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万岁（上）：消除其财务业绩不佳的神话

【原编者按】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论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国企与非国企的盈利能力的差距做出了解释，并回应了私有化方案。文章认为，“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可以由经济转型因素所解释，非国有企业利润率的下降也遵循一个相似的时间序列格局，它并不比国有企业更能承受经济震荡，如1989-1990年经济下降期”。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国企改革的起步阶段（1984—1998）。
 

随后，中国国企改革进入了更为波澜壮阔的改革攻坚阶段。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其主编的《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之序言中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有上亿人被卷入了这场改革，有千千万万人为这项改革贡献了智慧、做出了努力、付出了代价，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这项改革”。因而，从理论层面更为深刻、细致、解释地刻画国企改革历程意义重大，有助于今后更好地探索国企发展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企改革进入了从“管资产”为主到“管资本”为主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阶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历程，国企与市场经济、国企与非国企之间的关系远非改革初级阶段时期那样的“泾渭分明”，更多的具有“混合经济”内涵。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中文版序言中谈到“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市场经济”。

本文成文于国企改革困难时期，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财务业绩（盈利能力）不佳是客观事实。时过境迁，今日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及与市场竞争的关系反而成为更需要解释的问题。然而，从混合经济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与一般经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回应。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詹姆斯•米德的思想尤为值得重视。米德思想的核心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反之，公共财政过度依赖税收或国债，则会损害一般经济效率。因此，米德主张要探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结合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国企改革的主旨思路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本文仍然是一种回应性解释，在当时全面质疑国有企业的思潮中提出这种解释是难能可贵的。时至今日，这仍然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与探索国有企业的未来之路。

中国国有企业万岁：
 

消除其财务业绩不佳的神话（上）

Carsten A. Holz[1]

社会科学系，香港科技大学

黄海莉译

崔之元校

摘要：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往往都被认为是效率低下的。这让很多学者得出结论，认为迄今为止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失败的，并提出全面私有化的建议。的确，改革以来，国有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而且一直低于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但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差距可以由两个因素来解释：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流转税比非国有企业高，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相对更高。这两个因素是政府政策以及歧视国有企业的历史因素的结果，因此私有化也许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水平，但私有化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更进一步说，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可以由经济转型因素所解释，非国有企业利润率的下降也遵循一个相似的时间序列格局，它并不比国有企业更能承受经济震荡，如1989－1990年经济下降期。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盈利能力，资本密集型

一、引言

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都被视为效率低下。生产函数估计表明，与其它类型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要相对低得多，增长也非常缓慢。Jefferson, Rawski和Zheng在1996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从1980年到1992年的十二年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都高于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甚至为负值（Jefferson, Rawski, Wang和Zheng等，2001；Laurenceson和Chai等，2000）[i]。许多对生产率的讨论集中在数据处理的问题上，例如对资本、物资投入、以及产出的合适的价格平减指数，固定资产和劳动力在生产中的精确比重等等。但是，对国有企业业绩不良的结论却没有进行挑战。

但是最终决定一个企业经济生存能力的不是生产效率，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评价国有企业业绩的另一种方法重点讨论企业的盈利能力，本文即采用了这一方法。在改革期间，国有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显著下降，1978年到1997年间，企业亏损翻了20番。

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急需激进改革。因此拉迪（1998, P.22）得出暂时的结论说“直至今日，中国国有部门的改革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它们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接受信奉私有化的意愿。”Sachs(1998)也争论说：“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此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不能再拖延了，因为问题太多了。出现的各种问题说明已经不能再推迟国有部门企业改革的进程了。亏损太大了，由亏损的国有部门所造成的财政损失太严重了。”（p.13）“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要走私有化的道路。”（p.19）

本文首先置疑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否确实远高于国有企业的观点。各行业国有企业的盈利指标的确都下降了，但是非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差异不在于时间趋势，而是在这一过程中非国有企业的大多数盈利能力指标优于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相对弱势一直是以历史和体制的因素来解释的。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的资本和劳动力，以及沉重的养老负担和其它的社会福利责任，并且不得不接受扭曲的产品价格；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对管理层和工人都缺乏足够的激励，同时还有软预算约束。[ii]但是数据表明在工业领域中的各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异可以只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即国有企业所承担的高流转税率和高的资本密集度。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用历史和政策的因素来说明。私有化不大可能改变企业所面对的流转税负担，但是它也许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但是资本密集度的减少并非一定需要私有化才能够实现。

