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瞬间 ★
1951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来源：共产党员网)
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与美国政府插手西藏，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阴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作者通过厘清叛乱发生之前美国政府的种种阴谋破坏活动，以及叛乱发生之后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交涉内幕，可以让世人更加深入地了解涉藏问题的来龙去脉。
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之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在西藏进行的颠覆破坏活动，也一直没有放弃利用涉藏问题遏制和削弱中国的图谋。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与西藏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联系，一直在西藏进行阴谋活动。
叛乱之前美国的挑唆支持
早在1950年代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达赖的两个哥哥嘉乐顿珠和当采活佛土登诺布，以及夏格巴等人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要求他们收集情报，策划游击战。这些亲帝国主义分子取道印度，奔走往来于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想方设法对达赖喇嘛及其周围官员施加影响，鼓动分裂。
直到1951年11月，也就是达赖喇嘛已经明确宣布拥护“十七条协议”，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后，美国国务院还在指示其驻印度大使馆设法给达赖喇嘛捎信，劝诱其出逃。达赖喇嘛本人也仍然和美国秘密保持联系。希望美国政府在有利于西藏“解放”的时机到来时，对西藏政府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美国政府的引诱和达赖喇嘛的两面派行为，鼓舞了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分裂势力，致使西藏内部和其他藏区的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加。1955年底至1956年初，四川省西部藏区在土改过程中开始发生零星的叛乱。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美国可以向藏人叛乱分子秘密提供帮助，以困扰中国人。经嘉乐顿珠安排，中央情报局于1957年把外逃印度的六名藏人送往美国关岛接受训练，训练内容为使用地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其中的两人后来被空投到拉萨南面的桑日宗，设法敦促达赖喇嘛向外国公开请求帮助以反对“中国的统治”。这两个人携带电台潜入拉萨，与叛匪头目恩珠仓·贡布扎西取得了联系。1958年1月，他们在罗布林卡与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密谋日后的叛乱。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2月，美国在西藏山南地区空投了总量近10吨的武器弹药。隶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负责执行空投任务。此外，美国还从尼泊尔和锡金偷运武器弹药给山南的叛乱武装。为了防止阴谋败露，美国只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武器，空投使用的飞机也是市场上可以获得的旧式飞机，并且还抹掉了美国空军的标志。从1957年起，中央情报局多次把他们训练的藏人空投到拉萨附近，搜集情报，与西藏的叛乱分子建立联系，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通信器材。
美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离间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力图促成达赖喇嘛本人出面否认“十七条协议”。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应邀赴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中共中央对于达赖喇嘛摇摆不定的立场和心态已经有所察觉。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专门谈及此事：“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并指出要警惕拉萨可能发生的叛乱。
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美国果然加紧活动，鼓动嘉乐顿珠、土登诺布、夏格巴和鲁康娃等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劝达赖留在印度，或流亡他国。中央及时发觉了他们的阴谋。赴印度、巴基斯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向他指出了达赖滞留印度对中印关系可能造成的损害。周恩来还与达赖喇嘛僚属多人进行数次谈话，警告达赖不要轻举妄动。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反复掂量，迁延数月，终于在次年春天回到拉萨。
叛乱之后美国政府的态度与应对
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终于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多年进行的阴谋活动无疑是叛乱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拉萨叛乱发生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一个鼓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计划。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造谣说，汉人要在达赖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之际毒死他，阻止达赖前往，并以此为借口在拉萨发动了武装叛乱。3月17日夜间，达赖与其家人秘密离开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逃离拉萨。叛乱分子于20日凌晨向驻守拉萨的党政机关和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
