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自“改革开放”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的理论界、政策界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要了解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过程及其思维方式，就要对新古典经济学有一定的了解，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对于中国目前的决策者来说，长远的目标仍然是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而达成这一长远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仍然是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了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决策者寄希望于更大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主要是剩余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医疗等公益部门的私有化等。这些私有化政策，依赖的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信条，即只要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让人人都充分地、自由地追求私利，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就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的资源配置。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依据。
决策者所担忧的，是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中国经济发生突然减速的情况，从而不仅威胁到长远政策目标的实现，而且威胁到社会稳定，甚至引起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商品价值，并且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分别按照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分享价值。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主要是在劳动和资本间分配，由土地形成的租金相对次要。据此，经济增长的来源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贡献、资本投入贡献以及额外超出的部分。这个额外超出的部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可以理解为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增长率 = 劳动投入贡献 + 资本投入贡献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劳动投入增长率 * 劳动收入份额 + 资本投入增长率 * 资本收入份额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不仅是站在狭隘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内在逻辑错误(已经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名的“两个剑桥的论战”所证明)。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分解式仍然具有一定的统计意义，对于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有一定价值。
表1.1说明了美国经济自1950年以来历年的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情况并分别计算了后三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表1.1中，如果用劳动贡献份额乘以经济增长率再除以劳动投入增长率就可以得出各个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如果用资本贡献份额乘以经济增长率再除以资本投入增长率就可以得出各个时期的资本收入份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计算。)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黄金年代”，当时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大约为4%。但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已经只有不到2%。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代表资本主义“技术进步”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在2%左右。但是，自201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已经下降到0.4%。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资本增长率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长期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长期经济增长率 = 劳动投入增长率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劳动收入份额
世界上最权威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学家之一罗伯特·戈登，近年来多次发表文章，认为在经历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以后，未来重大技术进步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远不能与以石油、电力及其各种衍生产品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相比，并且已经开始消退。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低迷的情况将长期化。
戈登认为，美国未来的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能只有0.5%，长期的劳动投入增长率也可能只有0.5%，设劳动收入份额为0.6，则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1.3%。相对于美国1%左右的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将仅有0.3%。换言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将陷入长期的停滞，甚至在长远的未来完全停止增长。套用“改革开放”时代的话来说，代表世界市场经济最高水平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僵化，完全丧失了活力，成了“僵死”的市场经济。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已经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表1.2说明了中国经济自1990年以来历年的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情况并分别计算了后三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特点，特别是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表1.2中，用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来代表劳动投入。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基本与美国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相当。但是，到了2011年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年平均下降 1%。尽管经济决策层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深化改革”，也花了不少钱，中国的资本家在“自主创新”方面仍然没有多少作为。
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对资本投入贡献的高度依赖。1991-2010年，资本投入大约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2011年以来，资本投入贡献的比例竟然高达95%!在高度依赖资本投入贡献的条件下，资本投入的增长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较为熟悉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的读者可能意识到，这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和利润率下降;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如果得不到遏制，势必导致严重的、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图1.1说明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可能增长轨迹。图中假设，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将恢复并保持在1%;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将每年提高1%，直至达到95%。根据这些假设，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在未来几年下降到7%以下;在2020-2030年下降到5-6%;在2030-2040年下降到4-5%;2040年以后，非农业就业人口停止增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以下。这是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理想、比较平稳的设想。
(假设：劳动收入份额=50%;2015-2050年全要素年平均增长率=1%;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自2014年起每年增加1%，直到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达到95%;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30%，折旧率5%)
按照上述增长率，至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今天的五倍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现在美国的水平，也可以算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但是，这一套图上作业隐含着若干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一旦爆发，则中国经济将不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可能引来政治、社会方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转折点。
首先，中国经济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未必能保持持续增长。如果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但不增长，而且继续现有的零增长、负增长局面，则长期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趋近于零。
其次，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未必能增加到95%，而是有可能在达到80%、90%时就停止增长，甚至出现下降。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的时刻就可能提前到来。
最主要的，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几乎全部依靠资本投入贡献。一旦出现私人投资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势必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绝对的衰退。
按照图1.1的假设，至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2013年的5.5倍，但是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将达到2013年的10.2倍。企业部门固定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从现在的1.8增加到3.35，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9%增加到17%。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将从2013年的17%下跌到2050年的仅7%。
在利润率如此大幅度下降的过程中，中国的资本家能够不大幅度减少投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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