第二，国有工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主要是经济转型的健康结果。1989-1990年行政所引导的经济衰退使得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在80年底末期直线下降。这次经济衰退的严重后续效果，使得国企直到90年代初期也没有恢复。即使是后来的价格放开，取消准入壁垒所带来的竞争也未能够对国有企业有所帮助。在90年代早期和中期出现的利润定义的反复改变、不断增加的财务和行政费用等都对国有企业利润产生负面的影响。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趋势与国有企业的情况相类似，这说明私有化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盈利能力长期下降的趋势。导致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的许多原因是经济转型的现象，这些原因已经基本发挥完了自己的作用。虽然现在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很低，但是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下降点。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解释分析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和盈利能力指标。第三部分将分别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时间序列数据，其中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使我们可以对非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分类。第四部分将解释工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差距。第五部分说明造成这些年工业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恶化的原因。文章的最后部分给出了一个结论。

二、数据和盈利能力指标

由于我们无法获得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更不用说所有的非国有企业了），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1997年以前，在“乡级以上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的工业企业”中，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的工业国有企业是其中的一个所有制类别，这类企业有自从1978年改革以来各年度详细的资产负债表以及盈利亏损数据。[iii]从总的数据中减去国有企业类别的就是非国有企业的。由于管理权限的制约，出版的统计数据中非国有企业不包括村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私有企业、以及各种个体户，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数据是无法获得的。

1998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是仅仅国有企业）的详细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数据可以获得。1998年以前，除了国有企业外，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联营企业都包括在国有企业类别中。从1998年开始，所有的股份制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只要是国有控股的企业都包括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类别中。对于国家有低于控股股份的其它企业和公司是按照国有股份的比例收录在这一类别中的。1998年后，这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类别是“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国有及非国有工业企业”（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目录中的一个所有制类别，但是个体户的类别不包括在内。[iv]下面将1998至2000年的数据与1998年以前的数据同列一表，并不再做类别调整的重复说明。由于统计口径有区别，所以无法对1998年前后的数据进行比较，但是从1998到2000年的数据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v]

在中国的统计中，总利润是盈利企业的利润额和亏损企业的亏损额的总和。由于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可以单独获得，这使得我们可以计算盈利企业的利润额，在下文中我们将之称为“毛利润”。利润包括了所得税。所谓利税总额是利润和“与销售有关的税收”（流转税）的总和，“与销售有关的税收”包括销售税金及附加，1994年以后增值税单独列出。

下面所用的盈利能力指标是每一单位权益的收益（ROE），它是企业所有者通过提供权益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流转税税率不同，那么在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盈利能力时就应该将流转税包括在分子内。如果我们考虑的重点是企业所有者和债权人的收益，那么较为合适的盈利能力指标是每单位资产（包括权益和负债）的利润与利息负担的总和。[vi]如果是考虑资产的社会收益率，则分子中还需要进一步加上流转税以便包括对所有者、债务人和政府的收益。

从1993年以来各个年份的权益和资产的数据都是可以得到的，这说明我们可以计算从1993年到2000年的盈利能力指标。对于更早的年份，资产收益率或资产社会收益率中的资产可以近似的用年底净固定资产加上年均定额流动资本（1992年前的可以获得）来代替。1992年的数据表明，用上述方法推算出来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资产数额要比实际的资产数额少1/4到1/3。[vii]当无法获得权益或资产的早期年份的数据时，另一种替代指标是用相对于盈利企业的利润额的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就是每单位毛利润所对应的亏损额。相对于毛利润的亏损额将总利润分成了两个部分，并用一部分对另一部分标准校验。

为了探索盈利能力随时间不断下降的原因，我们也要观察利润（或者利润与流转税之和）与销售收入的关系。当我们从销售收入中减掉的各个项目数额发生变化时，剩余的利润数额也会随着发生变化。为了避免由于税收变化所造成销售收入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下文中提到的销售收入是扣除了流转税的，特别说明的情况除外。[viii]

总的来说，下面我们将使用三种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

（1）盈利能力：每单位权益所获得的利润（或者利润与流转税之和）；由于无法得到1993年以前的权益数据，因此用每单位毛利润所对应的亏损额作为替代指标。

（2）资产收益率：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利息之和，1993年以前的数据中分母资产是用净固定资产与定额流动资金之和来推算。资产的社会收益率还将流转税包括在分子内。

