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同志离世了，中国因此少了一位对社会理想执着的守门人，少了一位具有良知的博学学者，更少了一位忠诚的职业革命家。
邓力群的去世，不可能有全国性的纪念，但他离世后各大网络及中央媒体对他的报导和“盖棺”之论还算可以接受。这一切如果退回十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们对邓力群就社会“前景”所做的各种预言，以及坊间流传的关于他与某人的争论曾让人觉得其人是那样的倔犟和不近人情，是那样的“左”之至极且顽冥不化。但现在人们不这样看了，因为，邓力群说的好多事情，老百姓都看到了;邓力群所预言的某些现象，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都感受到了。甚至那些“眦必中国”的公知们也从他的系列表述中寻找着可资利用的片言只语以为武器。
(1994年4月一清与邓力群先生的合影)
邓力群成了一个穿越者，他穿越了左右，穿越了共和国历史的评价体系，穿越了人们对社会理想和革命信念的理解。
他的有些穿越甚至是一种颠覆。
邓力群的同事们应该没有想到，2015年小年夜前他的离世会激起中国社会如此普遍的怀念，如此强大的反思。这实在是因为，这位百岁老人他太具“穿越”能量了。
我因了与邓老的秘书 郭先生的私交，曾多次去过邓在某胡同8号的家，看望这位湖南老乡。
第一次去“看望”他，其实是去打扰他。那时我在湖南某出版社工作，当时社里出版了本《中国农村大写意》，由我负责在北京作推介工作，目的也是想评上当时正兴起的“五个一工程”奖。郭秘书很是个热心的人，帮我联系上了邓老。邓老听说是湖南老家来的，又是关于农村题材的，几乎没有什么考虑就答应参加我们的会了。那天上午，我站在新华社大会议室的门外，迎接80岁邓老的到来。他有些感冒，但见了我这个小老乡极是热情，真叫一个满面春风，我因此知道这样的一个大理论家与人亲近和内心柔软的一面。
(邓力群先生参加我们的座谈会时的合影，后排左一为一清)
去邓家，我作为晚辈的晚辈，在邓老这样的大学问家面前，几乎是无法开口的，自然不太可能有多深的交流。都是听邓的一些发问，如实地回答些东西罢了，无非传达后辈对他老人家的记念与敬重罢了，看望就是一种纯形式了。郭秘书告诉我，邓老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所有思考，大抵与我们这些人是不太一样的。对郭秘书的这个话，我消化了好多年，及至后来看到《邓力群自述》才算是有了些理解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后见到邓老时，总看到他在中庭窗下苦苦思考的样子。其时，他的视力和听力都有些不支。我记得他是送过一个杂志给我的，是《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号，且上面有着他的签名。“邓力群 15/3 1994”，当时不大理解老人家为何在一本杂志上签上自己的大名，因为在我看来，邓老这样的大理论家、大学问家何至于对一本杂志如此重视呢。后来明白了，邓力群同志在向小平同志谈退休问题时曾提出过，希望自己退下来后做好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工作，而这本《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创刊号，当然就是他很看重的“成果”之一了，故以签名的方式赠人，可见其重视。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创刊号的签名)
在邓老退下来的日子里，他对于“国史”的写作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就是那本创刊号上，就有一篇他的文章：《国史写作不应忽略的若干基本内容》，这篇文章贯穿了此后二十年他所主持的“国史”写作的全部。在该文中，他首先提出的就是“关于国家疆域问题”，对有关新疆、西藏的写作强调特别要注意的几点。一直到离世，他都在关心着这些重大问题。2014年年8月27日，得悉新疆自治区党委将在乌鲁木齐召开纪念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五位烈士牺牲65周年的座谈会。邓力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发电表示其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深深怀念。这前后几十年里连系着的事，足反映了邓力群心中所装国之大事竟为何者。
邓力群是一个敢说实话、坚持自己看法的人。关于他“敢说实话”的事，估计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已经不少了，这里再多说点类似的故事似有嫌多。所谓“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他作为一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他对资本主义的入骨认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崩溃，世界、也包括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对于苏联社会制度有过多如牛毛的解构之言，大多是攻击性的。那个时候国人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抱持着很美、很不切实际的想法。在这样的一种普世性的思潮面前，邓力群所看到的、他的笔下所表达的，还是他对于制度本质的认识。在谈到苏联制度与资本制度在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时，他不附流俗，敢于坚持自我，估计这些都是他一直以来世界性地不招人待见的原因：
建国初期，我们从苏联引进设备、技术，聘请专家，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设备、购买技术、聘请专家，包括派留学生出国，又是怎么一种情况?资本主义国家只教我们使用、维修，不教我们设计、制造，他们的高、精、尖科技不让我们参观，苏联同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帮助我们搞尖端科技，不仅教我们使用、维修，而且教我们设计。仅管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还是制造出来了。苏联专家中的大多数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的，有很多感人的事实。我们的科学技术能较快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固然主要是由于我国人民和广大科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是和当时苏联的援助也是分不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94页)
我这里引用邓力群的话，想要说明什么呢?说实在的，听手拈来的这段文字我只是想说，邓力群是个说真话的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在全球性的对于苏联批判的当时，邓力群没有忘记苏联人曾经对中国人的好，更没有忘记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虚伪。他的提醒，应该永远让我们一些抱持“救资本主义的某国就是救中国”的一些人记住，那种势力与中华民族的大目标是永远不在相容的。
新世纪的初年，还去过邓家一次两次，那时候邓的眼力已经严重不支了。因为家人的要求，我们没有与老人家交谈。给人的感觉是，他总坐在中庭的窗口下独自发呆，心里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但他的内心一定是活跃着的。他的所思所想，一定是中国的大事情。否则就不大可能有那么多关于他“穿越”古今连通未来的那些预见。同时，他的内心也一定是宁静的，否则一种普遍性地对他的言行持否定态度的大环境下他不大可能活到整一百岁。
但他又确实活过了一百岁!
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如此澎湃活跃的内心与如此宁静安谧的内心，在邓老一人身上同时存在着，这是怎样的一位智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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