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全面私有化”殷鉴

(马林韬)

　　新自由主义为转型社会和后发国家设计和推行的，通过“全面私有化”而一步跨入到西方式现代文明的所谓“好资本主义”鼓吹，实际却是，要对这些国家的一切传统社会关系和既定社会秩序，以颠覆式瓦解和急遽性破坏的方式，并实际形成了，对这些国家的一切既有社会财富，通过国际资本财团及其培育支持的少数买办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的控制瓜分，从而迅速地完成对这些国家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转型。

　　但历史却一再地证明了，其所复制的必然会是，也只会是，西方国家自身曾经历过的那种野蛮、血腥、混乱和黑暗的早、中期资本主义的情景(即我们所谓“1.0版”或“2.0版”的资本主义情形)。这一切的早期历史影像正如是，英国“圈地运动”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以及法国大革命之后，都毫无例外地所展现的，新资产阶级和政治权贵们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地对一切社会及公共财富大肆瓜分、巧取豪夺的极度混乱和极为不公的社会情形。而一切传统社会的国家，即使幻想着要一步登天地就进入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谓“好资本主义”(也即我们所谓的“3.0版的民主资本主义”)，但既然是要复制资本主义的历史，就必然只会形成，首先便是少数的权贵和精英们要争先恐后、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地重新瓜分社会的原始资本主义，并在整个社会新旧体制兴废转换的人为真空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某种完全失控的社会混乱甚至长期动乱的情形——其实，这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500年发展的历史中，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都概莫例外的资本主义“创世”逻辑!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立即实行了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大师杰弗里·萨克斯及其俄国的弟子们，为其设计的“500天全面私有化”的所谓“休克疗法”的资本主义改革计划。这一计划从他们为人们精心地描绘了一个美丽的“全民资产化”——即使全体公民都平等地成为国民资产的所有权利者——的资本主义“创世神话”开始，结果却是，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都遭到了空前的洗劫，并最终地是，少数买办资本的寡头和权贵精英们，以瞒天过海和“浮士德交易”[1]的“世纪大拍卖”方式，形成了对一切既有社会财富的强盗式瓜分，并人为地和急遽地制造了各种严重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动荡，乃至整个国家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和崩溃，整个俄罗斯也以这样的历史成本和社会代价，而迅速地完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全面私有化还被它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们自称是，在20世纪的俄国所进行的一次资本主义革命。但它的实际结果，却令许多曾对它充满了期待的西方人士也大为困惑并惊呼：怎么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俄罗斯的这场资本主义革命并没有建立起人们希望和设想的那种“好资本主义”，而是搞成了典型的“土匪资本主义”或是“强盗资本主义”!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演绎和形成的呢?

　　总之，俄罗斯“休克疗法”的“500天全面私有化改革”，作为新自由主义留给世人的又一历史存照，至今也仍然是很值得人们去认真回味和深刻反思的一个历史殷鉴!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为了一举地将苏联时期的党政官僚体制和计划经济体系坚决彻底的摧毁掉，在叶利钦总统的支持下，立即着手实行了在苏联时期就酝酿已久并饱受争议的所谓“休克疗法”的全面私有化改革。叶利钦总统在粉碎了1991年8月19日保守派政变后不久的9月11日，即将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核心人物，也是“俄罗斯青年改革派”精神领袖，时年45岁的的叶戈尔·盖达尔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和经济部的部长，1992年2月又任命其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负责全面的经济和改革工作，1992年6月则进一步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政府代总理。正是在青年改革派的积极推动下，1991年11月还正式成立了“国家私有化委员会”，简称GKI。“青年改革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后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铁面将军”的阿纳托利·丘拜斯成为GKI的首任主任，并很快就拟定了一个要把“传统体制下国家积累的巨大财产转到私人手中”的“全民私有化计划”——这就是曾对所有的人们都充满了诱惑的，将向全体国民平等和平均地派发“认股权证”(即“私有化券”)的“全民私有化计划”。1992年“8·19事件”一周年的这一天，叶利钦总统宣布了实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全面开启。后来丘拜斯把该计划原定1992年9月1日的启动日改为了9月2日，这是因为与丘拜斯同属圣彼得堡经济学家团体和青年改革派成员、也是私有化重要推动者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的女儿刚好这一天出生，启动日这一天的推迟意味着，阿尔弗雷德的女儿也将同这一天以前出生的全体俄罗斯人一样，都可得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当时约合25美元，但很快就只能换到4瓶伏特加酒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了第一次货币改革;1991年1月1日，官方公布的汇率为1美元：0.9卢布;盖达尔实行全面放开物价的改革后，至1991年底时，在恶性的通过膨胀中，卢布大幅贬值到1美元：170卢布;私有化改革推出的1992年，通货膨胀率已高达2000%，卢布继续贬值为1美元：400卢布;1994年11月25日的卢布更是贬值到1美元：3235卢布了)。向全体国民派发“私有化券”的“全民私有化计划”原定从1992年9月1日启动至1994年1月1日完成，并宣告认股权证到期作废——这就是所谓“500天全面私有化”的“休克疗法”(扣除节假周休日后恰为500余天)。但由于这一过程完全是在充满了各种矛盾、冲突和混乱中进行的……所以最后又把“私有化券”的有效期延长了六个月，至1994年7月1日到期。

　　其实，在此之前，盖达尔等就早已为全面私有化的推行进行了大量的铺垫和准备工作：对西方和私人全面放开了俄罗斯的金融，使一些具有西方背景的私有银行应运而生，并引入了一些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和私有化改革的顾问参与其间;按西方的资产财务标准和规则整顿和清理了原有的国家银行体系，停止了一些国有银行的传统业务，终止了其一些重要的国家资金的划拨账户，并直接转给了某些有着权力关系背景的私人银行;改革了原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渠道，甚至采取了决绝的“断奶政策”，使其只能转而去向私有银行进行借贷，这又成为后来私有化“第二战役”的更为重要、也更大规模所谓“贷换股”的重要前奏;盖达尔主政后还立马就推出了全面放开物价的市场定价改革，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知，结果却形成了，同“全民私有化”计划的推出如影随行的是，卢布急速贬值和市场物价飞涨的一场金融大恐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休克疗法”的全面私有化所呈现的乃是一片混乱，伴随着“私有化券”派发的卢布急速贬值和市场物价飞涨，每人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不但没有使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成为新国家的资产所有者，反而是，很多人却一下子就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和养老金(昔日的红色经理和厂长们转眼间就变成了“土皇帝”一般、对工人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资本家，任意解雇工人也成了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新常态);人们多年的私人储蓄也在严重的通胀中化为乌有;在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的严重危机中，许多人不得不用所谓的“私有化券”去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以渡饥荒，后来，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甚至只能够换到4瓶伏特加酒了;恰是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各种贪污腐败和对社会进行瓜分的巧取豪夺也在公然地进行着，苏俄时代经几代人艰苦奋斗和作出重大牺牲而形成的巨额的国家和社会资产，最后竟如变戏法一般地就转移到了后被称为“新俄罗斯人”的少数寡头和原本就是红色经理的体制权贵们的手中，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然而，这些寡头和权贵们成为新的资产所有者后，却并没有使已陷于危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的情形发生好转，整个国家财政也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甚至连人们的工资和养老金也不能按时发放了;以至于，不得不靠要不断地向西方乞讨和发行债券来勉力维持，西方的援助落空后，又不得不依靠进一步的所谓私有化，以出卖更多的国有资产来维系政府的运转了;如此还形成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危机……

　　这一期的政治冲突正是围绕私有化的争议、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构成和一系列重要的人事任命而展开的：1992年12月14日，盖达尔的总理任命在遭到杜马(国家议会)的否决后被迫辞去了代总理的职务;叶利钦总统转而任命红色经理出身的切尔诺梅尔金担任总理，盖达尔则仍被任命为俄联邦金融政策委员会成员，1993年9月18日又复任俄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1993年10月又发生了“府院冲突”的宪法危机(即总统府和作为国家议会的杜马之间发生权力冲突的“释宪危机”)。先是叶利钦总统宣布解散议会，议会则作出了罢免总统的决议，并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的相持和对立，危机的最终结果是，叶利钦总统下令军队炮轰议会所在地的白宫，强行解散了议会，并逮捕了议会反对派的主要成员，然后通过修改宪法而确立起了强化总统权力的国家政治权力体系。

　　在此前后，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一直就是处于各种危机和动荡之中，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却仍旧被顽强地推行下去了。为了应付各种危机和平息人们的不满，在这一期间，俄罗斯政府的首脑也遭到了频繁的撤换，但走马灯一般地轮番上台的却大多仍是俄罗斯私有化中坚的俄罗斯青年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及其门徒，这其中，除了盖达尔外，丘拜斯也于1992年6月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1994年11月起还成为了全面负责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第一副总理，1996年1月被解职(后来，丘拜斯把这一解职解释为是在大选前平息民众愤怒的一个必要措施)，但不久后，他又在即将面临总统选举的重要关头，自告奋勇地负责起了联络众寡头们，以支持和推动叶利钦竞选连任的组织领导工作，1996年7月，在帮助叶利钦再次当选总统后，先是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1997年3月7日又转任俄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997年11月，因一起腐败丑闻被解除财长后仍保留第一副总理之职，1998年3月被解除第一副总理后，从1998年4月30日始担任了俄罗斯“统一电力”的董事长。这期间担任第一副总理的还有代表着一些银行家寡头利益的下诺夫哥罗德地区行政长官鲍里斯·涅姆斯基。另外就是，“贷换股”发明人的寡头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也被任命为内阁的副总理。1998年3月23日，一直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掌门人，并在私有化中已成为其重要所有权者、也是叶利钦时期总理任职最长的切尔诺梅尔金被解除职务后，叶利钦总统又任命曾是下诺夫哥拉德的商人、也是青年改革派门徒的基里连科为代总理，在经过议会的一番争吵后，4月17日基里连科正式就任总理，但在1998年的全面经济和金融危机中，由于无力应对危机和制止卢布的大幅贬值，上任只5个月的基里连科也于8月23日被解职了……

　　这之后，俄罗斯进入了不得不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中，勉力地维持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后私有化时期了。1998年9月11日，前苏联克格勃头子，俄罗斯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总理。1999年5月12日，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后，内务部长斯捷帕金成为总理。1999年8月9日，斯捷帕金又被解职。叶利钦总统任命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担任总理。1999年12月1日，叶利钦又突然宣布普京将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向其“禅让”了总统职位，使其先是成为“代总统”，并以此而形成的政治权力优势和行政资源优势而使其在2000年3月26日正式当选为新一届的俄罗斯总统。这一戏剧性的、也是历史性的权力交接，还有一个直接了当而不加掩饰的政治交易就是：普京在担任代总统后所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签署了一项使前总统及其家人免受任何起诉的法令。如此，俄罗斯在全面私有化的所谓“资本主义革命”之后，整个国家和社会重建的普京时代也将艰难地开始了……

　　但“新俄罗斯此刻”的境况又是怎样的呢?

