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读过马克思吗?
1890-1914年
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民主党成员
对马克思的接受情况
作者：Andrew G·Bonnell
译者：Niccolò
编者：铃木佳奈
原文：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History:
Volume 48, Number 1,2002,pp.4-15
「编者按」
1914年前SPD作为当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其普通成员是否会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呢?而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接受程度如何呢?刻板印象中，工人阶级被认为是疲于奔劳而罔顾理论的，但在邦内尔的这篇文章中，作者指明了，用专著的阅读数量情况来衡量工人阶级的理论接受情况是欠妥的：社民党在议会、在工人图书馆、在报刊、在酒馆，用各种各样的渠道使得德国工人广泛接受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至少是它的简化版本。
工人阶级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是怎样理解、学习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常常被忽视了，群众的认识似乎被人们当作了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虽然在布尔什维克传统中，革命家们已经在实际工作中牢牢把握住了这一点，但是时过境迁后，我们却难以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即使批判西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关于文化霸权的可疑论述，建立无产者力量的霸权形态、探索工人群体中的社会主义宣传仍是现实的工作。在二十世纪初，社民党关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普及宣传的杰出工作或许可以给我们启发。
如果我们将一战前的社民党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继承者做对比，那么我们不由得思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什么样的理论工作能够发挥作用?而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条件下，工人阶级又能够和需要接受什么样的理论?这些问题留待我们做出回答。
「摘要」
在1914年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是否会费心去阅读马克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关于工会及其他工人图书馆借阅情况的研究表明，阅读马克思的工人实属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的阅读习惯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为了更广泛地理解马克思著作在德国普通社会主义者中的接受情况，我们不仅需要考察正式出版的书籍，还必须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大量制作的小册子文献、党内报刊上的连载及其他形式的论述，以及口头交流。当我们将所有这些来源都纳入考量时，马克思著作(尽管通常是以非常简化的形式)的接受程度便能得到更充分的认识。
1894年10月3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报纸《前进报：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的分类广告页上刊登了以下启事，该报当时也兼作党内同志在柏林的地方报纸：
我们希望成立一个小型、非正式的团体，旨在共同深入学习《资本论》。有志之士，年龄不宜太轻，且在该领域具备必要基础知识者，可将地址留至报社G.S.名下。¹
《前进报：柏林人民报》1894年10月31日刊
来源于德国数字图书馆
查阅后续几期的《前进报》，并未发现任何关于这个《资本论》读书会成功与否的证据。它是否也遭遇了此后众多《资本论》读书会的共同命运——在满怀激情地啃完关于商品和货币的头几章后便宣告解散?我们很想想象，有一群执着的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一直持续到他们开始钻研第三卷，而该卷正是在这则广告刊出后不久面世的。然而，就笔者所能及，此后再无该团体活动的迹象，这一点令人颇感失望。
在研究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权威学者中，一个几乎公认的事实是，构成该党普通成员的工人们，实际上并未阅读太多马克思的著作，尽管该党在理论上信奉一套严格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纲领。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Hans-Josef Steinberg)所著的《社会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一书，于1967年首次出版并在此后多次修订再版，其重要且实至名归的影响力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设定了范式。施泰因贝格引用了马克思在第二版后记中的评论：“《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的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报酬”。然而，施泰因贝格却发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认为社会民主党工人接受并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假设简直是荒谬的”。