（3）基于销售的盈利能力：相对于销售收入的利润（或利润加上流转税）。

三、工业盈利能力模式

3.1时间变化趋势

初初看来，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是急剧恶化。从1978年到1997年间，国有企业的亏损额翻了20番。但是如果用通货膨胀指数进行调整后，同期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只增长了7倍。而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因为它们的初始值很低，因此在同期亏损额的增长幅度达到了将近70倍。（表1和表2）盈利能力指标说明从1978年到1997年变化模式如下：

表1 工业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1978-2000

资料来源：亏损额、利润额和“利润与税收之和”：国家统计年鉴，1998，p.461;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p.24。工业产品出厂价价格指数：中国统计年鉴，1994, p.246;2000, p.305; 2001,p.297。

权益和资产：中国统计年鉴，1994, pp. 380f; 1995, pp.384, 395; 1996, pp. 419, 421;1997, pp. 429, 431; 1998, pp. 449, 451; 1999, pp. 433f; 2000, pp. 430, 432; 2001, pp. 411f。

财务费用： 工业普查，1995，卷1，p.51；中国统计摘要，1994, p. 86；1995,p.86；中国统计摘要，1997, p.106; 1998, p. 112; 1999,p. 108; 2000, p. 113; 2001, p. 125；中国金融年鉴，各年份。

销售收入、营业税进及附加和增值税：改革开放(1996), p. 146；中国统计年鉴，1992, p.421; 1993, p. 427; 1994, p. 391;1995, p. 395; 1996, p. 421; 1997, p. 431; 1998, p. 454; 1999, p. 435; 2000, p.432; 2001, p. 413（1993年销售相关税收是通过计算“利润和税收之和”与利润值之差来获得的）。

年均固定运营资本：中国统计年鉴，1993, p. 430；中国统计年鉴，1998, p. 461。

a资产收益率表示“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净财务费用之和”，其中1993年前的资产只包括年均固定运营资本和年末净固定资产，1993年后是负债和权益之和；1993年之前的净财务费用是用工业国有企业的总短期借款额与短期贷款年均利率之积表示，在1993年这个推算值比实际发生值高4.36%。

b资产的社会回报率表示“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税收以及净财务费用之和”，其中资产和财务费用的含义同a。

c销售收入是扣除了所有销售相关税收后的值。

表2 非工业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1978-2000

注释（只考察工业企业，使用工业企业减去工业国有企业来表示，工业国有企业的值参见表1）：亏损、利润和“利润及税收”：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 p. 51；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 p. 23。工业产品出厂价价格指数参见表1。

权益和资产：中国统计年鉴，1994, pp. 378,381; 1995, pp.384, 386;1996, pp. 410, 412; 1997, pp. 425f;1998, pp. 444f; 1999,pp. 433f; 2000,pp. 420f; 2001,pp. 411f。

财务费用：中国统计年鉴，1994, p.85; 1995, p85；工业普查，1995，卷1，p.51；中国统计摘要，1997, p. 106; 1998, p. 112; 1999, p. 108; 2000, p. 112; 2001, p. 124。

销售收入、营业税进及附加和增值税：改革开放 (1996)，p.146；中国统计年鉴，1992, p.411; 1993, p. 417; 1994, p. 381; 1995, p. 387; 1996, p. 413;1997, p. 423; 1998, p. 443; 1999, p. 435; 2000, p. 422; 2001, p. 413（1993年销售相关税收是通过计算“利润和税收之和”与利润值之差来获得的）。

a资产收益率表示“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净财务费用之和”，1993年的资产为负债与权益之和。

b资产的社会回报率表示“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税收以及净财务费用之和”。

c销售收入是排除了所有销售相关税收后的值。

（1）从1993年到1997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都将近下降了6个百分比。如果考虑到流转税，那么1997年的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比国有企业要高1/4，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要比权益收益率的差别要小。在整个80年代，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与毛利润的比值保持稳定，甚至在80年代中期还有小幅上升，但是从1988年到1990年这个比值上升了六倍（是同期非国有企业的5倍），1993年到1996年该比值更是加剧恶化。而且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的该比值一直要高于非国有企业。

（2）从1988年到199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但是从1993年到1997年下降幅度趋缓，该阶段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差距始终保持2.5个百分点，后者总是相对高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社会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与资产收益率的变化趋势类似，在90年代该指标仅比非国有企业低1.5个百分点。

