了高档住宅。而一些穷人则住在乌兰巴托四周山坡上的蒙古包里，有的甚至露宿街头。
2011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大量牲畜死亡以及其他因素，蒙古的很多游牧民纷纷告别他们熟悉的大草原，来到首都乌兰巴托谋生，其中绝大部分人栖身于贫民窟。贫民窟没有自来水，卫生条件极差，生活非常贫困，酗酒者比比皆是，犯罪率也居高不下。大量游牧民涌入贫民窟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导致首都乌兰巴托陷入混乱之中。
蒙古，醉汉身后是乌兰巴托的贫民窟
眼下的状况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蒙古形成了巨大反差。当时，蒙古在财政上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该国每年投资的70%、国家预算的30%以及外贸中的全部逆差，均由苏联来承担和弥补。苏联每年还向蒙古提供4亿—6亿卢布的贷款。那个时候，蒙古孩子从出生直到上大学的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来负担。这也使得一些蒙古人相当怀念当年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后，很多在苏联时期建造的工厂纷纷倒闭，数千人离开乌兰巴托，回到草原，重新过上牧民生活。但他们已经忘记了有关游牧民的一切，不知道如何喂养牲畜，如何度过可怕的严冬。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也无法适应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
中国、俄罗斯与“第三邻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蒙古却只有两个近邻——中国和俄罗斯。但是，自前苏联解体之后，当时可谓孤立无援的蒙古国，在1994年制定了《对外政策构想》，形成“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和“多支点”的对外战略。其要点是，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是首要方针，为此要与中俄“均衡交往”，开展广泛合作。
在2009年和2010年，蒙古对上述政策分别做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修改和补充，一个是在政府例行会议上讨论制定了“外交经济化纲领”，另一个是把“第三邻国”外交政策以法律形式加以强化，两者均强调蒙古将利用资源开发等优势发展项目作为经济手段，来建立新的对外互利合作关系，尤其强调发展与“第三邻国”间的关系。
蒙古近几年活跃的对外交往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包括其对美、日、德、韩、加、澳、印度等“第三邻国”的积极外交;另一方面也包括其重视发展多边外交关系，如联合国、欧盟、北约、欧安组织、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蒙古“第三邻国”外交的实质是视“第三邻国”为国家安全支柱，即作为一个小国，蒙古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保障国家安全，而非军事等其它手段。
2012年3月，北约与蒙古国正式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2012年5月20日，北约峰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蒙古国首次以北约“全球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和平伙伴关系国地位”参加会议。在去年11月份，蒙古还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希望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为欧安组织的发展作出贡献。由此来看，蒙古正在成为世界重要安全组织在亚洲的新合作伙伴。
蒙古的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使得不少国家都想在蒙古外交上掺一脚。《蒙古看中国的心态》这篇文章就指出：在对蒙古的外交政策上，俄罗斯打的是“经济和资源牌”，为了取得对蒙古的绝对控制力和影响力，俄加大了对蒙古经济命脉的掌控，通过控制其经济来左右蒙古的政治和外交;美国打的是“自由和民主牌”，它通过建立共同的利益价值观，加大对蒙古的政治和军事渗透，将蒙古引入其主导的西方价值观阵营，向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美式的“民主样板”，美国还强化美蒙军事合作，以保护蒙古安全为借口，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日本打的是“环保和民生牌”，以经济援助为手段，打着改善、提高蒙古社会民生的口号，获取蒙古的民意基础，再以民意推动蒙古政府加强对日联系。
可见，在与蒙古的交往中，中国可谓障碍重重。基于中国与蒙古的特殊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蒙古一直在试图摆脱中国对其的影响，而一系列寻求“第三邻国”的举动也的确表现出蒙古正在大力加强与西方的合作。然而，在各项发展和建设上，蒙古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这个强大邻国的帮助，中国也需要一个平稳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国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力量，蒙古国生产的矿产品大部分输往中国。截至2011年，在蒙古国投资的中国企业达5639家，占全部在蒙投资企业数的49.4%;中国对蒙投资存量达到28.5亿美元，占蒙外资总额的48.8%，居首位。这些数字都表明，对于希拉里的高调称赞，我们完全可以报以一笑了之的态度。
近来在南海东海等地缘政治问题上，中国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干扰。在对蒙古的外交上，中国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只用经济手段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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