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低工资向来是争议性十足的政策议题,经常陷入正反双方各执一词的僵局。在欧洲国家方面,虽然多数都拥有制度性的最低工资,却由于绝对贫穷人数比例随着经济发展过程日益降低,以及集体协商取代了最低工资的重要性,早期最低工资仅止于纸上谈兵,并未在实务上获得重视。然而,近年来最低工资政策又重新排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策议程,开启一连串重访最低工资政策的复兴过程。英国曾经于1980年代保守党执政期间废除工业最低工资体系,而在1999年重新采用全国法定最低工资;爱尔兰也随后在来年跟进;同时,德国传统上最低工资是产业别集体协商来决定(无一般性拘束力),在经历长期论辩利弊得失之后,于今年实施全国最低工资;不仅如此,部分南、东欧国家亦于金融危机发生之际大幅度地调升最低工资水平,作为维持基层劳工购买力与总体经济需求的政策工具。因此,有论者乐观地认为最低工资的扩张发展,似乎是意味着对八零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逆转,但实际上在最低工资成长的背后交织着不同脉络因素互动的结果,反而可能是符合资本竞争逻辑与劳动市场去管制化下的产物。
欧洲整合下的资本与劳工流动
首先,欧洲最低工资的路径走向受到欧盟(EU)重整扩大纳入中东欧国家,强化彼此之间在资本与劳工流动的影响,包括大量低薪移民和社会倾销的风险,因而订有全国最低工资的国家譬如英国与爱尔兰,在2004年开放来自于中东欧的移民劳工,最低工资的角色开始受到重视,可以发挥保障本国劳工与外籍移民劳工劳动条件的作用。然而,对于缺少全国性法定最低工资的国家,例如瑞典或目前的德国以及芬兰、丹麦与挪威等北欧国家,传统集体协商体系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而遭逢困难。以德国为例,低薪劳工超过半数集中于较少团体协约涵盖的行业如饭店旅馆、餐厅或清洁等,本国与外国移民劳工之间就容易形成替代关系,以致于促使近来最低工资重获关注。
相对的,经济发展相较迟晚的中东欧国家,最低工资则反倒是作为防止本国劳工外移的政策手段,波兰医疗人员代表就曾经呼吁政府调高最低工资额度,避免国内医护人员外流到其他欧盟国家找寻薪资条件更佳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多中东欧国家不断调整最低工资的原因,是由于企业为规避社会保险成本,以最低级距的最低工资纳保,致使政府透过调整最低工资水平以趋近实际的工资。
劳动市场去管制与弹性化
从1980年代以降,随着经济整合趋势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与政策导向的驱使下,向来视为高度管制的欧洲劳动市场,被诊断为是阻碍经济成长的「欧洲僵化症」(Eurosclerosis),因而在许多政策制度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松绑,导致资本家更为容易操作多面向的弹性化措施,加上产业转型、服务业兴起对于劳动弹性化而言都是推波助澜的力量。因此,九零年代过后,欧洲劳动市场的图像出现大规模的转变,定期契约、劳动派遣或部分工时等非典型就业型态,成为众多求职者的就业选项。
一般而言,非典型就业与低薪、缺乏保障有极大的关连性。德国在2002年后推动一连串的「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强调劳动市场的自由化方向,造成低薪劳工大量成长,而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相类似的情况。从而,最低工资对于非典型就业者而言代表着重要的工资保障机制,尤其在欧盟将「弹性安全」(flexicurity)当作欧洲各国劳动市场改革的最高指导原则之际,最低工资逐渐取得不可忽略的地位。
工会集体议价力量的没落
资本流动、劳工移动以及非典型就业型态的出现,加上无论是移工或低薪劳工多数都集中在缺乏工会组织与集体协商的产业部门就业,形成现行工业关系体系的难题。换句话说,传统上工会皆将组织工作的重心放在以制造业男性工人为主的全时工作者,一旦资本家藉由运用非典型工人或外籍移工,劳动市场弹性化下即可削弱工会议价的力量;而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经验也可以看出,工会在产业转型后组织服务业劳工的进展并不顺利,进而迫使工会改变最低工资的立场。
例如德国的工会,最初是站在反对全国性最低工资的立场,因为可能因而拉低劳资协商的工资率,进而降低劳工加入工会的诱因;然而,近年来受到低薪的负面影响之故,工会开始转向支持法定最低工资,而原先也持反对立场的资本家,特别是来自饱受低薪与社会倾销影响的产业,转而支持政府订立最低工资。
薪资滑落与工作贫穷
最低工资行情看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多数欧洲的薪资普遍停滞甚至下滑的趋势,工作贫穷的现象也日渐严重。根据统计,欧盟27个会员国平均薪资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59.6%下滑至57.1%,薪资增升亦远不如经济成长幅度。此外,工作贫穷与低薪收入劳工的人数增加趋势,引起多数欧洲政府开始推行最低工资的兴趣,藉此作为解决低薪、贫穷,甚是改善所得分配或提升整体薪资水平的对策。
2000年之后,欧洲国家掀起一波最低工资的复兴运动,虽然各国有着多元的理由,不同的时空背景也会造成差异,但整体而言最低工资的扩张趋势与欧洲国家的经济整合有着紧密的连动关系,主要是避免流动过程所带来的副作用,又或者只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扮演救援投手的角色。再者,最低工资的发展其实是反映出过去劳动市场政策偏向自由化,并且对应着工会集体力量的衰落,劳资双方权力光谱的失衡,劳工地位节节败退的结果,被迫选择在「底线」进行攻防,这些现象正是我们在观察欧洲国家最低工资扩张趋势时不能遗漏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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