　　曾长期担任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和记者站主任，后任《金融时报》副主编，一直对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也充满了西方式的期待和关注，并对俄罗斯私有化改革进行了长期跟踪、采访和记录的基础上，写出了在世界上产生了轰动影响的《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2]一书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就在其书中，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话都说对了》为标题而记述道：

　　到1999年底，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已萎缩到十年前的一半多一点。这个几年前还号称是超级大国的国家，现在的总产值不敌比利时，只比邻国波兰多25%。

　　在苏联时代，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发展并不充分，但是还可以持续运转，现在却正在崩溃。教师和医生因连续数月领不到工资而自发罢工，导致学校和医院经常关门;断电、缺水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在一些军事战略要地，例如核潜艇基地，以及人命关天的地方，如手术室，也发生这种现象。1994年，俄罗斯的男性人均寿命降到了58岁，低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只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好一点。

　　在新俄罗斯，发迹的似乎只是那些极少数的超级富翁。到1999年，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掌握着全国一半的财富，而最穷的40%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不足五分之一。3000万～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月不到可怜的30美元。俄罗斯的新资本家贵族们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极其迅速地发了财，但并没有带动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他们的财富并不是来自于新技术、更有效率的服务或者是生产率更高的企业，相反，这些财富来自于对崩溃中的国家的掠夺：包括对国家的油田、镍矿、电视频道、出口许可证甚至政府的银行账户。而且，一旦俄罗斯这些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征服者们占有和确保了他们的战利品，他们很快地将这些财富转移到海外更安全的地方。据专家估计，从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的资本抽逃流出量在1000亿～1500亿美元之间。

　　……整个国家都如此犯罪化，从西伯利亚一个小镇上的欺行霸市的骗子，到克里姆林宫那些受贿的官员，黑社会几乎无所不在。黑社会不过是又一个俄罗斯套娃，是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中又一个盘根错节的层次。对普通的俄罗斯人来说，本地的恶棍带来了更大的、更直接的危险;而对整个国家而言，红色经理、寡头和腐败的官僚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经过十年的经济衰退后，下层社会陷入日益贫寒的挣扎之中，少数权贵则过着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俄罗斯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地狱，这正是前苏联的意识形态所描述的耸人听闻的“腐朽的西方”生活，正像一位擅长讽刺的俄罗斯朋友所承认的那样：“马克思告诉我们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都说错了。但事实证明，他关于资本主义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休克疗法”的私有化教父杰弗里·萨克斯及其俄国弟子的青年改革派们“攻陷巴士底狱”的“资本主义革命”。

　　在20世纪末叶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中，被称为全球私有化教父的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曾作为南美和东欧一些社会转型国家的顾问，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为这些国家设计和推行了全面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转型计划。萨克斯在南美和东欧一些国家设计和推行“休克疗法”的激进私有化，实际上是以雄厚的西方资本为推动，并在这些国家的全面私有化中，将其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完全地跨国资本化、资本买办化和全面债务化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所谓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也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市场呈现出了一种依附性的短期繁荣景象。但这一切却很快就陷入了各种尖锐社会矛盾和经济债务危机的严重混乱之中，以至于在短短的十年左右，不仅“拉美化”已成为了一个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债务危机、社会动荡的代名词，也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又形成了一股强烈地要求建立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经济债务平衡的左翼化复归的社会潮流，萨克斯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备受人们争议和饱受非议的时代人物。

　　但恰是在萨克斯推销全面私有化正不遗余力、如日中天、方兴未艾的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立即就把西方的这位私有化教父聘为了叶利钦总统和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改革顾问，并由其为俄罗斯设计了一个“500天全面私有化”的所谓“休克疗法”的资本主义转型计划。在此之前，多次访问俄罗斯的萨克斯还网罗和吸纳了一大批的俄罗斯弟子，这其中最重要的正是“俄罗斯青年改革派”，它不仅成为了一个成长在体制内并活动于政府和国际之间，获得了西方许多政治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定期举办各种学术活动的思想论坛，能够影响俄国社会经济舆论和改革发展走向的非政府社会精英组织，并最终成为了俄罗斯全面私有化改革最重要推手和坚决实施者的社会中坚力量。

　　这个最终成为俄罗斯全面私有化改革最重要推手和坚决实施者的俄罗斯青年改革派，由一群都是俄罗斯社会精英的青年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所组成，它的核心人物正是后来在俄罗斯的全面私有化改革中都扮演了重要历史角色，被公认为是青年改革派灵魂人物的盖达尔和后来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铁面将军”的丘拜斯。

　　青年改革派最早形成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 1986年8月下旬，盖达尔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经济学家们在列宁格勒(后恢复旧名为圣彼得堡)郊外名“蛇山”的一个旧疗养院里，组织了一次经济学研讨会，之后亦定期聚会，并形成为一个后来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联系和重要影响的政治团队：“青年改革派”(也被称为“蛇山会议派”)。

　　青年改革派灵魂人物的盖达尔出生在一个爷爷是老布尔什维克英雄的高干家庭里，苏联时期的家庭特权，使盖达尔不仅从小就获得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毕业后更是得以在苏联特权象征的驻外机构工作，并成为在苏联时代能够接触到西方文化思想和领略到西方生活方式的最幸运年轻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生的盖达尔，在阅读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的各类经典论著后，成为了一个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并在对苏联制度模式的反思中，形成了对中央计划经济全然批判和彻底否定的态度，他最终得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就是：苏联的经济社会已经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拯救它了。盖达尔后来成为了“休克疗法”的最狂热信徒和鼓吹推行者。

　　盖达尔之所以成为了青年改革派的灵魂人物，除了他所具有的十分强烈和观点鲜明的西方观念和自由经济思想外，还因其显赫姓氏和家族的关系而能在体制内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在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和积极推动改革的苏联时期，当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政治改革的议题，并一时间形成了各种的政治示威和抗议活动之时，盖达尔和他青年改革派的团队则始终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此时的盖达尔虽已完全抛弃了他祖辈信奉的那些所谓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思想，却仍然还坚信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信条，并不遗余力地要在体制内实现一场他们自称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革命”。盖达尔曾直接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希望说服中央高层接受和推行他们的激进改革主张。有些优柔寡断的戈尔巴乔夫，虽未能力排众议地排除中央委员会中“保守力量”的反对，但还是巧妙地把一个老资格的自由派支持者、并同盖达尔家族渊源深厚的奥托·拉提斯任命为了苏共机关重要意识形态刊物《共产党人》的副主编。拉提斯随即把盖达尔指定为该刊物的经济学编辑。由于这个刊物本身就是苏联时期“最高的政治导向仲裁者”，“因此盖达尔和青年改革派可以随意发表他们想发表的东西”，“《共产党人》也成了盖达尔和他的团队的一个无价的桥头堡”，或如青年改革派成员之一的阿列克谢·乌里约卡耶夫后来回忆所说的，“《共产党人》成了一艘破冰船”……正是这样，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总统的支持下，立即着手实行了在苏联时期就酝酿已久并饱受争议的所谓“休克疗法”的全面私有化改革。青年改革派核心人物的盖达尔和丘拜斯等人也被委以了重任，联袂并接力地演绎了后来被人们称为是以“攻陷巴士底狱”的方式，把旧体系彻底摧毁了的俄罗斯版的“资本主义革命”。

　　——“上帝创世”的“普遍权利”神话和全面派发“私有化券”的“全民资产化”骗局。

　　就俄罗斯“全面私有化”的历史殷鉴而言，人们还该清醒地获得的一个认识就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博爱”(或“自由、民主、人权”)的那些理想宣言，曾经是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天赋人权”和“人人自由平等”的“上帝创世论”的美丽神话之上的，并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乃是最符合上帝之道的一个现代社会体系，这也成为资本主义法权关系的私有权利具有天然合法性和历史合理性的根本法理保证。俄罗斯的“全民私有化”，也正是从要人为地复制一个资本主义“创世”的所谓“全民所有权化”的美丽神话的鼓吹而开启的。

　　我们曾一再地提到，西方自由主义的新文化革命，其实是以个性解放、人权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神圣的资产阶级口号为其思想宗旨和文化本质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那些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们，在论及人的自由权利及人们自由权利普遍化的社会真理时，从洛克、卢梭到黑格尔等，都无不把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看作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权利或人权。黑格尔还把这看作是自由主义的真理现实性的具体体现——这无疑是正确的，要是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权利，还何谈什么自由呢?

　　然而，一切真理又必须是现实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那么，自由真理的普遍性或财产权利的普遍化又将怎样来体现和实现呢?

　　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自由主义的那些关于“由、平等、博爱”(或“自由、民主、人权”)的理想宣言，曾经是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上帝创世论”的美丽神话之上。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革命早期的思想家们曾提出“天赋人权”口号，并把它解释为，上帝创世时曾赋予每一个人完全是“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财产)权利，但后来却被封建专制者剥夺了，因此要进行革命，重建自由平等的“契约式”自由民主国家。

　　但面对着无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现实存在的种种财产占有关系的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平衡，有人又解释说，上帝创世之初曾经让所有人都自由平等的，只是由于各人的祖先有“肖”或“不肖”之分别，才形成了今天的贫富分化，但在资本主义自由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所有的人只要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就最终还是可以获得各自的自由权利的——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十分牵强的。最后，还是黑格尔以其充满辩证法的理论来证明说，正是由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自由资本主义“自平衡”演绎的历史逻辑，将会最终地实现人们自由财产权利的普遍化。黑格尔还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作是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法哲学(社会哲学)基础。然而，自由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却使黑格尔主义不可避免地陷于流产了。

　　黑格尔主义流产之后，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文化就完全放弃了对什么是自由主义真理的理论探求，并实用主义地把自由主义真理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或“自由、平等、博爱”)，看作了一种并不需要建立深刻历史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价值符号，另一方面则形成，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解构和非体系化、狭义化的发展，从此，整个西方自由主义也再没有任何完整的体系化发展，而是沿着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文化思想路线，最终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一些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却以要人为地再现一个“上帝创世”的神话，来为他们设计和推行的所谓“全面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作为包装了。俄罗斯的“全民私有化”计划，正是在“全民都将平等地成为资产所有权者”的鼓吹之下，并仿乎是要人为地复制一个“天赋人权”的现世版的资本主义“创世神话”而开始的。

　　这一现世版的资本主义“创世神话”就是，俄罗斯将向每一个公民都平等地派发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并以此而将俄罗斯的国家和社会资产“全民私有化”的计划。

　　然而，这个要复制“上帝创世神话”的“全民私有化”计划，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瞒天过海的惊天大骗局!

　　每人都平等地获得了1万卢布的“认股权证”。且不说，每人这1万卢布的“权证”在随之而的通货膨胀中还能值几何了?就怎样平等地瓜分既有的国家和社会资产而论，按俄罗斯不足两亿的总人口计算，一共才拿出了这就算两万亿的泡沫“权证”，这样的国家家底都公布得透明清楚，或是能够做到清楚和明白吗?难道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只是拿出这区区两万亿卢布的一纸“权证”，就忽悠着要实现“全民私有化”或是“全民所有权化”了吗?

　　其实，俄罗斯真正的私有化，却是在这之前和之后，以少数后来成为寡头的一些人们，全然是以金融操控、黑箱操作和政治联盟的内部人交易，甚至是贪污腐败、权力交换的巧取豪夺和野蛮瓜分的方式而最终地展开和实现的……

　　在此，我们姑且先假设，以上那些幕后黑箱的因素都不存在，所要私有化的全部家底也都是清楚和明白的，并且一切都是按“私有化券”的“平均”和“平等”方式而进行的。但即便如此，仅就种种客观性、技术性要素的信息不对称而论，就算真的是让“上帝”来主持，也是绝不可能会有任何意义的“公平”和“平等”啊!