为支持这一发现，施泰因贝格引用了党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回忆录：“只有少数人读过《资本论》，而读懂的人就更少了”。施泰因贝格还指出，马克思与他的出版商奥托·迈斯纳之间的通信显示，迈斯纳经常抱怨第一版(1000册)的《资本论》难以售罄(至少在1871年以前是如此)。²
施泰因贝格论证了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种高度驳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至少在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之前是如此。即便是在反社会党人法(1878-1890)时期发生的统一思想的过程，以及随后在1891年爱尔福特大会上通过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纲领之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1890年至1914年间党的普通党员思想中，仍然存有疑问。施泰因贝格试图通过分析工人图书馆的现有记录，来证明社会民主党工人对马克思思想接受的局限性。通过借鉴1890-1914年间进行并发表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图书馆成员借阅情况的调查，施泰因贝格得出结论，即使在那些对科学、学术或理论性质书籍有特殊兴趣的工人中——他将这些人视为工会和党内成员中的精英少数——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也鲜有兴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与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没有联系，对党的学术文献也毫无兴趣”。³
正如迪克·吉里(Dick Geary)最近指出的那样，即便那些积极使用社会民主党或工会图书馆的少数工人“也很少借阅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著作”(除了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Die Frau im Sozialismus，英译本为Woman under Socialism，以及卡尔·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阅读习惯没有反映出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阅读公众的世界观。他们对具有社会批判性的小说(如左拉的作品)和激进历史(如齐美尔曼的《农民战争》或奥托·冯·科尔文的反教权汇编)表现出明显兴趣，这证明了一种与社会主义观念相契合的倾向。⁴ 甚至流行的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也被认为不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娱乐，还是对一个腐败不公的社会秩序的控诉。⁵ 此外，科普读物、历史书籍以及乌托邦或科幻小说的流行，都有助于形成一种声称基于科学世界观(或至少是世俗和反教权的)的社会主义观念，并反映了对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社会的渴望。上述两个例外也并非无足轻重：倍倍尔的畅销书《社会主义下的妇女》在其后续版本中融入了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著作中的材料(尽管也混杂了约翰·雅各布·巴霍芬等人的思想)，而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则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相当忠实的逐章浓缩版。
《社会主义下的妇女》, 倍倍尔
显然，正如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所指出的，期望一百万社会民主党党员(到1914年)对社会主义理论有过于复杂的理解是不现实的，尽管他们“阶级意识鲜明，愿意做出牺牲，并充满团结精神”。⁶ 然而，如果将这种基于图书馆借阅统计的分析，置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更广泛的潜在传播途径的背景下，或许会更有助益：首先，社会民主党制作了大量的的小册子文献;其次，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意识形态在社会民主党报刊中的传播;第三，通过党内会议和公开演讲进行的口头交流。
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早年起，党的报纸就为用于鼓动的廉价政治小册子刊登广告，价格通常在25芬尼左右，甚至低至10芬尼。在1878-1890年的反社会党人法期间，这类小册子文献与被禁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一同被走私进入德国。回顾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奥古斯特·倍倍尔提到约有1200种印刷品(不包括党报)被禁，“其中包括我们全部的、数量相当可观的小册子文献”。⁷ 随着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以及同年该党在选举中取得突破(赢得超过140万张选票)，党属出版社“前进书局”(Buchhandlung Vorwärts)成立了。前进书局与斯图加特的迪茨出版社(Dietz Verlag)一道，成为德国社会主义文献的主要出版商。海因里希·迪茨的出版社推出了“国际文库”(Internationale Bibliothek)系列，侧重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科普和历史：其首两部作品是爱德华·艾威林的达尔文主义著作和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均为精装本，通常售价为两到三马克。⁸ 另一方面，前进书局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廉价的小册子文献。在1890年的党代会上，倍倍尔预测，对党内文献“来自各方的需求如此之大”，他预计未来党内任何小册子的印数都不会少于两万到三万册。⁹
1890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横幅上写着：“我们的世界，尽管发生了这些!”
