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工人接管工厂”运动

　　阿根廷的一场经济危机引发了“工人接管工厂”的浪潮，如今大约1.5万名工人掌管着约300多家工厂。工人们尝试着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工厂的民主管理方式，但是由于要服务于市场交换，他们不得不面临外部剥削、缺乏资金、社保和法律支持等重重困难。十多年的工厂接管和经营历史为后继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英国《卫报》今年“五一"报道了如今正在欧洲蔓延的“工人接管工厂”运动(参见新闻“欧洲多国工人接管倒闭工厂变成合作社”），但这并不是新世纪以来的第一波工人合作化运动。2001年，阿根廷的一场经济危机引发了“工厂复兴”浪潮，如今该国有大约1.5万名工人掌管着约300多家工厂。十多年的工厂接管和经营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全面的资料，也提供了值得深思的经验和教训。

　　“接管工厂运动”背景

　　阿根廷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长期处在军人政权和民选政权的交替执政之下，更迭频繁，经济危机不断。梅内姆(C.Menem)统治的十年是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十年。期间，梅内姆大力推进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社保私有化等改革。

　　20世纪90年代，梅内姆政府强制实行比索对美元1：1固定汇率。货币的大幅升值一方面使得国内工厂的国内外市场萎缩。同时贸易壁垒被拆除，弱小的阿根廷工业在国际大资本面前不堪一击。尽管政府实施了多个投资抢救计划，阿根廷工厂还是在一批批地走向倒闭，去工业化的步伐简直停不下来。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失业率提高得更快了，2001年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失业率一度达到19.6%。2001年，继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阿根廷再次陷入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经济衰退造成失业率大增构成了接管运动的基本背景。

　　“接管工厂运动”与合作社的兴起

　　阿根廷土地归私人所有。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推行期间，大量土地被外国人购买(占到其全国农牧业用地的8%左右)，同时土地集中化加剧，失地农民剧增。在这种形势下，工厂的倒闭基本意味着失业和贫穷，因为这些工人没法到农村谋生，在城里又基本不可能再找到工作。在普遍失业的大背景下，工会基本丧失作用。绝望的工人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通过自我管理捍卫自己的工作，要么加入失业大军。勇敢的工人们不愿意向现实屈服，越过陈旧无用的工会组织发展出了新的生存策略——“接管工厂运动”。

　　2001年阿根廷爆发大危机，直接刺激了接管运动的发展。2004年，阿根廷共有161个被工人接管的工厂，到2010年这个数目上升为205，目前为300多个。这种增长态势表明工人接管工厂并非2001年危机的独特产物。阿根廷法律承认这些被接管的工厂为工人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对原工厂的机器设备等财产拥有所有权，可以享受低税收，并且不必为原工厂遗留的债务负责。

　　2010年时，200多个工人合作社为大约9400个工人提供了就业。阿根廷的24个省中15个有被接管的工厂。这些行业和地区正是受到新自由政策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大多数合作社规模偏小，平均员工在30个左右。这些工人往往长期为原工厂效力，多数为男性，多拥有相当的专业技能。为接管工厂进行的斗争往往是漫长的，至少持续几个月。这种斗争的长期性使得高技能工人极易流失，留下来接管工厂的往往是没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再就业的人。

　　图为反映阿根廷接管工厂运动的加拿大纪录片《工人当家》(The Take)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q1cwB8EKzY/

　　工人合作社的运转

　　(一)告别“内部老板”：集体民主管理

　　接管工厂的直接起因是为保证就业，但一旦接管成功工人们的豪情壮志并不仅限于此。在恢复生产之外，他们尝试着探索一种迥异于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民主化生产逻辑和管理模式。据调查，只有8%的被接管工厂完全由行政委员会做出生产决策。多数工厂中行政委员会只是起到代表和处理日常事务的作用，而不是像传统工厂的那样是个权力机关。真正起作用的是工人大会。工人大会标志着直接民主的扩展，代表全体工人进行自我管理，即工人在没有资本家或老板的情况下，自己管理一个企业单位，扁平化地组织工作。换句话说，自我管理意味着工人们集体决定合作社的劳动过程、生产规范、剩余使用等等。工人大会的产生与接管工厂这种方式直接相关。在接管工厂的过程中，之前的层级管理和工会得到消解，接管工厂工人的地位都差不多，使得工人大会成为一个集体讨论和决议的合理形式。相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合作社的集体管理意味着其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化和管理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同时由于工人掌握了劳动过程，原来不合理的规定有了改变的可能性。