　　为什么你的“私有化券”变换为的全是那些金边资产的“银行股”，或是“中石油”、“中石化”的等等，而其他的人们却只能换到一些行将要破产倒闭企业的“垃圾股”呢?

　　好吧，就算是“点背不能怨社会”，那么，即使在同样的点位上和企业里，要是还存在着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上的不对称，那么，以上那种券面形式上的“平均”和“平等”， 其实也都不过是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超级欺骗和天大忽悠了!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她《世纪大拍卖》的书中，就追踪记述了如此的一个很是典型、也很有代表性的生动事例：

　　诺沃斯别斯克最主要的企业之一就是诺沃斯别斯克锡厂，它是俄罗斯唯一一家生产锡的企业，也是欧洲最大的同类企业。该企业有1300名员工，产品能够出口换汇，因此是当地最有吸引力的企业。

　　但是，在诺沃斯别斯克锡厂，资本主义革命并没有带来外国投资者或者新俄罗斯企业家的资金和技术。相反，私有化强化了该企业在苏联时代的红色经理亚历山大·杜杰尔尼的地位，把他从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资本家。

　　杜杰尔尼并不是唯一的。在一项对2000家俄罗斯企业进行的调查中，曾经做过丘拜斯和GKI的西方经济学家顾问小组成员的廘特杰斯大学教授约瑟夫··布拉西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三分之二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其控制权落到了原来的管理人员手中。这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讽刺：由于丘拜斯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做出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青年改革派已经制定了有利于红色经理们的法律，但许多人还是越轨，利用他们在旧体制下所享有的权利从自己所管理的企业中获得了更大的股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诺沃斯别斯克锡厂就成了这种丑陋的官僚私有化的全国典型。

　　诺沃斯别斯克锡厂名扬天下，要归功于萨沙·贝克尔(一位出生于诺沃斯别斯克的莫斯科财经记者)……揭发诺沃斯别斯克锡厂的不公平交易成了贝克尔个人发动的一场运动。

　　1995年，贝克尔劝说我与他一起到诺沃斯别斯克，亲自去看看那些红色经理们在如何控制新俄罗斯。我们首先遇到的人是安娜·茹莫洛娃，她是锡厂原来的证券部负责人。这位35岁的苗条女人对诺沃斯别斯克锡厂的罪恶像贝克尔一样深恶痛绝……他们两人讲述了杜杰尔尼干了些什么和他们如何试图阻止他。

　　杜杰尔尼在被任命为工厂的总经理时，只有34岁……他的思想也颇为与时俱进。当其他红色经理们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试图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时，他却和自己的企业一起开始改制……1989年，他在诺沃斯别斯克的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抱怨市场改革进展太慢……苏联解体了，杜杰尔尼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他是私有化的积极热心的支持者，他的工厂成为诺沃斯别斯克地区第一家被出售的企业。在那些身处莫斯科的青年改革家眼中，这样的行动使杜杰尔尼成为不可多得的改革派，一个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管理的企业转到私人手中的苏联经理。“杜杰尔尼想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廉价地把国家财产买下来。”茹莫洛娃说，她当时是杜杰尔尼的经济顾问。……他系统地将企业的资产价值低估，以方便自己购买，并且操纵了一起“投资竞标”，通过这个过程把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出售给一家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然后，杜杰尔尼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来增加他在企业的股份……如同我们所知，俄罗斯的大众私有化运动要把私有化企业中为数不少的股份分给普通职工。杜杰尔尼想自己得到这部分股份——加在一起超过50%。为此目的，他设立了一个胡萝卜加大棒式的体制，诱骗工人把他们得到的股份卖给公司的一个由他控制的基金。这个阴谋的核心是杜杰尔尼用公司的收益去购买一些消费品，从电视机到长筒丝袜等等，然后鼓励工人们用自己手中的股票来换取这些消费品。

　　除了杜杰尔尼用企业的钱来增加控制权以外，更让茹莫洛娃感到愤怒的是他的暗箱操纵。他不给工人们发工资，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出卖股票以换取生存……“杜杰尔尼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他决定着谁可以继续工作，在诺沃斯别斯克这个已经有很多工人被解雇的地方，这种决定极其有威慑力。”她说，“在诺沃斯别斯克锡厂，杜杰尔尼就像沙皇和上帝。”

　　1995年春，当我见到茹莫洛娃时，她已经被开除了。杜杰尔尼停发了她的工资，迫使她离开企业;她夜里收到匿名恐吓电话;有小流氓警告她停止宣传，不然的话……但是茹莫洛娃没有妥协。像贝克尔一样，她开始意识到诺沃斯别斯克锡厂的问题反映着俄罗斯资本主义改革中出现的所有错误。正是茹莫洛娃和她的两位同事最先找到了贝克尔……“自从他开始报道这件事以后，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亚娜·罗格智娜，诺沃斯别斯克的一位公诉人开始通过民事法庭起诉杜杰尔尼，全然不顾他在当地的关系网的压力以及来自媒体的那些市场改革者们的指责，改革者们担心这样的指控会阻碍新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当地警察部门的有组织犯罪调查中心也开始对杜杰尔尼立案侦查……谢尔盖·阿法纳谢耶夫，一位29岁的侦探，负责这宗调查……通过跟踪追查诺沃斯别斯克锡厂的锡的去向，阿法纳谢耶夫发现了几家设在外国的公司，他断言这是杜杰尔尼用来隐匿其利润的空壳公司：一家在列支敦士敦，一家在新加坡，还有一家在英国。对于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腐败，阿法纳谢耶夫并不觉得惊奇……“这就是俄罗斯式的盗窃。”阿法纳谢耶夫在当地政府和莫斯科的上级并不欣赏他的这种激情。但是，他却没有被吓到。“打个电话就可以让我们停止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看一看吧，我们的国家简直荒唐透了。一方面，我们正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讨60亿美元的资助，而与此同时，从类似于这个锡厂的地方，每年通过资本外逃流出这个国家的资金要两倍于那个数字。”

　　第二天，我去见了阿法纳谢耶夫正在设法阻止其犯罪的那个人：杜杰尔尼。……杜杰尔尼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改革思想、有勇气和眼光，从一开始就支持私有化的管理人员……他认为，反对他的宣传纯属出于嫉妒……他对警方、公诉人和记者们的关于他非法将企业私有化的指控的最强有力的反驳，就其要义而言，与莫斯科的一些青年改革派的观点如出一辙。杜杰尔尼说，好吧，为了说明问题，就算我承认我违反了一些法令，现在看来又怎么样呢?私有化过程已经完成了，现在再来追究其合法与否，等于是要打开一只装满法律和政治问题的潘多拉魔盒。

　　“这些法庭听证有什么意义呢?“杜杰尔尼问我。“工厂已经被私有化了……从这件事一开始，我就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拘泥于写在纸上的法律的条文，还是创造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我问我自己，如果他们威胁要夺走我的一切，我为什么还要如此辛苦努力?也许我应该干脆移民到西方去算了。”(的确，杜杰尔尼现已有充分的条件随时可移民西方了。)

　　我带着一种不安的感觉听着杜杰尔尼的争辩。他也许是他的反对者们所描述的那种贪婪的弱肉强食者，但是，我又很厌恶地感觉到，他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让杜杰尔尼这样的红色经理们先富起来，是青年改革派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是他们与这些苏联时代的贵族们所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杜杰尔尼的行为属于这种非正式契约的范围。他的罪恶是腐败贪婪，在一个因资本外逃而一年损失几十亿美元的国家即使他有些小偷小摸，其数额相对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杜杰尔尼不过是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招贴画中的一个龌龊的小丑，尽管他可能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由贝克尔的文章所引发的法律诉讼逐渐进入到俄罗斯申述程序的最高阶段。但是，当案子达到那个阶段时，法庭和公诉人却最终放弃了。杜杰尔尼和工厂管理层被发现违反了几项法令，但是，联邦当局认为对此采取任何行动都为时已晚。工厂的管理层象征性地支付了一点罚金——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这点罚金微不足道——杜杰尔尼保住了他的多数股权。

　　“他现在在工厂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更牢固。”贝克尔在最后决定下达后告诉我。“他像一头狮子一样保卫着他的财产，他赢了。”

　　其实，一切也正如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所说的那样，杜杰尔尼的龌龊行为不过是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摸”而已。杜杰尔尼令人恶心的龌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太靠近这场私有化战争的最前沿了，要直接地面对着那众多的工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自然是只能“赤膊上阵”，并以“茹毛饮血”、“生吞活剥”和“刺刀见红”的下三路方式来搏杀……所以，比起那些无论是立足更加高深，“君子远庖厨”、“风云弹指间”而更加有绅士风度的红色权贵，或是通过内外通达买办，高端金融操纵，并以内部人交易和“贷换股”的精巧手法，最终完成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最核心资产大口吞噬的新俄罗斯寡头的那些人们，杜杰尔尼之流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红色绅士们柔性设计的内生性或寄生性的私有化。

　　在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书中，还以《最精明的红色经理们》为小标题，记录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以柔性化的内生性或寄生性手法而实行私有化的情形：

　　在这场争夺战利品的战斗中，最狡猾、最有耐力的战士是那些天然气和石油企业的经理们，他们掌管着俄罗斯丰富的、分布广泛的生化燃料宝藏。无论是从他们的本性，还是从他们的经验来说，都看不出这些人有能力很好地适应羽翼未丰的市场经济。他们是苏联体制下的企业官僚，通常都脸颊通红、嗜酒成性。但是，在尘埃落定后，这些旧式的天然气和石油经理们却成为这场争夺新时代的经济控制权的斗争中最成功的佼佼者。他们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秘密在于他们胆大包天、敢于把那些对于无足轻重的工业基地进行私有化的原则，(也)应用到俄罗斯最宝贵的自然资源部门。丘拜斯私有化运动的全部理念是，把俄罗斯的工厂白白送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它们转移到私人手中。对于苏联时代那些已成为破铜烂铁的工厂来说，这种哲学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马注：其实，这也只是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式的西方人的幼稚和缪见，在中国也大有人在鼓吹这样的哲学，但私有化所面对的又不是一群圣徒，而是早就在那里虎视眈眈的各种饕餮强梁者，有此“法理信条”，岂不胆大包天?还哪里有什么界线而言。事实上，即使那些被称为“破铜烂铁”的下面，本也是价值可观的地产和不动产，很多人正是靠掘此而凭空地就成了百万或千万富翁的)。但是，破败的钢铁厂的股份与巨大的天然气田的股份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此种差异使得那些天然气和石油经理们成了俄罗斯新兴资本家中势力最强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人中，最有权势的偏偏是两个最不可能成为资本家的人：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列姆·维亚希列夫，这两位中年人都是前苏联时期的工程师。切尔诺梅尔金身材高大，他的俄语句法并不熟练，举止缓慢而拖沓。1992年年末，当他被议会任命为总理，以取代日益缺乏民心的盖达尔时，立即遭到了机敏的莫斯科知识界嗤之以鼻的嘲讽。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笨头笨脑的切尔诺梅尔金，却创建了在资本主义俄罗斯占有主导地位的石油集团——天然气工业公司。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管天然气行业的苏联内阁部长，切尔诺梅尔金是最早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早有一天要改变整个国家的产业界官僚之一。当其他红色经理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的时候，切尔诺梅尔金已经把它变成了一种机会。1989年，他把整个天然气行业该组成一个公司，自己做了董事长。当时公司还是国有的，但是当青年改革派的私有化运动开始重塑俄罗斯工业时，他的战略的美妙之处就显而易见了。