1959年3月1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掣签问卜后，作出了外逃的决定。晚10时左右，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叛乱分子护送下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经山南出逃。图为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
达赖出逃途经山南，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年前空投到西藏的两名无线电报务员在那里迎候他，并向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随时报告消息。达赖在隆子宗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后，美国立即就达赖避难问题与印度政府交涉，要求尼赫鲁接待达赖，并且在数小时之内就得到了尼赫鲁肯定的答复。一路上，美国训练的无线电报务员时刻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美国飞机则空投食物和驮畜饲料。在达赖喇嘛越过边界之前数日，杜勒斯就声称达赖将会“很快逃出西藏”。显然，中央情报局对于达赖的出逃计划和行动路线非常清楚。
叛乱发生后，美国的反共反华势力欣幸不已。一位名叫艾尔索普的专栏作家撰文说，中共没有20万军队就不能平息西藏的叛乱。3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召开的第400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西藏问题”。杜勒斯称：“尽管叛乱不会形成对北平控制西藏主要城镇的真正威胁，但是中共也不得不面对西藏反叛者发动的游击战。”在谈及印度时，杜勒斯说：“尼赫鲁在公开场合宣称，印度将采取不介入的政策，不允许出逃的西藏反叛者越过边境进入印度。然而，尼赫鲁私下却放风说，他将为达赖喇嘛提供宗教方面的庇护。我们(中央情报局)有充分理由相信，达赖喇嘛将会很快逃出西藏。”
达赖刚刚越过边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批准了中央情报局3月30日制定的秘密支持西藏叛乱活动的计划，包括支持逃入尼泊尔境内、靠近中尼边境的木斯塘的大约2100人的西藏叛乱分子越界进行袭扰和破坏;加紧训练叛乱分子;在纽约和日内瓦成立促进西藏事业的“西藏之家”，在康奈尔大学为西藏特工提供语言和行政管理能力的训练，然后把他们送回西藏;经由印度或缅甸，用空投或陆路运输的方法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装备和粮食给养，在西藏进行破坏道路、袭击公务人员和收集情报等活动。
然而，形势却并没有按照中央情报局希望的那样发展。达赖出逃后不久，西藏境内的叛乱武装遭到解放军的痛击，麇集西藏山南地区的叛乱主力很快就被歼灭。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场叛乱，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不得不尽量躲在幕后，主要依靠中央情报局进行阴谋活动。
叛乱发生后美国政府、台湾当局和达赖集团的分歧
叛乱发生后，叫嚷“反攻大陆”已经十年之久的台湾蒋介石集团欢欣鼓舞，将叛乱称作“起义”，和美国政府一样急于做一些事使叛乱活动坚持下去。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在台湾《中央日报》头版声明支持西藏当局反抗“中共暴政”。然而蒋介石对叛乱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话只说到“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见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并无支持西藏独立的意思。
美国政府知道蒋介石本人始终反对西藏独立。1959年4月初，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暗示希望台湾当局放弃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不再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稍后，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约见台湾驻美国“大使”叶公超(英文姓名George K.C.Yeh)，向台湾当局明确提出了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的要求。
叶公超当即予以拒绝。他指出：“‘中华民国宪法’载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修改宪法。因为修宪至少需要‘立法院’三分之二多数委员和‘国民代表大会’四分之三代表的同意，而目前居住在台湾的上述两个机构的委员或代表只是勉强超过所需的人数。”这就意味着实际上需要这些代表一致同意，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摸清了台湾当局的态度和底牌，美国政府再转而对付达赖。达赖曾经通过嘉乐顿珠致信美国政府，表示他决心为“完全的独立”而工作，要求美国承认“自由西藏政府”，并向其他国家施加影响。
4月30日，代理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备忘录中分析说：“假如现在达赖喇嘛公开要求国际社会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除非我们确信该请求能够被普遍接受，否则，不应鼓励达赖喇嘛公开提出这一请求。在此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但是美国应该避免给他国以利用西藏问题为冷战服务的印象。印度仍然反对西藏独立，作为控制着西藏的主要对外通道的邻国和达赖喇嘛的避难东道国，印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目前的危机一开始，我们就站在幕后，而让其他‘超脱的’亚洲国家的舆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在尚未明确知道其他友好国家对于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态度的立场时，应该避免采取可能被视为是鼓励达赖喇嘛寻求国际承认的行动。”