在反社会党人法仍然生效的日子里，
一个月前社民党刚刚在帝国选举中赢得大胜。
到1891年6月底，前进书局在过去九个月里的营业额达到了66,000马克，售出约30万份党内出版物(不包括大规模生产的五一节庆祝小册子)。即使是爱德华·伯恩施坦编辑的三卷本斐迪南·拉萨尔文集，也以廉价分册(每册20芬尼)的形式出版，用1891年党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话来说，这“让即使是最贫困的同志也能获得这些精彩的著作”。该版本连载完成后，前进书局报告其营业额略有下降，这一事实反映出，以这种形式出版的拉萨尔著作的需求相当强烈，¹⁰ 而且书局并没有同等分量的连载作品来接续。报告还宣称，鼓动性小册子的最小印数都达到1万册，这是“我们同志们求知欲的闪亮证明”：“整整一个系列的这类印刷品在几周内就已售罄，不得不重印。例如，哈雷党代会的会议录就售出了4万册”。¹¹
在1891年爱尔福特举行的下一次党代会上，党通过了其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纲领，该会议的会议录在下一次党代会召开时已印制了3万册。¹² 纲领本身印刷了50万册，解释该纲领的小册子也发行了12万册。¹³ 这些出版物也属于前一年免费分发的4万册小册子之列。¹⁴ 1891-1892年间制作的其他小册子包括一些久经考验的鼓动性作品的再版，如威廉·白拉克的《打倒社会民主党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叛国与革命》、倍倍尔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以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其他小册子则服务于实际目的：例如关于疾病保险法或结社法的廉价版本。¹⁵ 即使是议会辩论也能变成成功的小册子文献：1893年2月关于社会主义“未来国家”形态的帝国议会辩论，在几周内就被制作成小册子，印数达10万册。¹⁶ 到1896年，尽管注意到“社会主义图书市场有些过度拥挤”，前进书局报告其18种新出版物和13种再版作品的总印数达到了一百万册(其中新作品远超90万册)。¹⁷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倍倍尔
到1913年党代会时，前进书局可以夸耀其在1912年7月1日至1913年3月31日的九个月内，营业额达到了623,245马克，而前一个完整年度的营业额为790,709马克。¹⁸ 在九个月内，这相当于超过一百万件物品，其中不包括报纸、期刊或五一节小册子。¹⁹ 出版物范围广泛，从关于健康问题的小册子(从《书籍印刷工的职业病》到《性交与性病》);到《社会民主主义传单》(Sozialdemokratische Flugschriften)系列，其中反军国主义标题《战争的恐怖》和《向战争宣战》是销量最大的(分别印刷了22万和9.5万册);“妇女文库”系列，从《妇女在地方政治中》到《童工、儿童保护与儿童保护委员会》;提供法律信息的实用指南;文学作品和社会主义文学评论;以及诸如《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与要求》这类鼓动性经典，这是考茨基和布鲁诺·申兰克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评论，被多次重印，发行量达75,000册，构成了一本60页的便捷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入门读物。²⁰
威廉·古茨曼(William Guttsman)曾提到该党许多宣传文献的“实用性和时事性”。²¹ 这一评价显然很有道理，尤其是在竞选期间，当地区和地方党组织发布的材料中，商品价格和地方政治琐事自然成为焦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但更多理论性的文献，即使是以简化形式(如考茨基和申兰克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评论)，仍在大量生产，尽管其中许多可能被视为过时或过于驳杂(倍倍尔1870年的《我们的目标》仍在重印，威廉·白拉克广受欢迎的《打倒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萨尔的作品也同样如此)。
部分书名和印数(若可查)如下：²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92年 再版，数量不详
1904年 7,000
1908年 11,000
1912年 11,00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94年 数量不详
1895年 6,000(3个版本，各2,000册)
1898年 3,000
1899年 再版，数量不详
1901年 2,000
1903年 2,000
1904年 3,000
1906年 5,000
1907年 22,000
1908年 10,000
1909年 11,000
1913年 11,000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94年 数量不详
拉法格，《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
1894年 数量不详
1895年 再版，数量不详
1899年 同上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1894年 数量不详
1905年 3,000
1911年 5,000
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
1895年 3,000
1911年 3,000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1907年 6,000
1908年 5,000
1909年 5,000
1913年 6,000
考茨基/申兰克，《原则与要求》
1892年 120,000
1893年 再版，数量不详
1894年 同上
1895年 10,000
1897年 再版，数量不详
1898年 7,000
1899年 再版，数量不详
1900年 5,000
1903年 12,000
1904年 5,000
1905年 105,000(新修订版)
1906年 50,000
1907年 100,000
1908年 91,000
1909年 55,000
1910年 91,000
1911年 121,000
1912年 100,000
1913年 75,000
考茨基，《社会革命》，第一、二部
1903年 7,000
1905年 (第一部：20500，第二部：1400)
1907年 4,000
1911年 5,000
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功绩》
1908年 11,000
考茨基，《通往权力之路》
1909年 26,000
1911年 5,000
罗莎·卢森堡，《资本的积累》
1913年 2,000