　　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份中有高达15%的部分以名义价格卖给了公司的雇员和管理层。公司保留了10%，35%卖给了国内投资者。这些股份一般都是通过非公开的拍卖来出售的。政府保留了丰厚的40%的股份(马注：在后来“贷换股”的私有化“第二战役”中，一些寡头又开始了对这部分国有股的瓜分)。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内阁与维亚希列夫——切尔诺梅尔金的前副手、现任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一把手——签订了一份授权协议，使天然气工业公司管理层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该协议授权公司的经理们负责管理政府在该公司的股份。此后又订立了一项秘密协议——后来被国家宣布为无效——授予公司的管理层按大大低于市价的价格增购公司股份的权利……

　　然而，尽管天然气公司的企业经理们也许是俄罗斯最成功的资本家，但他们同时又是最传统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对苏联时代的父爱主义的最大认同，就是在国内的市场销售中实行补贴价格——通常不足世界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而且，它还能够容忍国内客户数额巨大的拖欠行为。从表面上看，天然气工业支持着由国家控制的、人为压低的价格，其行为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实际上，在俄罗斯这个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国家，取暖、做饭和发电都依靠天然气，天然气工业的这种做法使得他们可以宣称，“我们在为整个俄罗斯烧暖气和做饭。”维亚希列夫在与我的一次谈话里就是这样说的。这样一种地位所带来的政治和财务上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天然气工业公司为此获得了一系列丰厚的税收优惠，包括为设立稳定基金而获得的免税。虽然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需要获得许可和额度，但天然气工业却被豁免缴纳其全部出口税、部分进口税和增值税。按照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隆德——一位享有盛誉的批评天然气工业公司的经济学家——的分析，天然气工业的税收减免每年要使国家财政损失几十亿美元。

　　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这些税收减免，以及与切尔诺梅尔金内阁的密切关系引起了许多青年改革派成员的抨击。他们认为天然气工业是形成自由的、透明的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之一。西方的批评更为激烈。杰弗里·萨克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理论的发明人之一——认为，天然气工业公司被人从俄罗斯人民手中“盗窃”了。这位世界上最赞成市场导向改革的专家提出的解决办法令人吃惊：他认为应将天然气工业公司重新国有化，然后再以更平等的方式将其私有化。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经营管理体系(也包括整个国家的工业管理体系)曾经是官僚化的，但后来的私有化——在这里表现的是内生性手法的局部私有化——却使它不仅官僚化的问题没有解决，还平添了一个完全利益集团化和鲸吞腐败化的问题。对此，无论是青年改革派的成员们还是他们的导师萨克斯，似乎都有理由大声地叫喊：这一切正是私有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

　　但是，前一轮“休克疗法”的“全民私有化”，不是已经被证明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惊天大骗局，并已搞得真是面目全非了吗?如此，萨克斯再次鼓吹的 “更平等方式”又将安在呢?

　　其实，俄罗斯全面私有化的真正主战场，根本就不是以上那些在台面上演绎的全民“私有化券”的派发，以及这其中的无论是“黑箱”还是“白相”的所谓交易或掠夺的形式，而是在此前的金融全面开放中，以操纵金融和内部人交易的手法，已然成为寡头的少数精英利益集团，在这此前、此中和此后的整个过程中的那些长袖善舞和高台运作，而且，人们还将要看到的是，他们还将要在私有化“第二战役”的权利保卫战(“总统选战”)和变本加厉的“贷换股”中，进一步地瓜分整个国家的那些“内部人交易”的情形!

　　——金融全面开放的私有化前奏和新俄罗斯寡头的“七银行家集团”。

　　我们此前曾提到，为了私有化计划的全面推出，盖达尔们早就进行了大量的铺垫和准备工作：高薪聘请了西方的私有化专家为顾问，对西方和私人全面放开了俄罗斯的金融，总部设在苏黎世，属于华尔街财团控制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成了参与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的主要跨国投资银行，并经手了俄罗斯十分之一的认股权证发行，一些具有西方背景的私有银行或是金融买办也应运而生;按西方的资产财务标准和规则整顿和清理了原有的国家银行体系，停止了一些国有银行的传统业务，终止了其一些重要的国家资金的划拨账户，并直接转给了某些有着权力关系背景的私人银行;改革了原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渠道，甚至采取了决绝的“断奶政策”，使其成为了只能去向私有银行进行借贷的“杨白劳”，这又成为后来第二轮更为重要、也是更大规模“债转股”私有化计划的重要前奏;盖达尔主政后还立马就推出了全面放开物价的市场定价改革等等，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知，随之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还都成为了推动以上这一切迅速地发酵、完成的加强性要素……

　　正是在这样的设计和运作下，俄罗斯一些思想敏锐、先知先觉、成长于体制内、依托着各种权力关系而又敢为天下先的青年社会精英们，最早地做好了迎接资本主义革命大潮洗礼的思想准备，充分地利用了他们的各种权力关系优势和行政资源优势，以及最早地同国际金融资本建立起联系和进行合作的优势，在成为了最早的俄罗斯私人银行家的同时，也在后来的整个私有化过程中，捷足先登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并最终成为了在新俄罗斯经济、文化、社会的不同领域，乃至于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进程中，都拥有了强大垄断势力和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寡头利益集团(相当一些青年改革派的成员也成为这些寡头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他们正是，后来被称为“新俄罗斯人”或“新俄罗斯寡头”的“七银行家集团”。

