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混淆了什么？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四川成都 610074）
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在理论界引发了很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一个早已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奉为圣经，且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经济学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说“不”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不论刘国光的意见是否打了乱了经济学界早已习惯的“尊卑秩序”和平静，是否令主流经济学的教头很生气，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和批评无疑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事。因为这些讨论和批评不仅说明刘国光所提出的问题已不容回避，而且对于进一步澄清刘国光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杨宇立在《混淆目标与手段的做法不可取》一文中（见《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10日。以下简称杨文），对刘国光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杨文的批评坦率且尖锐，但我认为，杨文的以下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一，关于“自由选择”的问题。针对刘国光有关教学中“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忧虑，杨文说：“关于教学，我想不出尊重大学生的选择权、给大学生更多选择余地有什么不好。大学生的选择权少，教师学术竞争的压力就小，枯燥乏味的授课几近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在这个问题上，自我批评有真正的用武之地。我不赞成好心的干涉、限制别人自主作决定的权利。”
杨先生倡导“自由选择权”，当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我认为，这个权利不能仅仅用来教训刘国光，作为一面镜子，它也应当用来照照奉主流经济学为圣经的新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经济院校，大学生是否真的有杨文所谓的“选择权利”？到底是谁在“限制别人自主作决定的权利”？其实，在今天大学的讲台上，以宣传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时尚，以谈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为耻辱，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安排极力排斥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更何况应用经济学），这些难道不都是事实吗？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大学教师一提马克思就腿脚发软底气不足，贼头贼脑一副地下工作者的接头形象；我们的学生更是青出于蓝，以为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连大二学生都蒙不住的可笑骗子。请问杨先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才是真理”的现实语境下，在主流经济学垄断了话语权的“选择范围”中，你让那些18岁左右、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尚无可靠的对经济学理论辨别能力的大学生们如何“自由选择”？说这样的“选择”是“自由的”，不过是自欺欺人，你杨先生信，我不信。
第二，关于“经济人”假设。针对刘国光对“经济人”假设的质疑，杨先生高呼：经济人假设“能减少一些道德上的虚伪”，“能证明非人格化自发秩序之存在”，具有“反神学的涵义”，“它强调‘自利’倾向的‘利他’和‘公益’后果”，等等。
我认为杨文的申辩误读了刘国光的质疑，显得既不宽容，又有点滑稽：（1）刘国光说：“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请注意文中“不变的”三个字，刘国光所质疑的“经济人”假设，是针对那种把自私自利“永恒化”和“绝对化”的浅薄，并没有否认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作为人性抽象的现实性。（2）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把人性看作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杨先生唠唠叨叨的道德高低实在是扯不上边。因此，杨先生津津乐道的道德“高尚”呀、“虚伪”呀，只不过是在自说自话、自娱自乐。（3）在我看来，刘国光对“永恒化”人性的怀疑，恰恰具有“反神学”的意义——主流经济学将自私自利“永恒化”的经济人假设，难道不是已经成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许多人的一种“神学”了吗？（4）如果说经济人假设“强调‘自利’倾向的‘利他’和‘公益’后果”，那么刘国光的质疑也不过是强调了一下自利倾向的“负面后果”。只准强调自私自利的“正面后果”，不准说自私自利的“负面后果”——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杨先生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有关“经济人”假设的问题，刘国光并未展开分析，我本应多说几句。对此我将另写专文讨论，这里不再展开。
第三，关于私有制的问题。针对刘国光对私有制的看法，杨文大谈私有制的伟大意义，并强调：“如果不能预期占有和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也就失去了维持生命的正当手段。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可以随便被他人占有，那么他距离被奴役的状态实际上没有超过一公尺”； “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人的生存权”；“人类找不出一种比确保私有财产权利更好的制度安排，来增强每个人基于自主意识的责任感”；云云。
在我看来，杨先生对刘国光的以上批评，显然是文不对题：（1）如果要为私有制辩护，我建议最好不要拿“劳动成果被他人占有”说事。杨文拿这一条为私有制辩护，实在有点提虚劲，甚至是在给私有制抹黑、帮倒忙。劳动阶级的劳动成果为什么能被他人占有？这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到底有何关系？为了节省编辑、读者以及我本人的“交易费用”，我就不再重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了，建议杨先生好好读一下《资本论》。（2）公允地说，在现阶段生产力的水平下，我们的确还找不到比私有产权更好的制度安排。但不能由此断定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安排（老实说，我从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选择）。杨文断定人类永远找不出一种比“确保私有财产权利更好的制度安排”，如此“致命的自负”，如此非历史的鼠目寸光，难道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有的科学态度吗？其实，刘国光批评的正是这样的“致命的自负”，由此看来，杨先生对私有制的迷信，的确值得好好反省一下。（3）“私产入宪”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依据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展开的必然性，然而新自由主义却硬要把“私产入宪”的必要性与保护穷人的权利合二为一，殊不知“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诚然，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社会的使命，保护和发展“合法的私有财产”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但是，杨先生实在没有必要用“保护人的生存权”来为私有制提供理论合法性。这种做法既不客观，也不科学。“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杨先生想从人权的境界为私有制增加道德上的海拔高度，其用心固然良苦，但恐怕只能是徒劳的。
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杨先生：你对刘国光的批评以《混淆了目标与手段的做法不可取》为标题，可是拜读完你的大作后，我依然不知刘国光老师到底混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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