（3）在80年代早期，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每单位销售收入相对应的利润都是逐渐下降的，但是在1985年到1990年间，急剧下降。从1988年到1990年，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从9.95%下降到3.66%，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则由7.57%下降到3.57%。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盈利能力先是小幅上升，但很快又下降，于1997年分别达到的1.58%和3.63%。如果考虑到流转税，下降的总幅度要小很多，国有企业要优于非国有企业，在整个90年代几乎没有下降。

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四个特点。首先，盈利能力指标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处于下降的趋势。其次，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盈利能力指标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在80年代的早期，盈利能力下降的趋势是平缓的，但是从1988年到1990年，出现的大幅下降；在90年代早期，变化不再那么剧烈，在1993年到1997年更是保持了平缓的趋势。第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变化趋势是一样的。第四，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显著差于非国有企业。如果考察总资产收益率或资产社会收益率，二者的差距将会缩小；同时如果利润和税收与销售收入挂钩，差距就会消失。

从1998（改变统计口径后的第一年）到2000年，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都提高了，从各个指标的情况来看，二者之间的差距都是不断缩小的。从利润（共包括和不包括流转税两种情形）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来看，到2000年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了非国有企业。

3.2区分不同的非国有企业（1995）

1995年的工业审查给了非国有企业一个精确的定义。同样的，初初看来，与其它所有制的经济体相比，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非常糟糕。在1995年，34%的国有企业都是亏损的，但是全国企业的平均水平仅为25%（表3）。

（1）1995年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为4.10%，低于全国5.93%的平均水平。如果计算利润和流转税与权益之比，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接近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私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一直比较突出，权益收益率高达24.58%，利润和流转税与权益之比为37.24%。

（2）在资产收益率和资产社会收益率两个指标来看，国有企业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私营企业则普遍经营状况良好。

（3）在国有企业，每单位销售收入对应的利润额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利润与流转税之和与销售收入之比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距很小，而且如果在分子中加入流转税，这个差距就会消失。直接比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也有同样的结论。

表3 乡镇级别及以上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财务状况

资料来源：工业普查，1995，卷1，pp. 46-53

a资产回报率表示“每单位资产对应的利润与财务费用之和”。

b资产的社会回报率表示“每单位资产对应的利润、税收和财务费用之和”。

c销售收入是指除去销售税收的净值。

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的各种企业，在各个盈利能力指标方面的表现也很糟糕，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有独特的转换价格机制的机会，这使得它们可以将自己的盈利中心设立在海外。在所有的非国有企业中，我们只选择了一组私营企业，但是它们只创造了所有附加值的0.26%，因此选择是有偏的。在这里是不包括所谓的个体户的，但是一旦它们的雇员超过了7个人，或者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就可以算为“私营企业”。对于1997年之前的私营企业，我们只考虑在乡镇一级或以上（即城镇以上）的级别登记企业；而对于1997年之后的企业，只要私营企业的销售收入超过了500万人民币，则都在研究范围以内，而对于国有企业，只要它们的销售收入独立，则都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如果只考虑那些有潜力扩大规模的企业，也即属于私营企业，并且符合注册和销售收入等指标的企业，那么所研究的这组私营企业反映了中国私有领域运行状况最好的一个群体。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做比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

另外，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比较还在两个方面对国有企业不公平，首先，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其次是良好经营的有潜力的国有企业的退出。正式的国有企业破产程序需遵从中央破产法案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破产程序，而且，每年能够正式破产的国有企业数量有着严格的限制。总的来说，高门槛的退出机制，要求现存的国有企业必须拥有高的盈利能力。[ix]

另一方面，运营情况良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都逐渐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只有国家有限责任公司才被视为纯粹的国有企业，但是自从1998年以来，其它的国家控股公司往往会归入“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公司”的类别中，并且作为其它类型企业中的国有部分进行统计。在1998年调整后，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没有立刻上升的现象表明通过部分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退出来改变1997年前的国有企业目录的方式收效并不显著。[x]

[1]电话00852-2719-8557，传真：00852-2719-8557

Email：socholz@ust.hk (C.A.Holz)