根据这些不完整的数据，可以合理推断，从1890年到1914年，《共产党宣言》印刷了8万到10万册，而考茨基和申兰克的《原则与要求》则印刷了100万册甚至更多。同样有理由认为，小册子可能被不止一位读者阅读，存在一定的乘数效应。
在分析工人的阅读习惯时，施泰因贝格考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社会民主党成员之所以没有从图书馆借阅太多社会主义理论文献，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廉价的版本。然而，他提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不仅是一本社会主义畅销书(到1909年已出至第50版)，而且也是工人图书馆中最常被借阅的社会主义著作，这一事实或许表明，借阅数据也可以很好地反映社会主义小册子文献的受欢迎程度。²³ 但这种观点忽略了几个关键因素：首先，倍倍尔个人声望极高。如果工人只买一本精装的社会主义经典，很可能就是倍倍尔最著名的这部作品。²⁴ 其次，它也忽略了小册子文献的廉价性，其售价低至10芬尼(有时甚至是免费分发)，而一本精装版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售价约为2.5马克。第三，党制作的小册子文献数量之庞大，使得工人图书馆相对有限的借阅量相形见绌。
除了该党惊人的小册子文献产量外，还需考虑党内报刊在传播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和词汇方面的作用。虽然罗莎·卢森堡曾表示，党报《前进报》只配用来训练她的小兔子咪咪(Mimi)上厕所。²⁵ 但《前进报》的固定读者(到1912年已有16.5万订阅者²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而且党报在党员常去的酒馆里随处可得，这也支持了读者群远超订阅人数的假设。
编者注：经过我们对卢森堡书信集的研究，我们确认她明确提到养过一个叫做咪咪的猫，而英文版译者和Luise Kautsky的注释则提到咪咪是她养的兔子。
以1891年为例，当年《前进报》经常关注新党纲的制定问题，该纲领最终在爱尔福特党代会上通过。当该党的(发行量相对较低的)理论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刊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前进报》(在1891年2月)的回应是承认其对党纲辩论的有用贡献，但同时也特别强调，理论辩论不应在党内制造分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不是拉萨尔派，也不是马克思派——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²⁷ 尽管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作出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承认，但在马克思逝世八周年的那期报纸上，头版整版都刊登了对他的悼念文章。²⁸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纪念斐迪南·拉萨尔的活动有时更为引人注目，但纪念卡尔·马克思的庆祝活动也同样举行，并被《前进报》报道。²⁹ 一个月后，头版的主要文章致力于驳斥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对马克思的批评。³⁰ 五一节那期的头条文章没有直接提及马克思的名字，但援引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语言，提到了工人对资本的依赖、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作用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尽管这篇文章是在解释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工人不会在五一节当天罢工，而是在接下来的周日进行示威。即便如此，文章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后来成为五一节庆祝活动的标志性口号。³¹ 在下半年，围绕爱尔福特纲领的辩论经常占据《前进报》的版面。
然而，在由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编辑的社会民主党妇女报纸《平等报》(Die Gleichheit)中，可以找到一种更为一贯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措辞，尽管该报直到1905年左右才真正拥有大众读者。但蔡特金似乎将该报在1890年代的角色定位为为党内妇女组织的干部提供政治教育，并指望这些干部将报纸的理论内容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³² 《平等报》始终运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概念来区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平等报》强调，例如，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不同，“社会主义者理解‘妇女问题’的经济原因和必然性”：“由于阶级差异、阶级地位的存在，实现妇女权利的要求根本不会带来广大女性群体的社会解放”。³³ 对《平等报》而言，阶级冲突优先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要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只能进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清算”，以及“无产阶级阶级地位的提升及其最终解放，是在与资本家利益的冲突中发生的”。³⁴ 《平等报》的头条文章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来论证卖淫的经济基础，引用《资本论》来论证儿童营养不良和童工的经济原因，并纪念如第一国际成立三十周年之类的纪念日。³⁵ 《平等报》向其读者解释了诸如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的含义以及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削工人的本质，将革命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革命性变革的产物，并呼应马克思的论述，使用了这样的表述：“只有在废除一切阶级的社会革命发生之后，无产阶级才能不复存在”。³⁶
