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同时论及殖民权力的无所不在和香港华人的身份争议，它既不想止步于刻划香港文化的混杂特色，也不停留于记述已由一些香港史家点出过的某些华洋合谋史实。与此相反，本书打算处理香港的中华性和殖民历史如何互相交错，以便推翻残留在后殖民文化研究当中的观念二元论。有鉴于此，本书以勾结共谋关系为关键，藉此拓展认识香港权力形构的分析框架。这不是说香港是殖民统治依赖勾结共谋关系的唯一地方，而是把无所不在的勾结共谋关系的存在，用作为一个便利却遭人们忽视的切入点，通过它来探究香港这种形态特异的文化景观。本书述及与此相关的多种利益和势力，以便展示这些多样的殖民文化形态(亦即多众的殖民性)所呈现的流动性和可变性。
作者罗永生，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殖民家国外》《殖民无间道》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编著《谁的城市》《学科·知识·权力》《社会科学的措辞》《解殖与民族主义》等。
序言(节选)
这本书的英文版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出版于2009年，不过它的初稿，亦即笔者在悉尼科技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早于2002年已经就绪。很高兴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在今年2015年和读者见面。但无论是上面提及的那一个日子，对这本书讨论的课题都有特别的意义。
一本以一百五十多年英治岁月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书，当然没有预知未来社会政治变化的能力，但在香港殖民权力体制的“勾结共谋”性质被了解之后，将来香港问题的发展轨迹，亦会有迹可循。我期望本书中文版的面世，能够让读者们去思考和辩论相关的问题时，有一系列可供参考的历史坐标。
事实上，勾结共谋关系如何是殖民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学术界的讨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种关系不单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欧洲殖民主义余绪对今日世界的影响，更可以让我们反思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局限。本书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希望在“殖民主义 vs 国族主义”的二元框架之外，另寻殖民权力分析的进路。这种尝试，亦与笔者在另外一些文章，提出需要重新以殖民城市的视角，审视香港的殖民经验有关。简单来说，要更全面地掌握香港，我们更要把香港放在东亚及东南亚大大小小殖民城市在历史上相互关联的角度，来重新书写这区域的殖民故事。这种以城市及城市网络为单位的殖民故事，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今日全球化/后民族国家的年代新的空间文化政治动力。
这几年来，关于亚洲和中国通商口岸城市 (port cities)的研究陆续出版，东南亚的海洋连带关系被更多研究者关注，更突显出过去国族主义分析架构的不足。事实上，在广义的后殖民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后的民族国家政权，往往将自己的正当性建基在解殖承诺之上。国族政权每每针对殖民时期建立的城市，宣称要实施一些去殖民化政策，象征性地摆出反帝的姿态。可是，在发展主义的逻辑支配底下，城市与城市赖以生存的腹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单没有被消除，反而得以强化。城市在协助组织资本累积所需的新的全球分工，它们之间也以全新的条件互相竞争。因殖民而建成的城市，也就快速地成为新殖民主义政经权力再度复活的温床，使去殖民化政策流于空谈或姿势。这些城市今日以既非国族所能划定的方式，亦非旧殖民宗主能掌控的方式，衍生出新的城市生活面貌，塑造新的城市政治经济体系和城市间竞争的格局。
在这些城市当中，它们的殖民过去不单为这些城市留下了它的地貌、城市规划的制度、充满历史风味的建筑和各种基础设施，也为居住在这些城市的市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记忆、生活习惯、思考方式、举止谈吐和美学品味等等。这种种国族文化改革大计未能全面整顿清除过去痕迹的地方，殖民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虽屡经驱魔解咒的批判风浪，但总能乘时势而回返，萦绕不断。而在香港，更因为它的殖民权力行使方式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受到各方的“呵护”，免于受到历次战乱和革命的直接冲击。所以，此城的殖民过去亦难免成为九七之后各方怀恋的对象。这也是香港新近出现的“恋殖”现象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能够被“恋殖”者看上的，自必然是殖民城市带来“殖民现代性”的一面，例如文官制度、法治、廉政、专业主义、城市规划，以及市民的“文明教养”、宽容、自律、卫生、礼貌、端正举止，甚至优雅品味等。不过，另一批同样地有“恋殖”情怀的，他们所恋的更多其实是香港“殖民传统主义”的那一部分(见本书第五章)。他们当然不是那些拿着“龙狮旗”、“港英旗”在街上挥舞的青年，甚或那些要求香港重新“回归”英国统治的那些“归英派”。不过，他们同样怀缅殖民地时代大部分人都甘愿当顺民，社会没有争执，没有什么人为民主权利、自由权利呼喊或争吵的殖民黄金岁月。而在社会管有政治权力的上层，他们的“恋殖”心思就更为赤裸。他们会公开嘲弄、质问那些执持改革信念的人，为什么过去一百多年来不见他们来要求民主?黑人花了数百年才争到投票权，为什么现在的香港人要急不及待?……诸如此类。不过，最坦白的还是那些称“中央”为我们的“宗主国”的，他们不用如学者周蕾般去将香港九七过渡描绘为“从一个殖民者到另一个殖民者”，因为他们自有一套语言，无缝无碍地将“回归祖国”演绎为“从一个宗主国到另一个宗主国”。
事实上，中文世界对殖民主义、殖民经验并不显得太过陌生，例如英国“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往往被优雅地翻译为“理藩院”，说明中国历来对殖民关系有一套对应的词汇。原因在于中国也有极为丰富的帝国经验。过去，这些词汇和思考被掩藏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正确用辞下，被遮抹被遗忘。今天，随着中国关于自身的形象被各式“天下主义”/“天朝主义”重新整装打扮后再粉墨登场，帝国技术和殖民概念的互通互换就愈显得顺理成章。
其实，鲁迅在1927年访问香港曾经写下他对香港的观察，佐证了在勾结共谋的殖民关系下殖民经验的互操作性。他写道：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逃入深山的苗瑶，是受不了中原历代朝廷的压迫和歧视，并非西欧列强欺凌的结果。鲁迅在香港一眼看到的“洋人主子”、“高等华人”与“奴气同胞”共同组成的殖民结构，立即联想到前代吃苦的土人，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现在与将来，显见英式殖民与过去朝廷理藩，其实都是压迫底层/土著的权力结构。英帝国和清帝国给予香港的是两套其实可以互相交换的象征权力秩序。毕竟，殖民治理和羁麾治理纵有分殊但其实骨子里还是可以互通，可以共谋，可以勾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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