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前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带队出席，把一个百废待兴而又生机勃勃的新中国介绍给了这个世界。周总理在讲话中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成为“万隆精神”的核心，也是那个时代对中国领导人的世界愿景的最好注解。如今，六十年已然过去，在4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了今年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活动，并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发扬万隆精神，推动合作共赢”。
在这两个万隆会议期间，我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国经历过一系列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战争不久，国内不仅满目疮痍，而且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毛主席所谓“一穷二白”，诚如是也。国际上，美苏冷战方兴未艾，国际形势比较紧张，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我国周边也并不安宁。如今，经过六十年的建设，我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巨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工业总产值世界第一，并且还在保持中高速增长。在国际事务上，我国也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国际上，冷战早已结束，世界局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军备建设、外交努力和政治影响，周边安全形势也大为好转。
习近平主席在新万隆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继承发扬万隆精神。世易时移，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该如何继承发扬万隆精神呢?毕竟，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国在曾经的“穷兄弟”眼中，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中国以各种形式走出去，亚非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就成了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的目标。与经济实力一同增长的军事实力，让我国在各类维权行动中有了底气。我们的海军在亚丁湾显示存在，守护着这一重要国际海运通道，在必要时撤出陷于战火的国民。我们的海上执法力量在南海主动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种种举动，本身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正当举措，一方面与某些当事国家的利益在客观上相悖，另一方面也逃不出西方媒体不怀好意的渲染。比如，英国《经济学人》但凡谈到南海问题，中国就一定是以“破坏当地稳定和国际秩序的搅局者”的角色出现。这一切都让亚非的“穷兄弟”们怀疑，当年万隆会议上那个义正言辞斥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中国，那个在反对大国霸权干涉甚至奴役这一问题上一个战壕的战友，如今是否已经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一员?
所以习主席的讲话首先要强调历史和继承，“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这就是告诉亚非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领域扛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我国不会背叛先辈们“永不称霸”的承诺，并同时“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在说，我国在主观上不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而从客观上说，我国也不具备实施全球霸权的实力条件。为了维持全球霸权，当年的大英帝国和现在的美国都维持了一支全球存在的庞大武装力量，而为了争夺霸权，前苏联也不得不投入巨资，进行军备竞赛。这是目前我国国力负担不起的。况且霸权的争夺和更替从来都不是和平的。上个世纪的大国争霸，先是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又把全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中，代理人战争和双方亲自参与的局部战争也是此起彼伏。我国将来如果选择“霸道”，势必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甚至战争，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为了维持霸权并从中获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起了一套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分配上向西方倾斜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结算体系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秩序，并用国际法和规则固定下来。选择正面对抗，充当“国际法的破坏者”，的确不智。所以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让我国仍然必须和亚非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是站在一起的，而不是相反。习主席呼吁深化亚非国家合作，并且拓展南南合作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六十年前的万隆会议，周总理的发言获得各国称赞，但是由于我国硬实力上的确太过弱小，除了一些无私但是有限的对外援助外，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而这次情况就不同了。合作一词不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表述或者单纯的表明态度，而是有了具体内容，“开展产能合作”，“推动亚非国家工业化进程”等等。比如为了解决困扰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我国拿出了“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大礼包，高铁、核电等高科技产品成了开路先锋。这不但显示出了我国的诚意，还在实际上把“工业化”这样的大问题，分解在了早已有充分讨论、丰富内涵和详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的“一带一路”等建设计划中，让各国切实看到行路的方向和目标。同时，这样的合作对于我国自己的产业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毕竟，我国“走出去”已经渡过了单纯的商品、资本、人力输出的阶段，到了产业体系、标准体系等体系输出的阶段，到了产业生态系统本身扩张的阶段。在帮助亚非国家和“南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我国产业生态系统走出国门，在世界生根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真正成为大国的过程。
纵观世界历史，大国如英国、美国、苏联等之所以大，除了工业产能有多少，有多先进外，还在于能建立并维持一套囊括世界(至少本区域，比如前苏东国家)的产业体系。只是我们的体系输出和旧帝国的体系输出是有根本区别的。旧帝国，或靠炮舰，或靠资本，攻城略地，把第三世界变成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地、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商品倾销地和金融投机场所，再靠国际知识产权体系这样的法权体系把这一成果固定下来。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产业体系如同金字塔，“第三世界”永远被锁在塔的底部，劳而无功，碌而无为，无法摆脱各种“陷阱”和“诅咒”，从而跻身先进国家行列。君不见非洲被殖民三百年，还只是西方的“资源圈地”而已，离现代化十分遥远。而我国提出帮助他国工业化，不是在重复西方的老路，更不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下资本的新一轮扩张，而是在输出先进的现代工业文明，让落后地区能够真正得到发展。这也是先辈们对建立一个更加平等世界的承诺在今天的体现。由我国主导的“亚投行”，是为了促进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意义，还是对落后国家，特别是对落后国家普罗大众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障。我国的“一带一路”也不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金融扩张，更不是“输出过剩的落后的产能”，而是如清华大学汪晖教授所言，是要探索一条不同于旧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走出“历史终结”的阴影，追求多样性平等，建立一个“让不同区域成为相互依存、承认各自独特性、同时又互为中心的体系”。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除了经济上的发展外，还要建立一套配套的，为“第三世界”服务的法权秩序，让“第三世界”真正站起来。这就将是毛主席说的中华民族要对人类做出的“较大的贡献”。
如此一来，中国自身的发展，或者说“中国梦”，同世界共同的发展统一起来。正如同六十年前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对国家间平等互助理想的坚持、对霸权主义的反对和对弱小国家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支持，正是我国在国内革命中自由平等理想的反映。这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我们同国内国外的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而今天，面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国和其他的被压迫者同样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一起展望一个更加平等，每个国家都能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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