与通过订阅数据衡量的更直接影响相比，《平等报》的间接质性影响难以估量。然而，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党的理论期刊，如正统派的考茨基的《新时代》和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其订阅量和读者群仍然有限。相比之下，党的图文并茂的幽默报纸《真正的雅各》(Der Wahre Jacob)则享有真正的群众发行量，约达37.1万份。³⁷ 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估计，38万的销量可能相当于超过150万的读者。³⁸ 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回忆录中的轶事证据也证明了《真正的雅各》的受欢迎程度。金属工人莫里茨·布罗默(Moritz Bromme)在描述他工作的格拉(Gera)机械工具厂工人的阅读习惯时回忆道：“政治上活跃的成年工人会订阅……《真正的雅各布》、《南德邮报》(Der Süddeutsche Postillon)以及其他党的出版物”。³⁹
《真正的雅各》名称来源于雅各通过竞争取代兄长以扫获得长子名分的故事，隐喻社民党将像雅各取代以扫一样，取代当时的旧秩序。图中是1921年刊，图画表示的显然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分裂。
《真正的雅各》(及其由爱德华·富克斯编辑的慕尼黑姊妹刊物《南德邮报》)的重点显然在于娱乐。它包含笑话、讽刺诗和讽刺社会民主党政治对手的漫画。对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某种漫不经心，可以从《真正的雅各》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引发的争议的回应中看出。一首致“为马克思的批判而欢欣鼓舞者”的短诗警告党的敌人，如果社会主义者迄今为止是用一把有缺口的剑打击他们，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用一把更锋利的剑来打击。⁴⁰ 似乎重要的是打击的力度，而不是理论刀锋的锋利程度。然而，《真正的雅各》中的乐趣并非意识形态中立。该报经常刊登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事件的纪念文章，以及社会主义领袖的简介。国内外党代会都得到了关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时，《真正的雅各》出版了一期特别纪念刊，其中刊登了爱德华·伯恩施坦撰写的长文向恩格斯致敬。⁴¹ 此外，该报还定期刊登迪茨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文献广告，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倍倍尔等人的廉价版本。该报的漫画常常被视为传达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意识形态信息。除了每年为纪念五一节而制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寓言式表现外，还有一些漫画，例如将无产阶级描绘成被锁链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秃鹫“资本主义”正在啄食他的内脏，而一个渺小的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则递给他一张创可贴。⁴²
当然，这是报纸作为唯一真正的大众媒介的鼎盛时期，电影在1914年之前仍处于萌芽阶段。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动员了印刷文化，服务于一个对立的、社会主义的公共领域，尽管后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该党在应对电影(日益被大型商业利益控制)和公共广播(由国家控制)这些新大众媒体的跨阶级吸引力挑战时，被证明准备不足。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和词汇得以在社会民主党普通党员中传播的第三个主要媒介是口头交流。⁴³ 该党一直非常重视所谓的“口头”(word of mouth)鼓动。除了党赞助的成人教育课程外，全国各地都急需有影响力的演说家到地方社会民主组织的公开会议上发表演讲。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经常是时事性或实践性的，尤其是在选举期间，甚至可能具有普遍的教育性质，但也包括对党纲的阐释。同样，党提供的成人教育课程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于爱尔福特纲领)的课程，这是1912/13年度最常开设的课程，此外还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通识、实践或技术教育的课程。⁴⁴ 在工作场所和其他地方进行的非正式口头交流途径，也被记载(例如在工人的自传中)对工人的政治观点产生了影响。有些工人，如某些雪茄工人的案例所记载，甚至在工作时向工友们朗读社会主义文献。⁴⁵
尽管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对社民党所谓的寡头统治倾向提出了著名批评，但在其实际存在的民主结构中，地方党组织会举行会议，派遣代表参加每年的党代会并辩论党代会的决议，而党的报刊则会报道这些会议及其中进行的辩论。人们普遍认为，党的普通成员对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论争端持保留态度，对公开展示党内不团结的容忍度似乎很低。⁴⁶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年度党代会的会议录通常能售出3万至4万册，最终甚至达到5万册。
除了关于工人阅读习惯的各种量化证据来源外，还有工人阶级自传提供的质性证据，这些自传常常证明了一种强烈的自学倾向，以及通过教育自我提升的强烈愿望。这种心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木工海因里希·格奥尔格·迪克莱特(Heinrich Georg Dikreiter)，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皈依”社会民主主义后，决心成为一名党的鼓动家，其描述提到了我们上面讨论的三种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传播媒介：
