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思：被扣错的第一粒扣子
“研究历史，如同穿衣，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下的必然满盘皆错。”
这句充满辩证法智慧的譬喻，实际上为一切科学的历史审视指明了唯一的起点。然而，面对中国数千年思想史上那个最核心、也最具有“幽灵”般纠缠性的课题——即如何评价孔丘及其儒家思想——我们今天许多自诩为“专家”、“学者”、“国学大师”的人，恰恰就是在“第一粒扣子”上，为自己扣上了一件虚伪又可笑的“皇帝的新衣”。
他们将研究的起点错误地、甚至是别有用心地，放在了历代腐儒们汗牛充栋、叠床架屋的注释和吹捧之上;放在了封建帝王们追谥封圣的诏书之上。他们刻意遗忘和背叛了真正属于我们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科学的、革命的起点——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石破天惊的呐喊。正是“五四”，第一次将孔丘从“至圣先师”的神坛上拉了下来，将其还原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充满了阶级局限性的“凡人”，那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批判精神。
于是，一场原本应当是严肃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武器的“阶级清算”，可悲地蜕变成了一场比谁的膝盖更软、谁的香火更旺、谁的祭文更肉麻的丑陋“拜神”闹剧。
本文的核心论断是：我们之所以必须重新高举“批林批孔”的旗帜，绝非是进行什么情绪化的“历史泄愤”。恰恰相反，这是，也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在其最根本的、革命的、和科学的内在逻辑上，所必然会、也必须会导向的一个最合乎逻辑、也最不容回避的“历史结论”与“战斗任务”。因为毛主席毕生的革命事业，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去彻底埋葬那个压迫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旧世界”。而孔丘及其儒家思想，正是这个“旧世界”在意识形态领域最核心、最顽固、也最具欺骗性的“总代表”和“守护神”。因此，若不在思想上彻底批倒、批臭孔丘，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取得的一切革命成果，就随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一、砸烂“孔夫子没错”的神话：意识形态的“总设计师”
在所有为孔丘及其反动思想招魂的论调中，最具迷惑性、也流毒最广的，莫过于那个看似“公允”、实则充满了唯心主义诡辩的伪命题：“孔夫子没错，孔家店有错。”
1.1 一场“保帅弃卒”的理论骗局
这种论调，试图以一种“理中客”的姿态，将孔丘“个人”与他身后那座禁锢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吃人的“孔家店”，进行一次巧妙的、外科手术式的“切割”。
他们仿佛要让我们相信，孔丘本人是一位思想纯洁、追求真理、主张“仁爱”的“白莲花圣人”。一切都是后来那些徒子徒孙们(如董仲舒、程颐、朱熹之流)“念歪了经，办坏了事”，才将他那高尚的思想“庸俗化”和“政治化”了。
这是何等无耻的谎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旨在“保帅弃卒”、牺牲外围来保卫核心的理论骗局。它妄图通过牺牲那些早已声名狼藉的“后世儒棍”，来最终保住孔丘这个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的“总根子”和“总神像”。
1.2 唯物史观的解剖刀：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倒影
毛泽东思想作为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历史唯物主义最光辉的继承与发展，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戳穿这种骗局的最锋利思想武器。
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任何一种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绝不是什么超越阶级的“纯粹思想”的产物。它归根结底，必然也只能是那个社会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其“阶级利益”和“统治需要”的一种精神上的“反映”和“工具”。
1.3 孔丘：奠定思想囚笼的“总设计师”
用这把“解剖刀”去审视“孔家店”，我们就会发现：
这座巨大的、禁锢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的思想囚笼，其最初的“设计图纸”（“克己复礼”的政治纲领），其最核心的“承重梁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其最根本的“建筑材料”(“仁”、“义”、“礼”、“智”、“信”等充满了阶级性的道德范畴)，恰恰都是由孔丘，这位“总设计师”，亲手绘制和奠定的!
