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我同全国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一样，回到了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开始迄今为止仍对我有重要影响的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经历。
我家所在的自然村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是某人民公社向阳大队所在地的上河村，至今仍属扶贫攻坚村。
回到农村的时候，正值轰轰烈烈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期间，我也就成了以田间劳作和汗水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一员。由于山高坡陡，人多地少，所在生产队1968年后学大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村庄右侧一条叫做横头箐的山沟里填沟造地。
方法是把沟边山坡上的泥土推到沟里填平，在适当的地方用石块砌道埂子，再用炸药在山坡一侧的崖石上炸出一条水沟，以便排泄雨季奔涌而下的洪水。一个生产队近20户人家两个冬春的劳作，一条长达一公里的山沟就变成了十多亩平整的水平梯地。
在那样的地方建大寨地，离开炸药是不行的。生产队的仓库里随时都有炸药、火索和雷管，喜欢做打炮眼硬头活计的我，就经常与炸药雷管打交道，即便随手丢在工地上，也从未发生过丢失的现象，也无需担心有人会有不轨之行。农民的民主被融合在了社员信得过、领导带好头的互动关系之中。
冬春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建大寨地的季节，农忙就有组织地点种收割。出工是按劳力强弱记工分，年底分配是按基本口粮加工分粮的办法结算分配。五包户和军属均有照顾，不存在衣食无着等情况。生产积极性高，晚上随时都要开会，对当前工作做出安排，或者记工分。治安很好，基本没有偷盗，干群关系是真正的和谐。经济收入主要是种烤烟和卖公余粮得到的款项。
社员的国家观念很强，也很爱国，有的年成受灾，粮食减产，生活有困难，但从不怨天尤人，粮食歉收仍然如数上缴公余粮，也不拖欠。交公余粮是全村的劳力都参加，每人用篮子背着百多斤几十斤鱼贯而行。交粮地点随时都在变化，少的时候单程至少要走25华里，有时要走30多华里，也有要走50多华里交到城里的时候，往返路程就成倍增加了。
1970年初，生产队决定利用村前河水的落差建水电站，我又参与建站施工。建成后在电站负责发电供本村及周边村的社员照明，还负责过磅磨面收费等事宜。工作之余就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边看边做读书笔记。由于集体主义教育的深入人心和大环境的影响，加之学哲学的启发，经手现金做到一尘不染，至今问心无愧;随时步行30公里进城买零件当天返回，从未报销过差旅费。
1973年之前，被评选出席过市的知青先代会和民兵先代会受到表彰，成了生产队的队委委员、民兵排长。当年7月1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底，生产队决定要办一所民办小学，解决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问题，我又成了唯一合适的人选。1974年8月，公社文教助理说某附中差语文教师，公社领导推荐我读师范，毕业回去教语文，我就这样结束了当农民的历史。
1975年10月，领导决定师范一二届学生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成了某公社吉科大队的工作组组长。那个工作组共有5名队员，4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农水局一名副股长任副组长。我则由此前的农民变为负责一个大队的学大寨工作组组长。
找准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参与建大寨地、修水库、住村抓后进，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都成了常规性的工作。激情燃烧年代的感染，我们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受到市委的通报表扬。社员的积极性很高，与我们相处得很好，1976年8月返回。年底市里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有份简报说，吉科大队“顶着干，粮食增产32万”(斤)，增产32万斤粮食是生产队过磅累计的数据而不是抓脑袋的结果，但“顶着干”(指四人帮)却难免牵强附会。
1976年10月参加工作后，我又以市委工作队员的身份，到过许多地方，深入村间了解情况，或协调驻村工作队员对社干部和社值单位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处理。以从由点到面、从特殊到普遍的视角看，农村和农业生产的集体化和高度社会化，简直就是一大奇迹。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问题如何如何多，吃不饱外出讨饭、集体生产难以为继等等，乃是自损文人或文化良心的悖论。
中国农民是个伟大而又淳朴的群体，他们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国家建设的理解、支持与贡献，构成国家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基础。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的社会风范，会让不少官员汗颜。在只有通过权力配置解决农村问题的今天，告别想当然或想入非非的领导作风，真心实意深入民间发现解决农民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乃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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