因此，我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阅读我的报纸，并购买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小册子。我购买的第一本小册子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因为一开始读不懂，我读了第二遍、第三遍，抄下段落，甚至整页，并背下了我写的东西。我试着进行比较，试着通过对我所读内容的思考来解决心中的问题。我逐渐学会了逻辑思考，从而用我的理智而不仅仅是感情来把握社会主义。从对社会主义的半宗教式热情发展出清晰的思维，从对未来国家理念的盲目信仰者，成长为为提升工人阶级地位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⁴⁷
工厂工人奥托·克里勒(Otto Krille)描述了他如何将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阅读社会民主党的《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和当时的政治小册子上，之后他的大哥带他去参加了当地社会民主党协会的一次会议，这开启了他向社会民主主义的“皈依”过程，其中包括参加无数次的群众大会。随后，克里勒描述了他与一位年长工人的后期讨论，这位工人不仅阅读每日的党报，甚至还阅读《新时代》，对他正在形成的政治意识产生了影响。⁴⁸
《新时代》是长期以来欧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必读读物，
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为其撰稿。
人们很容易反驳说，自传的作者不可避免地不具有代表性。⁴⁹ 但另一方面，这些记述的作者往往是党的干部，他们将自己的阅读用于党内会议、演讲或为普通党员开设的教育课程中。在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存在一定的扩散效应。
弗农·利特克(Vernon Lidtke)引用了另一位工人阶级自传作者奥托·布赫维茨(Otto Buchwitz)的例子，他曾从德累斯顿的一个工人图书馆借阅马克思的《资本论》。布赫维茨写道：
“回到家我才发现，为了理解‘任何东西’，我首先得买一本外来语词典。很多年后，我才得以再次以更大的成功开始学习这部标准著作”。⁵⁰
布赫维茨在阅读《资本论》时遇到的困难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他坚信这是值得努力的，并且坚持不懈。
布赫维茨(以及与他有类似经历的其他自传作者)在这最后一点上可能并不典型。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文献的普及程度足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塑造性影响，即使它被简化并与其他更为驳杂的影响混合在一起。这种影响之所以得以促进，是因为对1914年以前的德国工人来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对社会的分析与德意志帝国这个阶级分化尤为突出(尤其是在像普鲁士这样实行不平等的、基于财产的选举法的邦)且经济分配冲突迅速高度政治化的国家的现实之间，似乎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还为在德意志帝国社会中处于相当不利地位的工人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未来前景。这一时期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普通党员心态的最有用的来源之一，是汉堡政治警察关于工人在酒馆谈话的报告，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对这些报告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埃文斯的说法)指出：
考茨基通过党纲传播的演化版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渗透到普通党员中。这也可以从他们明显的信念中看出，即党正乘着历史必然性的翅膀走向最终胜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其选举支持率的稳步增长上。⁵¹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即便是被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所采纳的版本，也存在其局限性。这在关于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广而言之，第二国际)的研究文献中通常是稳定的共识。然而，一些论述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中马克思接受情况的早期文献，可以说带有一种学术纯粹主义(academic purism)的倾向，设立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比如追问，有谁从头到尾读完了《资本论》，甚至或许有谁能就此写出一篇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论文)。这种批评标准在分析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著作时或许是恰当的，但在探究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在党的普通党员中的广泛接受情况时，其效用便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尤其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关于该主题的文献中，马克思接受的问题有时会演变成一个围绕着对马克思进行的阐释展开辩论的代理战场：无论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左派还是西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视角出发，因前几代人在理论上的缺陷而对其予以偏低的评价;抑或是，从反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视角出发，赞许工人们往往从常识出发，而对这类深奥理论不屑一顾。为了公正地评价这一课题，一种恰当的研究路径或许需要对其预期采取更务实的态度，同时拓宽其分析的广度，聚焦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词汇和思想的传播过程，及其对社会主义劳工运动话语所产生的影响。
注释
¹ 《前进报：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第254号，1894年10月31日，第1副刊。
² Josef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Bonn: 1979, 5th ed.), p.21, including quotations from n.51.