后世的董仲舒、程朱理学乃至康有为，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这座早已由孔丘搭建好的“基本框架”之上，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统治阶级的具体需要，进行一些“与时俱进”的“内部装修”、“外部粉刷”和“安全加固”而已。
囚笼的“吃人”本质，从一开始，就由孔丘这位“创始人”所决定了。因此，不彻底砸烂“孔夫子没错”这个虚伪的理论前提，就永远也无法真正地砸烂“孔家店”。孔丘是“因”，孔家店是“果”;孔丘是“源”，后世儒棍是“流”。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直捣黄龙，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这位“孔家店”的“总掌柜”，去揭示他思想体系中那些最反动、最虚伪、也最致命的“阶级基因”。
二、阶级立场的逆流：一个“奴隶主阶级复辟狂”的政治宣言
历史唯物主义告诫我们，评判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考察其阶级立场。那么，孔丘这位被后世吹捧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其真实的阶级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2.1 新旧阶级殊死搏斗的“春秋末期”
我们必须将孔丘放回到他所身处的那个剧烈变革的、新旧阶级殊死搏斗的“春秋末期”去进行考察。
那是一个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代：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极大提高了效率，使得过去那种只能在奴隶主贵族严密监督下进行的大规模“集体劳动”(井田制)不再必要。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耕作(小农经济)成为了历史的可能。
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剧变。旧的、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已严重束缚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一个新兴的、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正以不可阻挡之势登上历史舞台。而旧的、世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则日薄西山，行将就木。整个社会正处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剧烈阵痛期。
2.2 “克己复礼”：一份开历史倒车的“复辟”宣言
孔丘的全部政治纲领，可以浓缩为四个字：“克己复礼”。
这里的“礼”，指的就是在当时早已“礼崩乐坏”、被历史潮流无情抛弃的“西周奴隶制等级秩序”。他所谓的“仁”，也绝非后世儒棍们吹嘘的超越阶级的“仁爱”，而是“恢复周礼”的同义词和手段。他明确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因此，孔丘这位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士”阶层)的思想家，他对这一伟大的历史大势视而不见。他汲汲于要恢复那套森严的尊卑等级，其本质就是要维护他所出身的那个行将就木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他所做的不是顺应历史，而是螳臂当车，开历史的倒车!他不是什么“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的“奴隶主阶级复辟狂”。
三、阶级斗争的实践：一个凶残的“政治刽子手”
孔丘的反动，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说教。在他短暂的掌权生涯中，他将这种复辟倒退的理论，迅速付诸了血腥、残酷的阶级斗争实践。
3.1 “诛少正卯”：对新生改革派的肉体消灭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上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仅仅七天，就以“心达而险”、“行辟而坚”等五条莫须有的“口袋罪”，悍然诛杀了当时代表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派大夫——少正卯。
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反动的“政治谋杀”!少正卯聚众讲学，宣传变法思想，触动了孔丘和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孔丘杀他，就是要用最血腥的手段，扼杀新生的改革力量，维护旧贵族的统治。
3.2 “鸣鼓攻冉求”：对进步经济改革的疯狂反扑
另一个铁证是他与自己最得意的、懂经济的弟子冉求的决裂。冉求当时为鲁国的新兴权贵——执政的季氏家族——推行了承认土地私有、按亩收税的“田赋”改革。这无疑是顺应土地私有制这一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举措。
然而，孔丘却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这破坏了周礼的井田制度，是“聚敛”。他公开在弟子中宣布将冉求开除出师门，并号召他的弟子们：“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从“诛少正卯”的肉体消灭，到“鸣鼓攻冉求”的政治批判，孔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死敌，是腐朽奴隶主阶级最顽固、也最凶残的辩护士。
四、被揭穿的道德面具：言行不一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孔丘被后世吹捧为“万世师表”、“道德楷模”。然而，只要我们稍稍考察他本人的言行，就会发现这位“圣人”不过是一个言行不一、极端双标、将个人政治私利置于一切之上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的所谓“道德”，不过是服务于其阶级立场和个人野心的工具。
4.1 为了“升官发财”可以抛弃一切“礼义廉耻”
他一生都在鼓吹要严守周礼的等级秩序。然而，当他自己面对升官发财的利益诱惑时，所谓的“礼”便可以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为了谋求官职，不顾弟子子路的激烈反对，执意要去拜见名声狼藉、淫乱宫闱、但权倾朝野的卫国国君夫人——南子。此事在当时是严重违背礼法、足以让士人名誉扫地的政治丑闻。