　　“七银行家的寡头”是：

　　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出生于1964年，来自西乌克兰地区的物理学家，阿尔法集团和阿尔法银行的创始人。著名的青年改革派成员、经济学家彼得·阿文和最早参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在俄投资活动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夫相继加盟阿尔法集团后，也使弗里德曼成为第一个俄罗斯本土的金融投资家。通过大量购买那些他所了解的西方跨国公司有意收购的俄罗斯公司的股份，然后以更高价格卖出，从而赚取高额利润，弗里德曼和他的阿尔法集团成为了新俄罗斯的寡头);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曾是一位数学家，在工业管理部门从事复杂工业体系的数学模型设计。“像其他大多数后来的寡头一样，20世纪80年代末，他已开始涉足私营部门了。也像所有这些人一样，他的财富同样来自于从凋零的苏联国家大厦上挖来的砖瓦——事实上经常是整堵的墙和大楼……1997年被《福布斯》杂志列为世界上第九位最有实力的企业家”。别列佐夫斯基曾千方百计地同克里姆林宫和叶利钦家族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他自告奋勇地成为了叶利钦自传(第二部)的出版商，后来还成为了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RT)，即国有的全国电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一度成为了总统背后的影子决策者。对于这位新俄罗斯寡头的传奇发迹史，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她的书中记述道：“别列佐夫斯基的人际关系阶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与弗拉基米尔·卡丹尼科夫相识的时刻。卡丹尼科夫是俄罗斯中部的一家汽车制造厂‘阿夫托瓦兹’的经理，这家工厂一度是世界上轿车产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别列佐夫斯基出差到塔格利亚缇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在迅速展开。在伏尔加河畔密密的松柏林中，看到大批闪亮的拉达车从组装线上流下来，他来了灵感……他说服了卡丹尼科夫接受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们开发了两项生意——罗卡瓦斯汽车销售代理和AVVA投资金字塔——后来成为一种金融和政治游戏的范本，别列佐夫斯基正是通过这种游戏使自己成了俄罗斯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创办罗卡瓦斯的经济手段与全国各地那些红色经理和暴发户们——从炼铝、造纸到油田——所使用的手段如出一辙，用这种手段，他们使自己致富而使国家成了乞丐。简单来说，其基本的思路就是，把利润中心与成本中心分离，即把汽车的实际销售与汽车的生产相分离。由别列佐夫斯基和卡丹尼科夫为首的罗卡瓦斯公司接管了汽车的销售和现金收入，而阿夫托瓦兹工厂却要负责支付工资，支付供应商的货款和国家的税收……当然，在原则上，罗卡瓦斯的创办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罗卡瓦斯和其他类似的成千上万的附属于企业的销售公司一样，要付款来购买产品。但是，不透明的会计运作使子公司很容易就可以繁荣起来，而母公司则在不断增长的重重债务压迫下萎缩……别列佐夫斯基和卡丹尼科夫完成的第二项工程是AVVA，另一个有争议但完全合法的企业。表面上，他们建立的是一个投资基金，目的是在国外建立一个生产基地，生产阿夫托瓦兹的一个新品牌……而实际上，AVVA的主要意图是凭借阿夫托瓦兹的品牌影响，充分利用俄罗斯老百姓向往快速发财的弱点来融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为金钱发疯的时刻，一种自然发现或者一个突然出现的社会偶像会把全体国民抛向对眼前财富的疯狂追逐中。在17世纪的荷兰，这个时刻是郁金香狂潮，一株‘总督’种的球茎可以卖到两拉小麦，四拉大麦﹝每拉为4000磅﹞，八头猪，十二只羊……一个世纪后，英格兰人成了贪婪的南海股票泡沫的购买者，那是一个开发南美贸易机会的计划。阿兰·格林斯潘也曾暗示过，20世纪末美国人对互联网股票狂热追捧的原因也许正是同样的动物本性。但是，在改革初期的俄罗斯，对金钱的疯狂可能比从前任何地方出现过的情况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利用人们这种天真的渴望而大发其财，AVVA在俄罗斯可谓先锋之一，该计划从俄罗斯老百姓手中吸引的金钱数以百万计。对这些投资者来说，这是一项失败的投资，但它却与罗卡瓦斯一起，成了别列佐夫斯基的第一桶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苏联时代需要省吃俭用给孩子们买冬天的连袜裤和学习用品、与朋友们合用一辆汽车的别列佐夫斯基，已经富裕得足以自付学费把他的两个大女儿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念书，并且娶了一位仪态万方的妙龄女郎做第二任夫人……到1993年，别列佐夫斯基决定玩更大的游戏。他打算把他最先在塔格里亚缇使用过的手法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利钦身上再用一遍……当尤马舍夫﹝叶利钦回忆录的代撰者和后来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推荐别列佐夫斯基作为第二本回忆录的出版商时，第一家庭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他的介绍……总统俱乐部是叶利钦真正的朋友、而不是官场同僚们聚会的地方……别列佐夫斯基是唯一一位被允许进入的寡头，他很快就利用这种独特的优势而钻营得更深入了……即使在俄罗斯，公开向总统行贿也是越轨的。但是，别列佐夫斯基可以有合法的理由给他开出稳定而持续不断的版税支票……只有别列佐夫斯基才知道这些版税是真是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找到一个合法的、毫不令人尴尬的、为叶利钦的家庭提供额外收入的渠道……别列佐夫斯基很聪明，他特意在塔季杨娜﹝叶利钦最宠爱的二女儿﹞身上下工夫，塔季杨娜对其父的影响在1996年选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久，塔季杨娜就成了罗卡瓦斯俱乐部的常客……很快，别列佐夫斯基就开始利用新的个人关系网来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他首先瞄准了ORT﹝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即国有的全国电视公司……别列佐夫斯基很早就意识到，电波有可能造就下一任总统，而如果他控制了电视，他就会从一个东奔西颠的汽车推销员成为一个国王的缔造者……现在的问题是，被解放了的俄罗斯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叶利钦的民主利用得太过分了。总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创建一家资金雄厚的、积极支持叶利钦的电视台，而且，别列佐夫斯基答应，如果让他接管ORT，他就会做到……﹝但﹞那是一个国有的电视频道，突然之间把它私有化了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别列佐夫斯基用他习惯的那种间接的方式摆平了这些担心。他不会要求完全的所有权;ORT的51%的股份仍由国家掌握。他和其他一群‘有钱人’将只购买其余49%的股份，为电视台提供资助，并保证其支持叶利钦的立场。通过在公司的关键职位上安排自己的人，别列佐夫斯基很快就像一个大股东一样控制了电视台，而且无需承担大股东那样的财务责任。一年以后，别列佐夫斯基征服ORT的全部高明之处就非常明显了。他声称自己需要更多的资金，以更好地资助电视台，他说服克里姆林宫把另一家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他，这是一家石油企业……在1994年时，别列佐夫斯基决定，他要向俄罗斯航空公司开刀。﹝接管﹞国家航空公司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由于拥有国际航线，它有稳定的硬通货收入，有些还是现金。而且，俄罗斯航空公司也是在俄罗斯市场改革上压注的理想选择……事实上，接管俄罗斯航空公司﹝或至少是它的账户﹞，并不是只有别列佐夫斯基一个人盘算过的主意……﹝最终﹞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账户就到了阿夫托瓦兹银行手中……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账户到了阿夫托瓦兹银行手中，别列佐夫斯基成为掌控这家航空公司的已经相当公开的幕后人物。不久，别列佐夫斯基的很多亲信就被安排到关键位置上，包括瓦列里·奥库拉夫，叶利钦的大女婿……瑞士当局后来称，俄罗斯航空公司的硬通货收入通过两家设在瑞士的、名义上为这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安达瓦和佛罗斯，系统地挪用了2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别列佐夫斯基即使在后来的寡头当中，也可谓是一个最长袖善舞者了!但最终，在普京任总统时，由于其过度地干预国家政治，反对和挑战了普京对寡头们的“约法三章”﹝即普京后来对寡头们要求：可不究既往地继续“闷声大发财”;但不得再随意地干预国家政治;还必须服从国家稳定基金的财务安排——国家稳定基金实际上是普京执政后确立的一项对俄罗斯重要的资源和能源企业实行类似于征收“特别资源说”的措施，如规定，石油企业在每桶销售40美元以上部分，一律纳入国家稳定基金，以解决国民福利和养老金的发放﹞，因此，其“原罪”遭到了起诉和通缉，不得不一直流亡国外，最后客死英国)。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梅纳特帕银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的总裁，也是一位在后来，因反对和挑战普京的“约法三章”，甚至要与之竞选总统，结果被追究“原罪”，遭到起诉并投入了监狱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出生于1963年，“是一个圈内人，一个颇谙世故、能在苏联制度下发达的年轻人，能利用旧的关系并在新制度下依然发展得很好的聪明人”，“年轻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是苏联时代的一个企业明星。他在攻读化学学位时，就很认真地在共青团组织中为自己开辟了另外一份事业，共青团在当时是培养未来的政治领袖的基地。他毕业时担任着他们学院的共青团委员会的副书记职务……按照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最早的业务合伙人列昂尼德·聂夫子林的话说，苏联的党务官员们‘很尊敬他，有的甚至很喜爱他’。即使在苏联解体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旧的苏联时代的政府官员中所得到的信任还是一如既往……当68岁的老克格勃官员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成为总理时，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与之建立了工作联系的寡头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霍多尔科夫斯基开始他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的创业试验时，他受到了传统体制的保护”。“他创办了一个‘青年科学技术创新中心’……这是当时得到官方许可的第一批商业机构之一……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一个变色龙。他的‘中心’——很快把冗长的名字缩写为‘梅纳特帕’——变成了一个合作社，然后，随着有关私营经济的法律的修订，又成了一家银行”。“梅纳特帕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如此密切，乃至于1990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和聂夫子林在自己的公司工作的同时，还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理伊万·斯拉耶夫的经济顾问……那是一种无价的经历，它让霍多尔科夫斯基和聂夫子林获得了最有价值的通货：在政府中的关系。一年后，当盖达尔发动市场革命时，霍多尔科夫斯基所占据的位置就再优越不过了。盖达尔改革的一个出乎预料的后果，是打破了传统体制下连接企业之间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金融大动脉。梅纳特帕银行的前共青团干部们很快就发现，建立自己的网络——或者说使政府资金流动私有化——是俄罗斯市场经济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之一。他们的生意开始于一些企业，这些企业难以从瓦解中的俄罗斯政府那里得到贷款或获得应该付给它们的款项。像一个兑现支票的公司一样，梅纳特帕银行先给企业付款，并从中大赚一笔折扣。不久，梅纳特帕又开始为那些等待莫斯科拨款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样的服务。至此，他们距离真正的淘金乐园仅一步之遥了——那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安排来为联邦政府管理财务：从管理政府各部门的巨额账户，到为联邦政府各内部机构之间的资金转移提供渠道……对霍多尔科夫斯基来说，这些生意的好处之一是进一步加强了梅纳特帕已经相当发达的人际关系网。在每次交易中，梅纳特帕都会赢的某一位地方企业老总的感激，赢得某一个权势显赫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信任，并改善同莫斯科各部委的关系。这些生意的利润也丰厚无比。在月度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的情况下，或者延期几周拨出应拨付的款项，就可以发一笔大财。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一个合伙人告诉我说，‘想不赚钱都是很难的’…… 这些生意人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而他们在政府工作的同事们每月的工资不过100美元。没有过多久，整个政府部门就开始依靠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家们的付款来补充他们可怜的工资收入。但是，这种新关系远不只是那些塞得鼓鼓的信封，而是建立得非常牢固。那是一种基于新的友谊、新的思想甚至新的意识形态的﹝利益﹞联盟网罗……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团队在盖达尔执政初期的几个月里发展起来的金融体系，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了自己的资本。现在他们要决定用这些资本来干什么，而丘拜斯的认股权证私有化给了他们答案。俄罗斯一大批最大的工厂被列入了拍卖名单……梅纳特帕巧妙地利用了丘拜斯精干的私有化机器上的一个薄弱环节，来实现其收购大批大批工业企业资产的计划。第一阶段的认股权证拍卖后，国家在企业中的剩余股份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方式出售，包括投资招标。在理论设计上，引入投标者……是要求每个投标者在付给政府现金的同时，还要承诺一个对该企业的投资额。但是，在俄罗斯动荡的市场经济中，为一个未来的承诺而转让资产，等于是给精明的商人们创造发财的机会。梅纳特帕的对手们声称，梅纳特帕是这种安排最系统的、也是最聪明的操纵者之一。‘梅纳特帕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种投资拍卖’，弗里德曼说。‘他们提出很高的投资承诺。然后他们以梅纳特帕银行的担保来支持这种承诺，而到时候﹝在进行实际投资时﹞这些担保就会消失……在俄罗斯，来得容易的钱如此之多，企业的价格又如此低廉，以至于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了解一个企业是否值得经营的唯一方式就是收购它……梅纳特帕开始成为一个所谓的金融-产业集团实体，一个由相关的工业子公司和为这些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构成的大集团……);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欧奈科斯姆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是一个号称控制着俄罗斯10%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王国，它的创始人波塔宁1997年时还担任过俄联邦政府的副总理。波塔宁的两个重要合伙人是，同华尔街有着重要关系的俄裔美籍投资银行家鲍里斯·乔丹和原本在国有银行工作，后来负责打理集团银行业务的银行家米哈伊尔·普罗希列夫。按照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描述：“波塔宁出生于1961年，是一位资深的苏联对外贸易官员的儿子，小时候跟随父亲在新西兰和土耳其等国驻外，这是在苏联几乎闻所未闻的特权。他回到莫斯科是为了进入那所著名的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培养苏联外交家的摇篮。他生来就是为了统治别人。波塔宁告诉我说，‘在我们玩体育游戏时，我通常被选为队长。在青年团这样的青年组织中，我也总是当领导。我善于组织人。’1983年毕业后，他追随父亲，在外贸部工作，在那里，他大出风头，获奖，提升。到1989年，他得到了部里最好的工作：驻外……﹝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波塔宁注意到了自己周围的这些巨大变化。他拒绝了这个令人羡慕的出国工作机会……1990年，他决定集中力量创办自己的小企业：一个起始资本只有1万美元和几个雇员的外贸公司，英特罗斯公司……更为重要的是，波塔宁像其他未来的寡头们一样，很快意识到真正赚钱的是银行业。就在他开始计划这一战略转移时，他遇到了可以使他的计划得以实现的人：米哈伊尔·普罗希列夫，一个年轻而有天赋的职业银行家，后来成为他的生意合伙人……有了普罗希列夫，波塔宁便开始狂热地准备开办自己的银行……1992年春在盖达尔的市场革命开始几个星期后，波塔宁和他的伙伴得到了银行经营许可证……到了年底，他的关系网﹝又﹞带来了另一个更为有利的淘金机会。国有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在苏联解体的打击下崩溃……这家银行被禁止与其他俄罗斯客户——当时全部是国有企业——发生业务往来……当时需要有人来接管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账户。还有什么比把这些业务交给欧奈科斯姆银行的那些聪明的年轻人们更自然的事情呢?……那些账户价值3亿美元，在俄罗斯市场转轨的初期，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转瞬之间，波塔宁实现了他的重大突破……多少年后，他对此还有些动情地承认道‘简单来说，他们白给了我们3亿美元。’但波塔宁和他的同事们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吞食了这笔给与他们的财富。他们利用自己这种有利的起始地位开始大力扩张，重点就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已经发现的两个最有利可图的领域。第一个是从单纯金融领域转入产业领域。波塔宁开始在一些有吸引力的俄罗斯企业建立桥头堡，手段是通过给这些企业贷款，说服他们在他的银行开设账户，并开始制定计划，直接收购其中的一些企业。与此同时，他开始向第二个暴利领域进军：为政府管理服务。不久，他获得了两个最肥厚的账户。一个是国家海关总署账户，该账户通常的余额大约10亿美元，年利润达2千万美元;另一个是罗斯沃鲁申尼耶公司，这是一家国有军火贸易公司，在波塔宁的账户上经常保持着数千万美元的余额。这些国家账户，特别是海关总署的账户，对欧奈科斯姆银行的特别价值在于，掌握这些账户可以使该集团建立和控制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封闭性的资金环流。俄罗斯许多最大的出口企业都是欧奈科斯姆银行的客户，通常也是它的股东。关税和海关的收费属于这些企业所面临的最大开支。但是这些款项从企业到达海关之前，它们总是留在欧奈科斯姆银行的余额中。波塔宁说，这些‘长长的支付链’给银行带来的收益高达一年数千万美元。已经因继承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客户而大发横财的欧奈科斯姆银行，很快通过这些政府账户成为俄罗斯最强大的经济势力之一。《商业周刊》估计，到1997年，在完成了一些产业的并购之后，波塔宁已控制了俄罗斯国内总产值的大约10%，这个比例相当于洛克菲勒集团在巅峰时期在美国经济中所占份额的两倍，超出比尔·盖茨在美国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四十倍还多……经过欧奈科斯姆银行之手的几十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还是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逐渐地，甚至叶利钦，也注意到这位三十出头、野心勃勃的银行家，发现他已经在掌管相当大份额的俄罗斯国家财产了。1997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在一次与所有寡头的见面会上，叶利钦用玩笑的口吻，绵里藏针地向波塔宁发难：‘我听说你过得不错，’叶利钦对这位银行家说。‘过得不错?您指的是什么意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塔宁反问道。‘我指的是，掌管着罗斯沃鲁申尼耶公司的钱财是件美差啊!’叶利钦回击说。被激怒的波塔宁针锋相对，提高了嗓门：‘是的，而且掌管海关的钱也是一桩美差。如果我有办法，我会把所有的账户都管起来，因为你的那些官僚们压根就不懂得如何管理这些账户’。”一贯强势英雄的叶利钦总统，此刻，在这些傲慢的、早已富可敌国，政治上也能呼风唤雨的寡头面前，也只能是隐忍沉默了……因为他的这个第二任的总统，正是依靠眼前这些寡头们的资金支持和全力运作才最终得以胜选的。他后来经常要同寡头们的高层会晤，甚至被寡头们自称为，就犹如是过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然而，如今的“政治局委员们”却已是清一色“新俄罗斯人”的寡头了……);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桥集团和大桥银行总裁，除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外，还是俄罗斯最早的私有媒体王国的创建者。1953年，古辛斯基出生在一个大清洗时代曾受到迫害和摧毁的家庭里：1937年他的外祖父被枪毙，外祖母被关进集中营。他后来从一个一般的工程学校毕业后，又从莫斯科的一个戏剧学校得到了一张文凭，便开始在几个地方剧院从事戏剧编导的工作。1987年2月，对苏联时期单调的戏剧演出感到厌倦的古辛斯基突然决定要去商海中一试身手。他从开出租车、倒卖香烟、练摊干起，在财力有所增强后，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业的更大生意中。在早期的生意活动中，古辛斯基认识了当时是莫斯科市的一个中层官员，后来成为市长和最有势力政治家之一的尤里·卢日科夫，并建立了重要的政治友谊。“随着卢日科夫的权力越来越大，古辛斯基也发达起来：他的建筑公司获得了市政项目，他的房地产公司也比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城市的土地和许可，卢日科夫甚至让在郊区工厂的地下室里办公的古辛斯基把总部迁到了莫斯科的市政大厅来。古辛斯基的最大突破是他意识到，莫斯科城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其营运资本。他说服了卢日科夫，把资金从苏联时代的银行转移到他自己拥有的商业银行财团。此前，古辛斯基的银行生意一直是一项副业，差不多是他的集团业务的一个会计部门。现在，他突然之间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许多寡头用同样的方式发了他们的第一笔大财……但是，古辛斯基与他们不同，他是尝试这种思路的第一人。不管他的帝国变得多么大，古辛斯基始终是听命于卢日科夫的寡头……”1992年，在他的一位记者朋友米哈伊尔·列昂季耶夫的说服下，也是出于他的导演个性和对公共舞台的热爱，他开始筹划和涉足办报，“古辛斯基在寡头中第一个认识到，媒体在促进商机方面能发挥核心作用……古辛斯基﹝也﹞第一个完全认识到，在俄罗斯脆弱的民主体制中，政治生活并不仅限于克里姆林宫的走廊和桑拿室，而是延伸到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古辛斯基的新报纸——名为《今日报》——的第一期于1993年2月23日出版。该报立刻获得了成功……《今日报》开办刚刚三个多月，古辛斯基已经开始探讨通过创办自己的电视网络，更大胆地涉足媒体业的主意……在电视台开办的头15个月，就用掉了3千多万美元的现金，这家电视台叫做NTV，是俄语中立电视台的缩写。这些资金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古辛斯基……﹝但﹞最大的挑战是，他需要获得在某一个全国性民用电视频道中播放节目的许可，当时，这些频道还是由国家垄断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只有一个人有权做出这种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和潜在商业意义的决定：鲍里斯·叶利钦。为了获得克里姆林宫的同意，桥集团启动他们的高效率的游说和公关机器，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到1994年1月中旬，总统令得到签署，NTV诞生了，它可以从每晚6时到午夜在第四频道播出……克里姆林宫没有看到电视的商业价值：桥集团几乎是分文未付而得到了这个频道……同样的情况在政府银行账户、出口许可和自然资源领域也是一样的……像通常一样，最聪明的和关系最多的商人往往是政府的这种无知的受益者(马注：其实并不完全是什么“无知”，而更多的是一种内外结合和权利交织的公权外卖和利益输送)……靠着每天播出的NTV和那些掌控舆论的领袖们每天桌上的《今日报》，古辛斯基把自己变成了俄罗斯第一个传媒大亨。现在，他开始稳步地获得更多的头衔，向其他媒体领域扩张：不久，他的帝国中将包括一份新闻杂志，一份俄罗斯版的《Hello!》，一家电视台和一家卫星电视。他与莫斯科市政厅合作的房地产和银行生意给他带来了资金;他的媒体业务给他带来了影响。古辛斯基达到了1917年以来其他私人企业家从未达到过的地位——一种重要的、独立的政治势力”。这一切在1996年，寡头们决定要倾力扭转叶利钦已处于劣势的总统选举局面，并以确保叶利钦当选，从而捍卫和巩固寡头们自身利益的“大选”政治保卫战中，正是最充分地显示了它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和力量);