³ 同上，pp.129-142, 引文在p.141。参阅 Georg Fülberth, Proletarische Partei und bürgerliche Literatur (Neuwied and Berlin, 1972), pp.110-114; Dieter Langewiesche and Klaus Schönhoven, "Arbeiterbibliotheken und Arbeiterlektüre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6, 1976, pp.135-204; Vernon L. Lidtke,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1985), pp.180-191.
⁴ Dick Geary, “Beer and Skittles? Workers and Cultur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6, 2000, pp.390, 393.
⁵ Andrew G. Bonnell, “Enlightenment, the Other(s) of Reason, 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in Dieter Freundlieb and Wayne Hudson, eds., Reason and Its Other. Rationality in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Providence/ Oxford: 1993), pp.249-250.
⁶ Steinberg, Sozialismus, p.142.
⁷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zu Halle a.S. vom 12. bis. 18. Oktober 1890 (Halle: 1890; hereafter cited as Protokoll, place, year), p.30.
⁸ 关于迪茨出版社，见 Angela Graf, J.H.W. Dietz 1843-1922. Verleger der Sozialdemokratie (Bonn: 1998).
⁹ 同上，p.366。
¹⁰ Protokoll, Frankfurt a.M., 1894, p33. 拉萨尔著作的连载利用了工人阶级从书报小贩处购买连载小说的既定做法。见 Ronald A. Fullerton, "Creating a Mass Book Market in Germany: The Story of the 'Colporteur Novel', 1870-189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 1976-77, pp.265-283; idem, “Toward a Commercial Popular Culture in Germany: The Development of Pamphlet Fiction, 1871-1914”,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2, 1978-79, pp.489-511. 关于利用书报小贩贸易进行社会民主主义鼓动的努力，见 Horst Groschopp, Zwischen Bierabend und Bildungsarbeit. Zur Kulturarbeit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vor 1914 (Berlin: 1985), pp.107-113.
¹¹ Protokoll, Erfurt, 1891, p.49.¹² Protokoll, Berlin,1892, p.44.
¹³ 同上。
¹⁴ 同上，p.45.
¹⁵ 同上，p.44.
¹⁶ Protokoll, Köln, 1893, p.46.¹⁷ Protokoll, Gotha, 1896, p.30. 这似乎包括了五一节庆祝报纸，其中分发了32万份。
¹⁸ Protokoll, Jena, 1913, p.33.
¹⁹ 根据同上 pp.32-33 计算得出。
²⁰ 同上。
²¹ W.L. Guttsma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875-1933 (London: 1981), p.173.
²² 根据 Protokoll, 1892-1913 汇编。所给年份指报告年份(即截至6月30日的财年末数据，或1913年为3月31日)。
²³ Steinberg, Sozialismus, p.138.
²⁴ 倍倍尔的个人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时常不得不在党报上刊登启事，要求地方党组织在未得到他明确同意前，不要宣传他将作为演讲者出席。无论是出于乐观还是算计，党组织宣传倍倍尔将作为演讲者以确保会议高出席率的情况并非闻所未闻。
²⁵ Rosa Luxemburg to Luise Kautsky, end of July 1904, in Rosa Luxemburg, Gesammelte Briefe, Vol.2 (ed. Annelies Laschitza, Günter Radczun et al., Berlin: 1982), p.60.
²⁶ Dieter Fricke,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1869 bis 1914. Ein Handbuch über ihre Organisation und Tätigkeit im Klassenkampf (Berlin: 1976), p.421.
²⁷ "Der Marx'sche Programm-Brief”, 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 no.37, 13 February 1891.