在承认西藏独立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策略是躲在幕后，决不挑头。然而谁愿意带这个头呢?英国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印度出于自己的利益反对西藏独立，台湾当局坚持不肯越过蒋介石“3·26声明”的底线。对于达赖的独立要求，美国政府甚至连一个肯于帮闲表示支持的国家或政权都找不到。局面还不如1950年—1951年的时候，那时还有某个中美洲国家愿意出面指责中共“侵略西藏”。印度外长达特的话说得非常直率：“没有人会为了西藏而与中国打仗”。美国无可奈何了。杜勒斯在1959年9月10日的第418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只好有话明说：达赖喇嘛在为到联合国申诉西藏问题做准备的过程中，曾与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会谈。许多强国都同情他的申诉，但他还是得找一个提案国。美国觉得，他不应当在联合国强调侵略，因为许多年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观点是，基于人权的申诉将会更加有力。
美国政府既然不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随后的两次会谈中，嘉乐顿珠仍然哓哓不休地表示，达赖喇嘛希望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西藏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还希望美国政府运用其影响，促使印度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但是美国的主意已定，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西藏问题的价值只在于为冷战和遏制中国添加一个筹码。美国固然希望看到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但是既然目前不可能做到，那么，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西藏问题的存在”也同样能够给中共制造麻烦，因而就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认为，在联合国，假如含有某项条款(例如谴责中国“侵略”西藏、支持西藏独立，等等)的决议案难以通过，那就还不如不提的好。
弄清了美国的确切立场，叶公超当着美国人的面告诉嘉乐顿珠，实际上，蒋介石的“3·26声明”中有关西藏自决的话已经越权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只有政府的立法机构才能就变更中国领土的问题作出决定。
1960年2月20日，国务卿赫脱致信达赖喇嘛：“如你所知，尽管美国在历史上视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之下的一个自治国家，但是美国人民也历来坚持民族自决原则。美国政府相信，这一原则应该适用于西藏人民。他们应该享有对于自己政治命运的决定性的发言权。”在西藏发生叛乱将近一年之后，美国总算作出了这样一个官方的正式表态。2月26日，美国政府将上述官方立场通知台湾当局。3月21日，该信在《国务院公报》上刊布。当月28日，台湾驻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外交备忘录中表达了对于美方事先没有与其磋商就对西藏问题表态的失望，并且反对赫脱致达赖信中使用“宗主权”一词，反对把西藏称作一个自治的“国家”。
达赖喇嘛从此改口，暂时把独立的要求放在一边，转而请求美国“支持西藏自由的事业”。在西方国家一些人当中时髦至今的一个口号“给西藏自由”，即是发轫于此。
美国政府不公开地支持西藏独立的政策，一度在自己的部分军政官员当中遭到反对。在1959年6月4日召开的第409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防部的部分官员强烈要求重新审视美国政府对西藏的“不插手”政策。国防部副部长托马斯·盖茨等人拒绝接受国务院的观点，主张采取积极的行动，谴责中共对西藏的“侵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公开援助西藏，并且认为美国在西藏的“不插手”政策会被亚洲国家视为软弱和冷漠，会使印度和亚洲其他自由国家的安全陷入危险之中。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确地表示，有关此类事务要听从国务院的领导。
从1959到1960年，美国国务院频频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在美国政府看来，除了英国和印度之外，与西藏问题有着最直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台湾当局。由于作为美国政府所认定的“当事一方”的反对，再加上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美国没有得到公开宣布支持和承认西藏独立的机会。
多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图谋西藏独立的活动，借涉藏问题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以实现遏制和牵制中国的目的。这无疑是导致1959年叛乱发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叛乱发生后，美国政府对于达赖的分裂活动多方支持，但是对于他要求的西藏独立，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有所保留。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西藏的叛乱可以成功，可以迫使人民解放军离开西藏。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在其所著《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就曾经中肯地指出：“一切迹象表明，中央情报局……非常了解西藏叛乱绝不会成功，也不可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严重的分裂，但他们的行动却继续不断地挑逗起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为了让北京东猜西猜，担忧苦恼的同时，又能在西藏自治区内牵制住成千上万的军队，花一笔钱是算不了什么的。”美国不过是在利用西藏反动上层的分裂活动遏制中国罢了。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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