　　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银科姆银行的创始人和总裁，一位后来也跻身于“资本家政治局”的年轻寡头);

　　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的创始人和寡头，但该集团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大崩溃中垮台了);

　　维塔理·马尔金(俄罗斯信用商业银行总裁，被认为是一个后来的次一级寡头)。

　　——寡头时代：“贷换股”的精心设计、捍卫私有化权利的“大选保卫战”、完成全面私有化“第二战役”的内幕交易。

　　前面我们曾说明了，俄罗斯全面私有化的真正主战场，其实根本就不是在台面上演绎的所谓“私有化券”派发和交易中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故事，而是在此前的金融全面开放中，以金融操纵的手法，已然成为寡头的少数精英利益集团，在实际上已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核心资产都扼制在手之后，还将继续演绎的是，要在私有化“第二战役”的“权利保卫战”(总统选战)和变本加厉的“贷换股”中，以论功行赏的内部交易手法而进一步地瓜分整个国家的情形!

　　这其中，围绕“贷换股”的精心设计和历史演绎，也正是俄罗斯全面私有化中的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重要事情!

　　对此，我们姑且就按照，现在仍然还很有市场的那种所谓“好资本主义”的现代西方视角，并继续地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弗里兰正是一位“好资本主义”的信守者)的《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来看一看她所作出的那些生动揭示、描述和评价吧：

　　适时而有力的伟大思想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出现，但是到一定的时间就会发生……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这种伟大思想是一种复杂的私有化方案，叫做“贷换股”，其最终的结果是一种变态的资本主义，它将使整个国家遭受饥馑和苦难。

　　其实贷换股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伟大思想：它既不是一种成熟的政治理论，也不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相反，贷换股带有新俄罗斯的那种时髦、低劣和追求第一的精神。它的强项在于其无耻的狡猾，乃至于除了莫斯科内部人的小圈子以外，人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其实质来说，贷换股交易是一种粗糙的财产与政治庇护之间的交换。一群商人，即寡头，获得了俄罗斯那些最有价值的企业，而作为交换，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给了克里姆林宫。贷换股成了一种伟大思想，而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腐败，其原因在于它的规模。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对俄罗斯经济的支柱——几家巨型的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出售价格仅相当于这些企业潜在市场价值的一小部分。在这些企业中，包括世界上最主要的镍矿和几家储量丰富的石油公司。这是一次“世纪大拍卖”。

　　贷换股在政治上也很激进。成千上万的红色经理们已经通过私有化而暴富。例如，俄罗斯的天然气垄断商，包括天然气工业公司，以及另外两个最大的石油企业鲁克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它们的经理们早已非常精明地利用大众私有化成为了巨大的俄罗斯矿产财富的所有者。然而，这主要是一个重新界定，而不是重新分配的过程……贷换股则更加具有革命性，因为它做的是相反的事情：它把这些企业从红色经理们的手中夺走，给了少数咄咄逼人的企业家。这些人成了寡头。制造他们的是这种畸形的贷换股计划。这个计划是如此肆无忌惮和不可思议，乃至于五年以后，人们仍难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政府真的会这么干。试想一下：这不可能纯粹是由于软弱——如果是那样的话，把这些企业交给红色经理们会更简单一些;也不可能是赤裸裸的腐败——如果是腐败，为什么不把这些企业给那些真正的政治上的内部人，像叶利钦的女儿们，或丘拜斯的太太?

　　那么，动机是什么?当然，在杂乱的现实生活中——俄罗斯除了杂乱没有别的——动机可能有很多。国家那时很虚弱;他的许多官员很腐败;未来的寡头们是出色的游说家，精于操纵叶利钦的精神分裂般的政府各部门。但是，贷换股最终是为了一个核心的原因而实施的，因为政府——特别是青年改革派(他们当时还控制着私有化进程)——决定参与一场精心算计过的赌博，他们认为这是能够挽救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伟大思想。利用贷换股，可以从未来的寡头们那里给叶利钦换来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所需要的政治、金融和战略支持。这意味着，他们在典当俄罗斯皇冠上的明珠，但是，如果这是为了把共产党人堵在克里姆林宫之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青年改革派认为是值得的。

　　“我完全了解贷换股的含义。”三年以后的一个雨天的下午，盖达尔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贷换股制造了一个政治条约。它有助于保证久加诺夫(共产党领袖)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那是一个必要的条约。”

　　这个“必要的条约”后来证明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青年改革派击败了共产党人，但他们也在此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灵魂。他们是作为民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为了保住这些权力，他们制造了一个隐蔽的、未经选举的秘密组织。他们上台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公平、平等的法治市场经济;但为了维持权力，他们却支持了一个世界上最恶劣的内幕交易。贷换股最终摧毁了青年改革派，使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的理想、名誉，最终还有他们的工作。更糟糕的是，它最终粉碎了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健康、繁荣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任何残存的希望。俄罗斯现在的市场经济是腐败的、扭曲的和没有效率的，而贷换股既是这种悲剧的原因，也是其标志。

　　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是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的形象……一个罪恶帝国的崩溃，天鹅绒般温和的革命，历史的终结等等，这些都曾是如此令人充满希望的故事，我们西方人也在其中赋予了许多寄托，要放弃这些寄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现在，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抛弃了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的梦想，我们已经被一些新的令人好奇的现象所震惊：劫匪、枪击、毒品、娼妓、非法资金外逃，以及回扣等……俄罗斯确实已经被劫掠了，但是，最大的犯罪并不是秘密或者依靠暴力进行的，甚至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根本算不上是犯罪。俄罗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商人所抢劫的，他们并没有犯法，他们得到了西方在克里姆林宫的最好的朋友们——青年改革派——的协助……