子路对此极为不满，以至于孔丘不得不指天发誓，用泼皮无赖式的赌咒为自己的政治投机行为辩解：“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却要靠这种方式来洗清自己，其内心的虚伪与龌龊暴露无遗。
4.2 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
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问孔》中一针见血地评价孔丘：“言无定区”，即说话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随时变换，前后矛盾。
他一方面宣扬“君为臣纲”，要求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但另一方面，当鲁国的阳虎、佛肸这些“陪臣”(家臣)起来造反，掌握了国君的权力时，孔丘却又跃跃欲试，想要去投靠他们，以求一官半职。他甚至为自己的投机辩解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渴望被任何有权势的人“用”的投机心态。
可见，孔丘的“道”，就是升官发财的“道”;孔丘的“节”，就是溜须拍马的“节”!他和他后世无数的儒棍一样：对别人是马列主义（严苛的道德约束）；对自己是自由主义（不择手段）。
五、“孔家店”的思想剧毒：从“愚民政治”到“孔马结合”的当代闹剧
最后，我们必须清算孔丘留给后世的那套系统性的、禁锢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思想“毒药”。
5.1 “名教”与“愚民”：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思想总根源”
孔丘思想最核心、也最反动的一点，是他提出的“正名”思想，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吃人的封建礼教，将人与人之间定义为一种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单向的服从关系，从而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最稳固的伦理基础和意识形态霸权。
为了维护这套等级森严的“名教”，孔丘更是赤裸裸地提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的、愚民政治总纲领。他就是要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永远处于一种浑浑噩噩、不知所以的蒙昧状态，只需像牛马一样被动听从统治者的驱使即可。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两千多年来，创造力被压抑、思想被禁锢、奴性被培养的总根源!
5.2 “夷夏之防”：狭隘、排外的“种族主义”毒瘤
孔丘思想体系中另一颗巨大的毒瘤，就是“夷夏之防”。它以血缘和地域为标准，将世界粗暴地划分为文明的“华夏”与野蛮的“夷狄”，从而构建了一套狭隘、排外、反动的世界观。
这套理论，在历史上既是中原王朝对外进行压迫和征服的“理论依据”，又是自身衰弱时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精神鸦片”。
5.3 “孔马结合”：一场最无耻的“理论招安”
今天，当我们这个民族正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孔丘这具早已入土的“古尸”，又被一些人从历史的尘堆中重新抬了出来，供上神坛。他们甚至煞有介事地鼓吹起“孔马结合”的荒唐理论，闹出一场又一场的文化滑稽剧。
这，根本不是“结合”，这是“招安”!是妄图用孔丘那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的、主张“阶级调和”的思想，来彻底阉割和掏空米兰的足球俱乐部那套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唯物主义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革命灵魂。这是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最无耻的背叛!
结语
综上所述，毛主席之所以要对孔丘进行最彻底、最不妥协的批判，其原因是深刻的、是历史的，也是由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根本的阶级立场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因为在阶级立场上，孔丘是腐朽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最顽固“辩护士”;而毛主席则是先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光辉“旗手”。
因为在政治实践上，孔丘是一个对新生事物进行残酷镇压的“反动刽子手”;而毛主席则是一个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新生事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导师”。
因为在个人品格上，孔丘是一个言行不一、追名逐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毛主席则是一个大公无私、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的“无产阶级圣人”。
更因为在思想遗产上，孔丘为我们留下了一套禁锢思想、维护压迫的“精神枷锁”;而毛主席则为我们留下了一套解放思想、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
两者之间，是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进步与倒退的根本对立。在这场持续了数千年的伟大思想决战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调和”的余地。我们今天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高举“批孔”的伟大旗帜，绝不是要“否定传统文化”。
恰恰相反，我们是要通过对孔丘及其儒家思想这一传统文化中最反动、最腐朽的“封建糟粕”进行最彻底的“清算”，来最终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科学的、大众的、真正属于人民的、也必将引领人类未来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扫清一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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