²⁸ 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 no.62, 14 March 1891.
²⁹ 见同上, no.57, 8 March 1891 (advertisements); no.72, 26 March 1891, Beilage (report on Marx festival); no.66, 18 March 1892, 1. Beilage (report). 这些报告与Vernon Lidtke的说法相矛盾，后者称(与公认更为普遍的拉萨尔节相比)“似乎没人想过举办马克思节”。见 Lidtke, Alternative Culture, p.195.
³⁰ "Brentano und Marx”, ibid., no.92, 21 April 1891.
³¹ “Der 1. Mai”, ibid., n.100, 1 May 1891.
³² Fricke,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pp.429-433; for a recent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Die Gleichheit in fostering socialist women's militancy, see Mary Jo Maynes, “‘Genossen und Genossinnen': Depictions of Gender, Militancy, and Organizing in the German Socialist Press, 1890 to 1914", in David E. Barclay and Eric D. Weitz, eds.,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Germa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from 1840 to 1990 (New York/ Oxford: 1998), pp.141-166.
³³ "Zur Frauenfrage”, Die Gleichheit, no.5, 7 March 1892.
³⁴ “Schwindelhalber”, Die Gleichheit, no.11, 1 June 1892.
³⁵ "Auf der Armensünderbank”, ibid., no.15, 27 July 1892; “O Gott, daß Brot so theuer ist, Und so wohlfeil Fleisch und Blut”, ibid., no.17, 24 August 1892; “Lasset die Kindlein zu mir kommen!”, ibid., no.13, 27 June 1894; “Ein Geburtstag”, ibid., no.20, 3 October 1894.
³⁶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ibid., no.5, 7 March 1894; “Wer ist eine Proletarierin?", ibid., no.9, 3 May 1893; J., “Die revolutionäre Sozialdemokratie”, ibid., no.6, 22 March 1893.
³⁷ Geary, "Beer and Skittles”, p.391,
³⁸ Steinberg, Sozialismus, p.129; see also Knut Hickethier, “Karikatur, Allegorie und Bilderfolge. Zur Bildpublizistik im Dienste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Peter von Rüden, et al., ed.,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848-1918 (Frankfurt/M., Vienna, Zurich: 1979), pp.79-165.
³⁹ Moritz Th. W. Bromme, Lebensgeschichte eines modernen Fabrikarbeiters (Frankfurt/M.: 1971; reprint of 1905 edn.), p.286.
⁴⁰ J.St. [=Jakob Stern?], “Den Bejublern der Marx'schen Programmkritik”, Der Wahre Jacob, no.121, 14 March 1891.
⁴¹ Der Wahre Jacob, no.239, 21. September 1895.
⁴² Der Wahre Jacob, no.136, 10 October 1891.
⁴³ 关于口头交流的重要性，见 Jochen Loreck, Wie man früher Sozialdemokrat wurde (Bonn-Bad Godesberg: 1977), especially pp.178-237.⁴⁴ Protokoll, Jena, 1913, pp.39-43.
⁴⁵ Lidtke, Alternative Culture, p.190; Otto Ernst, “Akademie der Zigarrenmacher", in Peter von Rüden and Kurt Koszyk, eds.,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Kultu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848-1918 (Frankfurt/M., Vienna, Zurich: 1979), pp.45-47.
⁴⁶ 见 Richard J. Evans, ed., Kneipengespräche im Kaiserreich. Stimmungsberichte der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1914 (Reinbek bei Hamburg: 1989), pp.246, 266-269.
⁴⁷ Heinrich Georg Dikreiter, Vom Waisenhaus zur Fabrik. Geschichte einer Proletarierjugend (Berlin, n.d.), p.183.
⁴⁸ Otto Krille, memoirs excerpted in Alfred Kelly, ed., The German Worker.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ies from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Berkeley, 1987), pp.274-277, 279-280.
⁴⁹ 见 Kelly, German Worker, pp.2-5; for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ies, see Loreck, Wie man früher Sozialdemokrat wurde .
⁵⁰ 同上，p.189。
⁵¹ Richard J. Evans, Proletarians and Politics. Socialism, Protest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German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1990),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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