　　关于这个充满罪恶的“贷换股”计划是怎样形成和炮制出来，又是怎样步步为营地得以实施和完成的。

　　历史的真相正是：在“休克疗法”的所谓“全民私有化”计划正式推出之前，青年改革派作为推动私有化计划最重要铺垫的全面金融开放和对国有银行体系的有计划的摧毁和打击，已使得一些私有银行家和买办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并得以在私有化第一阶段的“私有化券”(“认股权证”)的交易过程中，不仅凭借着他们已获得的充足金融资本，长袖善舞地成为了在这场企业收购和兼并中的最具实力的寡头利益集团，同时，他们还通过金融信贷的手段，实际上已将整个国家工业和经济的命脉都扼制在手了，进而，寡头们又在密谋划着要进一步地实施全面私有化“第二战役”的“贷换股”计划了;在此同时，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管理体系却已陷于崩溃，国家财政也面临着严重危机，几近枯竭，已无法正常、按时地发放工资和人们的养老金了，全面物价放开而形成的巨额通货膨胀更是令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恐慌，许多人多年的储蓄也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这个过程中的大量失业、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社会动荡，更是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这一时期的“丘拜斯已成了整个俄罗斯人民最痛恨的人”;对此，曾经雄心勃勃的英雄总统叶利钦也变得一筹莫展、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并接连因心脏病而住进了医院;私有化计划推出和实施三年多后的1995年，正是在以上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和整个社会已陷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俄罗斯新一届的总统选举又即将开始了……

　　俄罗斯共产党的候选人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的民意和选情一直明显地高于叶利钦。在自由派的阵营中，叶利钦又是当时唯一可以推出来与前者一决高低的政治人物，但此刻的叶利钦却意志消沉、精神萎靡。而这时，青年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和私有化革命的前途也都到了严峻的生死关头。寡头们更是暂时捐弃了此前因争权夺利而产生的那些前嫌，开始思考，要怎样才能切实地来保卫他们已到手的经济权利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久前才被叶利钦总统撤销了职务，还指责他在“私有化过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的丘拜斯(丘拜斯后来把这一解职解释为是在大选前平息民众愤怒的一个必要措施)，又挺身而出，先是同寡头们密谋，并结成了联盟——所谓的“达沃斯联盟”，进而又一同和总统叶利钦进行了密谈，并共同决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众寡头们将给予叶利钦全面的政治、金融和战略支持，叶利钦则承诺胜选后将维护寡头们的权利和利益，并由此而开始了，以丘拜斯为总统竞选总部负责人的“三位一体”的选举保卫战，正是在这样一些人的精心运作之下，叶利钦赢得了1996年7月3日的总统选举。

　　关于这一次选举，人们在若干年后才逐渐得知：以上“三位一体”的秘密协议达成后，“寡头们为丘拜斯提供了300万美元的资金，资助他和他的(竞选)小组(其中一半成了支付给丘拜斯的工资)”;寡头们还集体提供给政府一笔91 000亿卢布(合11.2亿英镑)的贷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维持政府运转和补发最近期的工资、养老金等，并以此来提升民众对政府和改革的信任和信心。但交换的条件是，寡头财团们也集体获得了一批主要企业中的国家股份“托管权”;在丘拜斯的影响和作用下，他们还获得了一些西方财团和基金会的财力支持;在选战中，寡头和财团们控制的各种媒体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集中火力和连篇累牍地播放了一些苏联时期政治恐怖的电影，安排了各种揭露布尔什维克历史黑暗的节目和文章，并配合着初步地发放了一点工资和养老金的情形，大力地宣扬并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私有化改革后国家的情况已经好转，人们将告别过去，并真正地走向一个幸福安康的“好资本主义”的美好前景;在选举的关键时刻，丘拜斯和他领导的竞选团队还使出了一系列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选举烂招……弗兰里记述道：“竞选小组全然无视民主的原则，利用某些诡诈的信息为他们进行宣传……与对电视和印刷媒体相呼应的，是各地的行政长官和企业经理的关系网的复活……于是，反对派的候选人开始发现自己被地方媒体封杀，他们在一些全国性机构——例如大学——的演讲安排会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他们的宾馆预订也总是在最后时刻被退回……当久加诺夫的竞选达到高潮时，叶利钦的竞选小组会设法给记者们提供虚假的时间表，使他们在共产党的竞选活动中要么迟到，要么早到数小时，从而无法进行很好的报道。他们甚至还制作了一系列虚假的、内容令人担心的共产党人的极端主义‘秘密’经济计划，寡头们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些资料。兹维列夫在竞选的某个时刻曾骄傲地告诉我，‘我们制造了如此多的版本，以至于共产党人自己都记不住哪个是真的。’……俄罗斯这些最聪明的、最自由化的技术官僚以民主的名义对民主所做的破坏却在困扰着我。这个小组该如何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呢?为了找到答案，我邀请了NTV的老板马拉申科共进晚餐……马拉申科负责协调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宣传，他沉默了一阵后，带着一声困乏的叹息，回答说，‘你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但是，我想，我当时想，久加诺夫如果胜利，那将是一场灾难。我不得不……怎么说呢?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马拉申科们是一群为了利益玩弄政治把戏，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像马拉申科这样的人认为，新俄罗斯太脆弱了，西方那套道德和行为方式行不通。新俄罗斯需要像他们那样铁石心肠的务实派，愿意为生存而不惜染脏双手、玷污灵魂的人。”弗兰里还说道：“到1998年后，达沃斯联盟的几个成员对我承认说，叶利钦竞选机器的很多政治开支都是用‘黑钱’、也就是现金来支付的，通常是美元，这些资金可以逃过税务部门或竞选法律的监督……叶利钦选举的胜利给了这个集体巨大的权力。他们做出了战略性的决策，支付了许多的费用。1996年7月3日再度当选的叶利钦是寡头们制造出来的总统。现在，他们期待着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正是“贷换股”的“世纪大拍卖”!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贷换股”内幕交易的那些故事之中。弗兰里记述道：

　　贷换股计划是在1994年的最后几天才开始出现的。对于俄罗斯，对于人们在创建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努力来说吧，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经济改革好像停滞了，认股权证的私有化虽然说基本完成了，但是，对于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那些企业的未来命运，还不是很清楚。宏观经济结果很惨淡：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5%，卢布币值逐月下跌。

　　但是，至少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灰暗政治和经济环境却似乎是一个机会，这个人就是前苏联的贵族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他变得野心勃勃。管理政府的资金，或购买国家廉价出售的破落的工厂，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波塔宁很快就想干更大的事业。……他想从疯狂的中央计划制度所唯一没有能毁坏的那些财产中捞取一份，这就是俄罗斯的自然资源。1994年秋，波塔宁已经锁定了他想要的那块财宝：诺里斯克镍厂，一家北方的巨大的镍、钴和其他贵金属的生产企业。

　　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诺里斯克镍厂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不可估量的集体牺牲从冻土带上开发出来的企业，并不仅仅是一个金属矿，它还是“北方的明珠”，一个全国的神话。对数百万俄罗斯人来说，那是一个兼有斯大林工业化运动的痛苦与成就的象征。在企业普遍亏损的苏联经济中，这个年销售额25亿美元的企业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波塔宁与诺里斯克镍厂已经有一个重要的联系，该企业是他欧奈科姆斯银行在苏联银行体系崩溃后继承下来的客户之一。现在，他想从诺里斯克镍厂的银行代理升级成为所有者。为了让这个贪婪的提议显得更容易让人接受，波塔宁想出了一个用含糊的词汇把它掩盖起来的主意。他不会建议用极低的“价格”去“买”下诺里斯克镍厂;相反，他会承诺以一笔“贷款”来换取对该企业的“管理”权。它造出了一个狡猾的提法，后来很快成熟起来，成了所谓的“贷换股”方案。

　　波塔宁想出的主意进展神速。到1994年10月，叶利钦已经签署了一个法令，授权波塔宁的控股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管理国家在诺里斯克镍厂和其他已经有业务关系的企业的股份……现在，他决定把计划做得更大。他的目标不再局限在诺利克斯镍厂;他要把目光放在全部有价值的俄罗斯企业上，把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们联合成一个团体，让他们与他结盟，一起捕获和分享最终的猎物。波塔宁所邀请加盟的都是俄罗斯商界的名流。他记得找过霍多尔科夫斯基，一位官僚出生的寡头;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另一个未来的寡头，他从一个苏联的小企业家发展起来，创办了首都储蓄银行集团;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银科姆银行总裁，后来成为一个次级寡头;帝国银行的派特·罗德尼奥夫，这是一家由石油和天然气大亨们创办的银行;俄罗斯信用银行的维塔理·马尔金，他后来也慢慢成为一个次级寡头;局外人寡头弗里德曼也属于它最初接触的人物之一。

　　这群人的一系列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会议一般都在波塔宁的总部、或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总部举行。当这一小群与众不同的、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早期蛮荒时代大发横财的冒险家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寻求扩张他们的私人利益的时候，寡头时代就开始了……这批人很快就俄罗斯最有价值的企业的大致划分达成了一致。“我们对谁获得哪个企业达成了协议。我们还同意不要相互妨碍。”聂夫子林承认说，“就这一点来说，有一种内部交易的成分。”波塔宁将得到最好的那个企业——诺里斯克镍厂，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这项计划的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将得到尤科斯，一个巨大的西伯利亚石油企业。其他的较小的企业被分给了不太资深的参与者。

　　波塔宁要跨越的下一个栏杆是让政府支持他这个新的扩大方案……获得副总理索斯科维奇的支持比较容易。按照波塔宁的说法……同样是副总理的丘拜斯却更难说服……(但)对于丘拜斯来说，波塔宁的最有利的一个论点是，贷换股可以给陷入困境的俄罗斯财政带来资金。到1995年开始时，就把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中而言，青年改革派们已经获得了大大超出他们最大胆的预期，但是，他们却在实现稳定经济方面遭到惨败。丘拜斯发誓说，1995年政府一定要最终把通货膨胀压下来，挽救卢布。为此他需要找到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国家收入来源：波塔宁和他的财团及时地提供了这个渠道。丘拜斯还特别赞赏的一个主意是，利用未来的寡头们来彻底击败红色经理们，他希望以此给俄罗斯衰落的产业带来更好的管理。

　　不过，丘拜斯还是有些保留。到目前为止，青年改革派都尽可能使私有化公平和公开。贷换股方案却是相反，是赤裸裸的内部人侵吞……于是，波塔宁答应要让这个过程至少看上去不要太过于腐败。于是，未来的寡头们赢得了第二个关键的政府支持。

　　最后，这个财团被邀请在1995年3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向俄罗斯内阁全体成员说明他们的方案。波塔宁被选为发言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斯摩棱斯基同他一道去，给与他道义上的支持。波塔宁勾画的是贷换股的早期版本。他以财团的名义说，这个群体准备提供给政府一笔价值91 000亿卢布(合11.2亿英镑的贷款，作为交换，财团将集体获得一批主要企业的国家股份的管理权，这些企业包括诺里斯克镍厂、尤科斯(该企业后来通过这一方案被最后拍卖)、UEB(国家电力公司)和俄罗斯通讯——国家电信营运商(该企业后来被从方案中排除)。