[i] Woo, Hai, Jin和Fan（1994）说明国有企业的TFP出现了零增长，但是乡镇企业的TFP增长情况非常惊人。Wu(1995)肯定了这一结论，指出在80年代末期，TF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Huang, Duncan(1997a)和Huang, Woo Duncan（1999）的文章中列出了详细的TFP估计数据。

[ii] Lin Cai 和Li（1998,1999）主要研究了国有企业所经受的各种历史不公平待遇，而Huang和Duncan（1997a, 1997b）则发现了许多变量在解释盈利能力方面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智力和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所论及，包括Qian(1996)，Steinfeld(1998)，Tam(1999)，Zhu(1999)和Lin等（1998,1999）。

[iii]在1978年，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国有企业的96.44%，1997年，为95.97%；在这二十年里，该比率稳定在96~97%之间。（改革开放，1996, p. 146；中国统计年鉴，1998, pp. 435, 454; 1997, p.413）1979年，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国有企业的产值为全部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企业总产值的81.88%，到1997年，该比例为40.76%。1979年，全部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企业总产值为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59.79%，而1997年略有上升，为60.10%。（改革开放，1996, p. 146；国家统计年鉴，1992, p. 406; 1998, pp. 433,444）在文献中，由于缺失其它企业的详细数据，因此对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企业的计算是有局限性的。Jefferson和Rawski（1994），拉迪（1998）和Jefferson等（2000）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iv] Holz和Lin（2001a）的文章详细说明了1998年统计口径的变化。1997年工业国有企业的数量是74338家，而1998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为64737家；1997年工业国有企业的平均产值为1235万元（1998年的调整值为1711万元），总销售收入为3762万元（5185万元），年均净固定资产为3295万元（4926万元）。1997年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乡镇级别以上的工业企业为468506家，其中年产值为500万元以上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为165080家；1997年，工业企业的年均价值增值为423万元，而1998年为1177万元，总销售收入为1354万元（1998为3886万元），年均净固定资产为849万元（1998为2674万元）。1998年通涨指数对中国所有经济行为的影响是－5.29%（中国统计年鉴，1998,pp. 432f, 435; 1999, pp.55, 57, 432f, 435）

[v]城镇私营企业(个人所有的，雇员在7名以上的)（1997年以前）或在一定规模以下的（1998年以后）以及所有的个体户，并不属于本文所考察的非国有企业，因为它们太小，无法对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起到取代作用。

[vi]财务费用包括所有为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付的费用，包括净利息支出（即利息支出－利息收入），净汇率损失，外汇调整费用，金融机构的手续费，以及其它在借款过程中出现的财务费用（财政部，1992年12月30日，第50条）。因为利息收入已经对利润做了贡献，因此一个总财务费用的指标更为合适，但是这个指标却无法获得。我们一般说的净财务费用与总财务费用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企业的银行贷款往往比企业在银行的存款高三倍左右（如中国金融年鉴，2000, p. 401），同时存款利息要远低于贷款的利息。统计机构有时公布的利息支付的数据要比净财务费用低5~10%，这说明负债中的“其它费用”非常的高。

[vii] 1992年，总运营资本大概是固定运营资本额的两倍，几乎与净固定资产相当（中国统计年鉴，1993, pp. 419, 430）；这些数据没有考虑长期投资，三角债，递延资产，其它长期资产和递延税务等。

[viii]到1993年之前，销售收入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生产税。1994年以后，销售收入就扣除了这三项税收，但新加入了消费税。增值税作为单列科目独立核算。在1993年和1994年之间有一个统计口径的改变，除非销售收入将所有的销售相关税都扣除，否则将减少将近4个百分点（Holz和Lin, 2001b）。

[ix]亏损高度集中在小部分国有企业中，因此良好的破产程序将极大的提高国有企业的总盈利能力（Holz, 2001）。由于历史原因，小的国有企业是的盈利情况低于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它们中许多都是由地方政府所有，这些年开始逐渐的私有化或者破产倒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错误认识。（但是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数据无法获得）在1997年（可以查得数据的最后一年）小型国有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增值为国有企业增加值总额的15%。对国有企业破产和改革的详细分析参见Holz和Zhu(2002)。

[x]但是，无法判断如果1998年国有企业的类别没有重新划定，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否会急剧下降。可以推断1999年的比较结果，虽然这个结果非常有争议：从表1可以得出，“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权益回报率是3.26%，而“国有企业”仅仅为1.98%（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 p. 52f）。因此1998年前所定义的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的确是会使得所有国有控股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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