　　(二)迎来“外部老板”：合约加工厂

　　然而，胜利占领的喜悦和自我管理的幸福往往缺乏坚实持久的基础。这些合作社的起步往往是一穷二白：倒闭的工厂、养不起家的失业工人、老旧的设备、资金缺乏、国家介入缺乏、商业欺诈等等。尽管有合作社工人的不懈努力，但是多数合作社并未能按照最大可能产能进行生产。至于扩大生产，那更是缓慢而问题重重，甚至陷入一种停滞不前的境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包括工厂的机器设备状况不佳和资金缺乏等。很多行政管理人员在工厂被接管的过程中弃之而去，工人需要自己为产品找销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销路受限恶化了开工不足。

　　缺乏运营成本、小规模生产、销路受限等多种原因使得相当一部分合作社不得不沦为合约加工厂。它们承接外部公司发包的原材料等物资进行加工，得到的仅仅是微薄的工价。这个价格往往显著低于被接管工厂自己拥有生产时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的老板伪装成客户，拿走了企业的大部分剩余，其剥削比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剥削更具隐蔽性。结果，甚至和相应的私营公司比起来，这些被接管的工厂往往工资更低、工时更长。但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这些工作场所同时也更为人性化，共同战斗过的工人们之间洋溢着温暖的同志情谊。

　　(三)工人权益保护

　　被接管工厂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运行，即使工人感觉自己是劳动过程的所有人，但是他们并不能摆脱异化劳动的终极原因：产品生产服务于市场交换。这从根本上限定了工人合作社在工人权益保护方面的作为。虽然不得不面临市场的压力，但是工人合作社尽力避免其他形式的剥削。他们常常利用集体的工作时间、空间和组织来举行各种活动增进内部的团结。

　　虽然工人自我管理赋予了他们改变劳动过程的可能性，但是几乎没有工人合作社对劳动过程的组织或节奏等做出大的改变。显然，这些改变不仅需要工人的良好心愿，也需要资本的注入和将原有劳动过程推倒重来的能力。目前这些合作社基本仍在一个为资本主义积累而设计的技术框架内部进行生产。

　　在工人的社会保障权利方面，这些被接管的工厂更是问题重重。阿根廷没有适用于被接管工厂工人权益维护的法律。由于合作社工人往往工龄较长，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使得这个问题备受关注。

　　(四)合作社与当地社区

　　这些工人合作社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有文化和社会维度。工人合作社使得重新构建工作场所和当地社区的社会联系成为可能。很多合作社慷慨地为当地社区提供场地和设施供居民进行文化活动。还有合作社为所在社区的低收入群体开办学习班，和其他社会组织一起为社区组织捐赠等。

　　对外部的期待：理想与现实

　　对于以上种种问题，如果国家能发挥有效作用，那么这些工人合作社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期间，国家政策开始由之前的新自由主义向中左方向扭转，越来越多的资源开始投入社会保障，但这并不足够。国家层面资本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工人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举步维艰。

　　阿根廷国家政策深受公众舆论的影响，而这种舆论对工人合作社并不怎么友好。缺乏资金是合作社面临的主要瓶颈之一，没有信贷的帮助，合作社很难良好运转，除非以沉重牺牲为代价，而这种牺牲常常由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所承受。有些工人合作社收到了国家的一些资助，但就数额而言这类资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此外，阿根廷政府没有巩固工人自我管理的明确政策，这类政策的缺乏会对合作社的合法地位造成威胁。阿根廷政府也没有提供针对工人在实际情形中从事集体管理的培训项目。工人合作社对劳动过程的改进需要国家和科研机构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现在是缺位的。对于一些合作社产品而言，大学、教会等的机构性购买可以缓解其市场压力，这方面的潜力也有待开发[1]。

　　解放的道路曲折而漫长。这些勇敢智慧的阿根廷工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虽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仍是一句口号，但部分工人的联合正在生机勃勃地在世界各地生长着。他们，是希望之光。

　　[1] Andres Ruggeri，Workers’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Argentina, un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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