　　波塔宁的历史性提议将改变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它同时也表明俄罗斯已经如何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这三个人，其中的两个仅有三十岁，十年前都默默无闻，现在已经变得如此有势力，能够与一个曾经无所不能的苏联政府讨价还价……在莫斯科各部委的回音走廊，在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的下院——的大厅，在十几个省会城市里，一系列的角逐和争斗使最后的(托管企业)名单一减再减，最后只剩下十二家企业。这个名单需要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最后批准，这次世纪性的大拍卖才能开始。

　　在这个最后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阿尔弗雷德·科赫。他是来自圣彼得堡的青年改革派……到1995年夏，他已取代丘拜斯成为国家私有化委员会(GKI)的代主任。被派去向他兜售贷换股方案的是波塔宁，他们后来成了至交。科赫几乎立刻就对这个方案表示了赞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将其称为“波塔宁的伟大思想”。像其他青年改革派一样，他立刻领悟到了其中的核心政治精神。“我们必须在今后一年半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他后来告诉我。“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证银行家们在总统大选时支持叶利钦。”他也喜欢用这种把私有化伪装为贷换股的做法来欺骗共产党人。但是，按照科赫的说法，未来的寡头们之所以能赢得各方的政治支持，主要原因是这一方案能够个给陷入资金困难的俄罗斯财政立刻带来收入……正如以后几年里寡头们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击败了国家。8月31日，也就是几天以后，叶利钦签署了(“关于企业股权托管”的)第889号总统令——那一份将要把少数几个幸运的俄罗斯人变成亿万富翁的文件……当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首领签署这个法令时，他就购买了一年以后保证自己再度当选的选票……

　　贷换股是一个赤裸裸的诈骗，是对一个衰弱的国家的嘲讽和玩弄……每个商人都在追求最大的盈利机会，而俄罗斯的悲剧在于，这种机会是掠夺一个日益衰败的国家。

　　问题正是，俄罗斯的“全面私有化”并没有带来“好资本主义”的预期效果，却使整个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都陷入了严重衰退的危机之中(而此时的寡头们，为瓜分胜利果实也很快就陷于了互相的激烈争斗之中;关于这方面的故事，我们在此就不必再去一一的追述了)……总之，“像许多在疯狂的私有化第一阶段获得厚利的买办们一样，这些企业的新的所有者们更感兴趣的也是掠夺财产而不是投资”……所以，“在俄罗斯的第二次市场改革浪潮的兴奋中，我(弗兰里)偶尔也看到了一些幕后的社会崩溃画面……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之一是，政府在制定和实现1997年的两大目标时所演出的闹剧。这两大目标是：在1997年7月1日前付清退休金欠款，在1998年1月1日前付清工资欠款……1997年1月下旬，叶利钦刚从医院出来，准备把丘拜斯和涅姆佐夫召进内阁。月底时，总统参加了VCHK(为解决各种危机而设立在最高层的紧急委员会)召开的一个会议。(针对)政府暂定的计划是到7月1日前付清15万亿卢布的退休金欠款的计划，(叶利钦突然表示)‘我想我们不应该拖到7月1日前付清，而应该是在4月1日前。’到会的部长们惊呆了。实现最初提出的7月1日的目标就已经极其困难了。政府每月的现金收入只不过是12万亿～13万亿卢布;为了避免出现新的退休金拖欠，他们必须把其中的2万亿卢布用于当月的退休金支付。这意味着如果要在今后的五个月里支付出去15万亿卢布，到7月1日之前，政府每月不得不把5万亿卢布用于退休金的支付，这将超过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叶利钦提出的4月1日的期限，则意味着每月用于退休金的开支需要达到9.5万亿卢布——这是一个占总收入四分之三的天文数字了”……所以， 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定“7月1日前”的目标之上。

　　但即便如此，俄罗斯政府又将怎样才能真正的落实呢?

　　办法似乎只有三个：继续地出卖国家的核心资产;继续地向西方乞求贷款;继续地以资产为抵押而发行债券。

　　“几个星期后，俄罗斯发行了20亿美元的欧元债券，并将在7月初收到(9.5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但是，欧元债券的发行收入并不能解决政府眼下困难的问题，内阁现在就需要那笔钱……绝望中，莫斯科转而求助于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钱袋子很大、能够立刻拿出数亿美元的人。索罗斯乐于从命。他已经通过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花了数千万美元来支持俄罗斯的改革，而且急于支持青年改革派的第二次变革浪潮。他还以私人投资者的身份参与俄罗斯的投资，在政府急需的关头拯救他们对自己的将来也有好处。索罗斯说，‘我们提供一种过桥贷款给(俄)政府，以支付退休金欠款，那是一笔在欧元债券与退休金支付的一周时间的过桥贷款。所以，是一笔很安全的贷款，有非常优惠的利率。’”

　　“过桥贷款”还清后，当俄罗斯政府再次向索罗斯请求帮助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索罗斯已看到，俄罗斯政府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了——这就是俄罗斯198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

　　弗兰里记述道：“投资者信心的崩溃集中在俄罗斯政府的债务负担上——那是一个在1994年产生的问题，当时，青年改革派采取了我称之为‘债务大赌博’的办法：他们通过内外借款来填补预算中的漏洞。为了吸引投资者，他们给出了高得惊人的回报率，有的时候年率居然超过200%。那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条件，但他们閉着眼睛接受了……如果这种赌博成功了，俄罗斯经济将在几年里进入繁荣发展……但是，如果这种赌博失败，俄罗斯将面临破产……1998年初，这场赌博开始出现重大问题。经济没有增长，税收没有来源，债台越筑越高。到了5月的时候，政府已累积了高达1 400亿美元的硬通货债务和600美元的国内流通的卢布债务。还债的时间表具有惩罚性：整个夏天，俄罗斯需要每周兑付10亿～15亿美元的债务。在每月的现金税收总额不足30亿美元的情况下，即使政府把收到的每分钱都用来还债，它也将面临破产……卢布贬值是一项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如果政府允许卢布价值下跌，它就能够通过印刷钞票来偿还国内债务。但是贬值带来的风险是，中央将失去控制能力。无力偿还债务，又恐惧货币贬值，克里姆林宫只剩下一个选择：求助于西方。像往常一样，丘拜斯带着总统个人的指令，被派去向西方提这个要求……7月13日，丘拜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了态。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该组织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一揽子拯救计划：俄罗斯将在今后两年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那里获得226亿美元的资金，第一笔48亿美元将在7月的最后一周支付。这些资金同时附带着大规模的、旨在减轻俄罗斯短期金融负担的债务重组交易。在这个由高盛公司管理的复杂计划中，俄罗斯政府将把超过80亿美元的短期GKO(俄罗斯政府以卢布计价的短期债券)换成较长期的债券，大约为7～20年期的欧元债券……当一揽子拯救计划还在谈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班子中有一些喜欢讽刺的经济学家们就开玩笑地给这个计划起了一个新的缩写名称：FIEF，或者叫做‘外国投资者逃亡基金’……”

　　其实，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要是一旦丧失了自身的经济活力，就绝不是任何外部的力量以为之输血而能够维持和拯救的。所以，对以上的所谓“拯救计划”，我们还须要做出的一个注释性的解读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一揽子的资金拯救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吊着俄罗斯的胃口，一方面以观其是否还能自生——所能如此，则也乐见其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腾笼换鸟”——把俄罗斯政府以卢布计价的短期债券换成较长期的欧元债券——这样就可以使国际资本的西方投资者们，要么可以在俄罗斯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卢布大幅贬值之前，及时地出逃，要么持有已变换成终究是要由俄罗斯政府来承付的长期欧元债券，从而规避掉对俄罗斯投资的汇率风险。

　　1998年初，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俄罗斯进行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三次货币改革，发行新卢布，官方公布的汇率为1美元：6.01新卢布，并以1(新卢布)：1000的比率兑换卢布。但问题是，如果这次币制改革仍无法抑制正日益发展的恶性通货膨胀，则意味着，一场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不幸的是，1988年的8月11日(星期二)，俄罗斯的严重金融危机还是全面爆发了!

　　这一天，俄罗斯蓝筹企业的股价一开市就下跌了10%～12%，由于交易无法结算，股票市场不得不关闭;索罗斯在星期四的《金融时报》上，关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已达‘临终阶段’，卢布贬值15%～25%已不可避免”的断言也很快就应验了;危机的发生首先打击的是俄罗斯的金融银行业;政府，特别是青年改革派仍在希望能从西方得到更多的资金。盖达尔甚至表示，再有“区区70亿美元～100亿美元就能决定生死”。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夏天提供的资金(7月底的那48亿美元)已经是当年的最后一笔资助了;8月17日，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宣布：卢布汇率下降到9.5比1美元(降幅超过50%;到年底时又一路降到了20卢布比1美元)、停止兑付政府的400亿美元债务和延期偿还各类商业贷款、将冻结所有的国内债券偿付直到年底;8月23日，总统发言人宣布，基里延科和他的内阁被解职……

　　随着198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基里延科的被解职，俄罗斯青年改革派推动“休克疗法”的“全面私有化革命”，也在使整个国家陷于了崩溃的危机中落下帷幕了。

　　基里延科被解职后，叶利钦总统又任命切尔诺梅尔金担任代总理，但遭到杜马反对。1998年9月11日，前苏联克格勃头子，俄罗斯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总理。1999年5月12日，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后，内务部长斯捷帕金成为总理。1999年8月9日，斯捷帕金又被解职。叶利钦总统任命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担任总理。1999年12月1日，叶利钦又突然宣布普京将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向其“禅让”了总统职位，使其先是成为“代总统”，并于2000年3月26日正式当选为新一届的俄罗斯总统。俄罗斯在全面私有化的所谓“资本主义革命”之后，整个国家和社会重建的普京时代开始了……

　　对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所谓“全面私有化革命”，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就是，它完全是在复制那种，由少数精英权贵而对多数国人和整个社会进行最野蛮、最无耻地抢劫和掠夺的早期资本主义罪恶，也是一种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时代却要倒行逆施地开历史倒车的社会反动!

　　但即便如此，也不乏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们，他们或许是出于对旧体制及其弊端的否定批判却又矫枉过正和有些自我迷失了，或是出于强烈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维，或是出于既得利益者们处心积虑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立场，而要继续地为“全面私有化”来扬幡招魂和鼓吹喝彩;对于后者，他们所表现的正是一种强烈的“丘拜斯情结”——这正是一些西方自由派人士所概括而丘拜斯本人也坦然认为的：“通过把所有制从国家转为个人，丘拜斯准备永远摧毁全能的(苏联式)官僚体制的支柱，迅速创造一个愿意为资本主义而战的选民阶层——新的私有财产所有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是踩着死尸过，也在所不惜;他的指导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述，‘为了民主而腐败’——(而且)这并不是一种意外付出的代价，而是完全自觉的选择”。

　　[1] 歌德根据传说故事创写的诗剧《浮士德》，描述的是魔鬼与上帝打赌，从而演绎的一个正与邪较量的典型文艺复兴时代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浮士德曾是一个满腹经纶，道貌岸然，并享有社会盛誉的道德君子，却最终在魔鬼的引诱下，为了满足各种私利贪欲，而终不禁地同魔鬼进行了一场以出卖灵魂而达到目的的交易。

　　[2] 该书的中译版由《中信出版社》2004年出版发行。本节下面一些“引号”中未作专注的陈述性内容，亦均引自该书，在此特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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